试谈声乐

试谈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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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G# n% R; Y0 A2 u# l　　音乐本是不限于民族的，但又最能表现民族的情绪；器乐部分更是无界限的，尽管言路不通，文化相殊，沟通人与人的情感是没有比它再直接的工具了。声器（乐）与器乐就有不同之处，它倚傍着语言文字，同时也就被限制于语言文字了。语言文字是有界限的，中国文字的组成又大不同于欧西各国，无论是在声韵方面或语调方面都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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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永言”这句老话，就是说把语言艺术化，辅助语言表达情感的不足。反过来也就是说，虽唱歌亦不能失其为语言，故声乐的作者必须要首先注重语言文字，而中国的作歌曲者犹应明了中国的语言文字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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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器乐曲同声乐曲最大的不同点是：器乐无限制，声乐有限制：一、器乐音域广，在作曲亦可广为应用；声乐就不然了，要顾到歌唱者的嗓子，音域就不能像写器乐曲那样用得广了。二、歌词往往是别人做的，你得费一番功夫去了解别人，也就被限制于别人的意思中了；聪明有学识的作曲家是要深切地了解作歌词的感情与用意，同时不失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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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代，在中国，一切艺术都在嬗变，音乐更是需要变。如何变？变成什么形态？这廿年中显然仍是个黑暗苦闷时期。追踪历史，中国古代不是没有音乐，是脱了节；为什么脱了节呢？要归之于中国人一贯的无系统无发展的大不在乎精神。在记谱方面，不详细，不科学。不要说我们后人来看不懂，当时亦不过略具轮廓，教授者，学习者一切技术纯出于接受衣钵的姿态。理论方面更是虚无飘渺，虽有高深的哲学背景——儒门的中心和平，道家的淡远——却没有一个像样子的科学的整理同发展，所以我们的音乐要想从书本中得到现成的遗产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最简便的途径，当然是整个运输洋货，洋货的确是发展得近乎完整。学习者只要不太笨，摆点功夫与时间在上面就可以生堂入室了——。可是学出来，学到最高点还是别人的。当然，目前整个危机——这两个字并不用得过份——不仅仅是音乐，艺术，而是整个文化在走极端。一派是抱了十三经来治平天下，一派则完全推翻自己，尽力模仿人家，也就是等于文化缴械了。艺术是民族的灵魂，如今我们的灵魂呢？要不是超时间飞到秦汉以前，就是超地域飞到欧西去了。为什么要如此？无非是：搬古董有高深的哲学理论，说来动人，可以叫人摸不着边际，听来庶几是太有道理。搬洋货可以不卖力的见到成绩。然而目前我们都不需要这些，必得要有一条新路子走，不是古人已走的，也不是洋人正在走的。这新路子是先要检讨我们的历史，测量我们的土地，了解我们的优点同缺点，然后慢慢的开起路来。

定和自小就沉醉于西洋音乐，到了一个时期，忽然感到古今中外的种种不调和，感到时代的烦闷，知道舶来品用起来固然方便，可是国家的经济和前途是将要崩溃了。他似乎在寻找什么，在各个朝代中，在民间，在千头万绪中寻找他所要的材料。五六年来一直傍着一个管弦乐团同一个国乐团。为了作器乐曲，整天寻找各乐器的音色特点与奏法的同异处。为了作声乐曲，他从民歌，地方剧，昆曲，宗教的赞诵，诗词的吟咏，劳动者的哼呵，小贩的叫卖，饥饿疾病者的呻吟，以及一切大自然的生息——如关怀于一只鸣夜的秋虫，凝神于一只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的啼鹃。在后方，食不饱，衣不周，睡在一个幽暗的大集团的房间里，他能完全忘掉物质生活的一切，整个把精神如一个宗教徒似的寄托于另一理想中，孜孜于吸收，创作。一般人听到他的作品，都说他是天才作家，我却反对，天才的条件应是除去本能外还须加上音乐的好环境，他生长于当今的中国，绝不是“骄子”，而是个苦力的音乐家，正在这里不断的垦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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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 s/ @( z8 V( }　　这次演奏会是他作品中声乐曲的一部分，就这些歌曲而论，的确是在一样样试验他的新路子；例如：《大潜山合唱》同《我要问句话》就富有民歌情绪，民歌特色在以简单浑朴的词句，旋律同节奏来表现出浓厚的情感，表现出时代同地方的背景；在作曲方面，须有深入浅出的修养。《求你晚一点动手》充分表露哥萨克人浪漫色彩，是作者留心于边疆民歌所得到的效果。《比翼鸟》是纯以西洋作曲技巧来描绘，听此曲时似乎是顽皮淘气的邱比得进入幽翠明媚的仙岛，令人喜爱，却又有点抓不到丝毫现实的抑郁。《德米特里》有渗合中西作曲的技巧，情调怨哀，亲切，令人不忍卒听。其中有不少纯抗战歌曲都偏重在民族情绪同气魄方面，词句或有微嫌八股与不接近艺术处，这些都无关紧要，作曲者都可以补其不足的。

　　定和现在是到了“不择细流”的时期，我希望他慢一点成功，慢一点定型，拉长吸收的阶段，让中国的新音乐的根芽培养得厚重些。

　　一九三六.八.廿日（编者注：张充和先生该篇发表时间应该是1946年，作者所注时间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