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U3 ?; h. L9 S) K9 Y 逸闻趣事如此之多,会不会淹没分析呢?展开切利尼的故事之前,丹纳说道:“我想把这些特性集中起来,让你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而非抽象的观念,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人……凡是促成意大利文艺复兴,一面为害社会一面产生艺术的要素,可以说被贝韦努托-切利尼概括尽了。”这段话里的“这些特性”指的是意大利风声鹤唳的政治局势,以及杰出人物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激发出来的各种潜能。显然,丹纳并不企图把这些人物、事件戏剧化,而是让它们充当桥梁的角色,借此将读者引往他论述的实质内容。换言之,它们有助于提供论据、传达思想。这部著作中所有的故事都是以此为目的而精心选择的。
说艺术根植于民族土壤" G7 w6 D5 \8 G8 p+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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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分辨这种做法是否可取,需要仔细观察丹纳的叙述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2 E$ I4 @, Q% Z7 d) Q
& o N. w+ } O7 x 第二部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分成六章,第一章综述“意大利绘画的特征”;接着,丹纳说道,“按照我们的方法,现在需要认识产生作品的环境”,因此第二章就是对“基本形势”的分析,即考察意大利文艺复兴何以产生大批天才的要素;其余几章皆为“次要形势”,结合选取的代表人物的特质去挖掘意大利艺术的特色,比如上述的切利尼。所谓“按照我们的方法”,就是丹纳在第一部分里回答“艺术品的本质及其产生”所指出的: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 V _- a b9 o% W3 p$ Q9 B$ ~9 }& @# z" `; d$ Z( B9 h
以此观之,“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绝非偶然的巧合,而的确是环境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通过人事的扰攘动荡,通过个人的独创与无法预料的表现,决定艺术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丹纳把这种方法继续应用在他对尼德兰和希腊艺术的阐述之中。尼德兰的艺术之花与民族的生活相连,生根在民族性里面。按照植物的本性和后天的结构,经过树液的长期与深刻的酝酿,才开放出来。对于希腊人来说,表现人体是一种全民性的艺术,凸显风俗习惯与民族精神。因为种族的不同,艺术品位也不同,日耳曼民族更纯朴,拉丁人则更精致;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意大利讴歌人体的力或美,尼德兰画家的笔端则大多是丑陋的现实折射的扭曲肉体; 因为时代的不同,希腊雕塑显得端庄肃穆,而近代艺术却难以拥有如此纯净的气质。5 V/ h+ L) m, h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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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述,构成了丹纳艺术哲学的核心,也奠定了他学术地位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丹纳的三要素说有其历史渊源。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有规律可循。丹纳在授课中再三强调,“作品与环境必然完全相符”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不论什么时代,艺术品都是按照这条规律产生的”;19世纪是哲学的世纪。丹纳早年深受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后来又常常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出发研究美和艺术;19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现在很多历史学家都确认“民族国家”是19世纪的重大发明,民族主义意识的空前高涨让人们格外关注民族性,并倾向于将很多问题与之相系。每个国家的艺术必然根植于独特的民族土壤,丹纳比他人更清晰地认知了这一点。 1 g7 [, G" H9 k. D8 o: m N" O8 g; K! v/ j- E- H' \8 p
丹纳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把种族、时代和环境三要素说发展成了一个缜密又完整的体系,就此夯实了历史文化学派的地基。1866年,左拉将丹纳喻作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电报和铁路”,可见丹纳的重要性,他的影响力跨越了国界,丹麦的勃兰兑斯、意大利的桑克蒂斯和西班牙的阿左林等人都是他的后继者。他的影响力也持续到了20世纪。我们知道,20世纪上半叶,王国维、鲁迅、蔡元培等中国学人大力倡导“美术”,希望在中国掀起文艺复兴的运动。1913年,鲁迅先生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道:“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其保存。”这就是肯定了艺术对历史文化的反馈与贡献。
( M7 K9 Y, I. i) s: l3 K9 F 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里还说过:“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人与书的邂逅,人与人的相惜,冥冥中总有一线牵连。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不但朝夕不曾更改,了解之真切更步步加深,终至于将对方的思想与理念融入自己的骨里。傅先生对丹纳的深切领悟不仅见于他悉心精准的译作,更进一步以反哺的形式予世界以大美。9 K5 V6 _- {- ^2 l8 r
- h; D- Y7 \9 c3 o+ P. f. }% l8 i 20世纪初叶,中国赴欧攻读或者选修艺术史的人相当多,傅雷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想必就是在这段时间,丹纳进入他的视界。1931年,傅雷先生由法归返,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美术史课与法文课。傅雷授课的教材也是他自撰的讲稿,这就是后来时隔半个世纪方才付梓问世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以下简称《二十讲》)。 6 n, k$ ]; x/ N' ^0 a. C( r) x- t; b% a, h* G! O. J
《二十讲》自序有言:“尝以为研究西洋美术,乃借触类旁通之功为创造中国新艺术之准备……”傅雷列举拉斐尔、莫里哀、陶潜、但丁,言其“形格势禁”,彼此“事理、环境、民族性之不容也”,“此研究西洋艺术所不可不知者一”。这个思想的源流,当取一瓢于丹纳无疑。细点《二十讲》之目录,大半阐述文艺复兴,尤对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投注了明显的偏好,或亦与《艺术哲学》的意趣有涉。 / u2 q' T# _6 V7 Q 9 b& i4 F" t2 E* u 展卷阅览《二十讲》,气息与《艺术哲学》相仿佛,笔触细腻,情感真挚,却又不尽相同。凡二十讲,虽以人物列题,绝不拘泥于一幅作品或一位艺术家,而是将之归于其产生的具体环境中加以分析,这就使得这本薄薄的册子显出宏阔的气象,涵盖了许多的社会、历史因素,意义更加丰富。傅雷点明《二十讲》之写作取向,曰:“亦有涉及时代与环境,明艺术发生之因果也,历史叙述,理论阐发,兼顾并重,示研究工作之重要也”,私以为,这或可看作傅雷推崇丹纳之最大缘由。 . u+ r8 r4 \9 c7 y% F, ~" y9 K4 z% i
这是丹纳赠予傅雷的“玫瑰”,而我们在读它们时总能嗅到余香。更妙的是,傅雷灵活地摘除了玫瑰上的刺。他避免了丹纳理论的机械化,不去深究普遍的规律性,不以绝对化的口吻凌人。审美的愉悦,还艺术以最可人的面貌。我闻到了“富有朝气的、快乐的、天真的、活生生的,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由自在,像清冽的空气一般新鲜”(《傅雷家书》)的希腊式的古典主义味道。尽管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民族个性或地方色彩,人们对于美发乎本心的感知,终究会让艺术成为人类共同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