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国家都以具有音乐才能著称。斯拉夫音乐家,尤其是俄罗斯、捷克与波兰音乐家构成了民族乐派的中坚。而这又与下列因素密不可分:1812年,俄罗斯打退了拿破仑的入侵。胜利激发了人民的自我意识和对自身文化的兴趣,彼得大帝时代以来的简单借鉴与模仿让位于具有独特性的改造与创造。捷克、波兰等其他斯拉夫国家,也都不遗余力地强调本民族的特质,营建自己的艺术,凸显自身的存在与价值,服务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l% o# K% B: O ~/ N
" c1 O# O& k4 i% o! J! S 斯拉夫作曲家们以多种方式表现他们的民族主义:或以本民族的歌曲和舞曲作为音乐基础(如肖邦用马祖卡、德沃夏克用斯拉夫舞曲);或以本国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英雄事迹、自然风光为描绘对象,创作交响诗、歌剧(柴可夫斯基的《1812庄严序曲》,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斯美塔那的交响诗《伏尔塔瓦河》);或为本国有影响的作家、诗人的作品编配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等)。 ' q" e+ E+ H0 u6 o t7 h. \; G/ i . s) H# c$ U! p# l% C! p “俄罗斯音乐之父”的崇高地位使格林卡毫无疑问地位于画面的中心。当俄罗斯人为文学领域出现了民族代表普希金、果戈里而深感自豪的时候,他在意大利、奥地利、德国游学,研究欧洲音乐。研究越深入,希望成为民族音乐家的使命感越强烈。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斯拉夫作曲家身上是很普遍的。回国后,格林卡决心要创作出真正的俄罗斯音乐。在音乐领域德、奥、法作品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他潜心钻研民间音乐,用以在作品中表现俄罗斯人的形象和性格。他说过:“创作音乐的是人民,而我们作曲家只不过把它变成曲子而已。”这一极具民主主义色彩的论断影响甚广。 , r% H- L* e; a) z$ I9 K; ~* |& e3 A; _' c" Q u
普希金的老师茹科夫斯基把伊万?苏萨宁的事迹作为题材推荐给格林卡进行歌剧创作。伊万?苏萨宁是17世纪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农民。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与安全,他把敌人带入密林,并与之同归于尽。1836年11月27日,歌剧《伊万?苏萨宁》在彼得堡首演。大幕打开后,观众看到的是俄罗斯的乡村景色,听到的是蕴含俄罗斯民间音乐韵味的旋律和用俄语演唱的咏叹调和宣叙调。而最主要的是,歌剧首次表现了俄罗斯人的情怀与精神。格林卡以此开启了俄罗斯音乐时期。俄罗斯音乐史上的众多“第一”都与他的创作紧密相联。他的《卡玛琳斯卡娅幻想曲》,创造性把俄罗斯民歌交响化,成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交响乐作品,奠定了俄罗斯交响乐派繁荣的基础。柴可夫斯基后来说过:所有俄罗斯的交响乐都是从《卡玛琳斯卡娅》中孕育出来的。这不禁使人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强调果戈里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外套》的示范经典作用时说过:我们都来自《外套》。- Q$ G' q p0 j%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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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霍夫希科夫请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施坦来确定入画的人选。鲁宾施坦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和哥哥也安排进了画中。当然,他俩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说格林卡以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为俄罗斯音乐学派奠基的话,那么鲁宾施坦兄弟则以创建音乐学院、通过人才培养和理论的研究与积累推动俄罗斯音乐学派的成长壮大。兄弟俩都在欧洲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深知理论的重要性。1859年,哥哥安东创立了俄罗斯音乐协会,下设音乐班。1862年,又以此为基础,创建了彼得堡音乐学院。尽管与斯拉夫国家音乐学院中最早的一所——捷克布拉格音乐学院相比,晚了半个多世纪,但发展迅速。四年后,弟弟尼古拉创建了莫斯科音乐学院。两所院校为提高俄罗斯专业音乐文化水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画上侧身对着观众在与格林卡交谈的,是俄罗斯“泛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的代表和领军人物巴拉基列夫。他属于神童型音乐家,在民间这所“音乐大学”中成长。偏重实际而不太重视理论的习惯也由此养成。1855年底,18岁的他为格林卡弹奏《伊万?苏萨宁》主题幻想曲。音乐泰斗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甚至把他视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格林卡去世后,巴拉基列夫果然成为其最重要的继承者。与此同时,有四位作曲家:鲍罗廷、居伊、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卡萨科夫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同样天赋超群,才华横溢,也同样没有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各自的职业分别是医学-化学家、工程兵军官、陆军军官、海军军官。因此也被包括鲁宾施坦兄弟在内的学院派们视为“业余”。但他们的成就和影响又是有目共睹的。像格林卡一样,他们为创造俄罗斯音乐不懈努力,从民间音乐这口深井中汲取养料。俄罗斯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历史事件、自然风光既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也是他们作品表现的对象。他们自称“民族乐派”。著名评论家斯塔索夫对他们高度赞赏,称之为“尽管数量不多,但强大有力的一群人”。汉语译成“强力集团”, 约定成俗。他们是格林卡之后代表8 K' n5 Z* s$ I$ j& o; P
( B7 R: Q) S! P0 m; K! o* M7 O$ N 俄罗斯音乐的又一高峰。 ; O# V3 H, m- \. J2 S y2 F( }; r4 p) s
令人有些不解的是,鲁宾施坦没有把柴可夫斯基列入描绘名单,尽管作为老师的他非常了解柴氏的才华与成就。1871年时,柴可夫斯基已经写出了《第一交响曲》,歌剧《市长》《妖女》,序曲《罗密欧与茱丽叶》和《第一弦乐四重奏》。而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曾使列夫?托尔斯泰潸然泪下,因为他在里面听到了“俄罗斯人民内心的呻吟”。虽然柴可夫斯基没有入画,但他在斯拉夫作曲家行列里的重要性,是毋容置疑的。画作完成四年后,柴可夫斯基创作了《斯拉夫进行曲》,献给巴尔干斯拉夫人民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战斗。首演由尼古拉?鲁宾施坦指挥。一曲终了,掌声雷动,听众们要求乐队再演奏一遍。一贯从西方视角居高临下的欧洲音乐史论家也由衷地承认柴可夫斯基是俄国“第一个完全成熟的‘专业’作曲家”。而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一如后来游走西方的拉赫玛尼诺夫,尽管声誉如日中天,但最珍惜的还是“俄罗斯作曲家”这一身份。柴可夫斯基说过:“创作时,我是我生活和活动所在的那一时代和那一国度的教育、环境和特点所造就的那样一个人。”这段话很好地阐明了时代、艺术家和艺术创作三者的关系。与“强力集团”相比,柴可夫斯基更注重理论,并不“摒弃外来影响”,相反,自觉地从外国音乐流派中汲取养料。而与鲁宾施坦兄弟为代表的学院派相比,柴可夫斯基重视民间音乐的价值,在自己的创作中大量运用民间音乐的素材。可以说,他结合了两者之长。如果把柴可夫斯基和“强力集团”作品中的民族性相比较的话,则各具特色:“强力集团”常常直接以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作为创作的源泉和反映的对象,其民族性有一种外在的特点。而柴氏音乐的题材更加广泛,民族性更多是沉浸在旋律里面的。 ' b8 b' ? Y) E ) M- |5 G8 P2 E( z/ L7 D; T 对于捷克和波兰两个民族而言,在那个时代,音乐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音乐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