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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践耳:将“山歌”献给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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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m s5 Z% | z6 `: T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谱写这段深情宽广音乐的人走了。昨天,上海交响乐团确认,我国杰出的音乐艺术家、原上海市文联主席朱践耳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享年95岁。根据朱老遗愿,不开追悼会,家中不设灵堂,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 \+ E6 m M+ g5 k" F5 x
! {- i4 f. _1 k o 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作曲家,朱践耳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英雄的诗篇》 之所以动人,因为它歌颂的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艺术家,朱践耳23岁加入新四军,从此开始跟随革命理想、与人民同行的人生,注定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深情音乐,能从他的笔下流淌进一代又一代人民心中。此外,他不仅为《接过雷锋的枪》谱曲,还写下了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接过雷锋的枪,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学习他,对人民无限忠诚……学习他,为祖国献出青春。”9 ?0 o' d* U0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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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革命理想写歌,也以一生回报祖国4 g. x2 m; r5 [7 e8 e
; _) L- n7 |- _+ o+ N t9 L, h 朱践耳1922年生于天津,原名荣实,字朴臣。青少年时期的苦难,并未磨去他心头对理想的憧憬。那个年代少有偶像,朱践耳却早早地对聂耳的作品情有独钟。他如今广为人知的名字“朱践耳”就是为偶像而改,寓意“践行聂耳的道路”。他曾说:“只要他的作品出来,我马上要买来。1935年,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海滨不幸溺水身亡。我知道这个情况后,觉得非常可惜,聂耳若活着,一定是非常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F, _# W8 l1 \. [! I& \% I/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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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聂耳那样,为救国图存谱曲,为人民呐喊,是朱践耳此后始终不改的理想。1 l, B3 @* J2 N3 V+ {: z
" t5 I. }+ L& ~) ?2 D5 W& W 1945年,朱践耳加入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1947年担任华东军区文工团乐队队长兼指挥,在此期间创作了《打得好》等传遍部队的军乐曲。《打得好》问世后,战士们士气高涨,打到哪里歌就唱到哪里。1959年留学前苏联期间,他在遥远的莫斯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岁生日写下《节日序曲》。毕业作品,他也以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为题材,选用了《清平乐-六盘山》《西江月-井冈山》《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以及七律诗《长征》五首毛泽东诗词配乐写歌,组成五个乐章的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 W0 \1 x% v* _: g+ d) B- Y2 K
6 k/ n6 m/ @1 N0 J( m 1960年,朱践耳学成归国。不久后,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他根据《雷锋日记》里的一阕短诗,仅用了半个小时便谱成了曲,定名《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层次丰富、情真意切的曲子经由才旦卓玛的演唱广播后,在中华大地引起热烈反响,至今仍在人民中传唱。同一时期,他还为《接过雷锋的枪》谱曲并作词,为千千万万个与雷锋拥有相同理想的青年人鼓舞士气。1 h0 m% i/ R) g: _" q, J
, T! n! c. s" l; C& {' ` 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告诉记者,201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英雄的诗篇》重返舞台演出,“那一晚,已经93岁高龄的朱老格外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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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革命理想写歌,也以一生回报祖国。这些年,上海交响乐团的后生晚辈是朱老家中最常见的客人。团长周平回忆:“老人每一次都悉心准备,他拿出报纸、音乐期刊,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感悟。我们一到,就开始讨论创作。”仅有几次谈话与音乐无关。他嘱咐上交的人,自己身后不办追悼会,家中不设灵堂,遗体捐献国家。! v7 M, w$ j6 G, k%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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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身上看得到一种浓浓的为人民而创作的情怀”% B4 k6 b/ m2 F
) ^! z7 |! ]8 U6 `/ v0 g: d 在陈燮阳眼里,朱践耳是前辈也是音乐诤友,“从他身上,看得到一种浓浓的为人民而创作的情怀,让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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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1 x8 t+ K 这种人民情怀,写在朱践耳音乐道路的每一步中。正是他去西南、去村寨,与人民生活在一起,才谱出了风格各异的民族交响。陈燮阳对朱践耳的创作如数家珍:“《第六交响曲》中,他把民歌的原始录音直接植入交响乐;《第八交响乐》是‘二人交响曲’,只用一把大提琴和一件打击乐器,就用交响乐的手法曲式谱了出来;《第十交响曲》中,他将最具民族神韵的古琴和京剧吟唱与现代作曲技法熔于一炉。”朱践耳曾说,中国人作曲有优势,那就是我们的文化背景、音乐传统非常深厚。中国语言本身就很音乐化。音乐本身就是人民创造的,后来慢慢走向专业化,走向精细甚至高级。他现在所做的,是回到了本原,也就是保留音乐的朴素美、自然美、内心美、深层美,还它远古的、历史的、原来的面貌。那些原始的记谱是歌唱家、演奏家模仿不出的,是非常神奇的。/ A/ |! _2 ?5 a t* Y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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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人民的知音。”上海音乐家协会的曹畏记得,1982年《黔岭素描》在“上海之春”首演,朱践耳在后台被一位少数民族听众拉住,“我们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朱老后来告诉曹畏:“1981年,我去贵阳观摩‘苗岭音乐节’,而后前往黔东南的山区生活了一个多月,亲历了他们的生活风情,我惊喜地发现少数民族的音乐中充满了十二音,使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和震撼,好似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朱老把《黔岭素描》比喻成“用音乐的刻刀刻画成的一组单色木刻”,这般对多调性、侗族特殊调式与非三度叠置和弦的运用,在当时既标新立异,又返璞归真。( ]/ T) }4 @) M0 P6 a8 M
- |( I( Q. e( T' w1 }, ] 朱践耳那次深入黔东南的采风适逢春节前夕,苗家人热情端出的土菜让花甲之年的朱践耳肠胃不适,上吐下泻外加高烧不退,折腾了许久。但那次深入生活,他带回了《纳西一奇》。“朱老的创新,是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民间音乐传统为创作根基的,同时结合新的创作技法。”周平说,朱践耳在一次次去云贵、去西藏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民间音乐五彩斑斓的个性,“并从中悟出,其实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跟西方现代派音乐很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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