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音乐永恒

惟有音乐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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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践耳先生走了!

　　出远门前，他已将身后事，一一嘱托老伴舒群：“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举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遗体捐献医学院。”这寥寥数语的“讣告”，昭示了践耳先生的澄明之境，世间的一切生死荣辱，顿作一缕清风，飘忽而逝。

　　这个世界，许多生灵忙着来，许多亡灵忙着去，来的原来都没有名字，去的，能留下名字的也只是极少数。可人们相信，音乐史上，一定会留下践耳先生的名字。

2 I0 m* A6 m5 d# [7 ^3 e　　斯人已远去，音容存记忆，音乐却永恒。践耳先生的音乐遗产，成了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活在人们心中。他的作品，有口皆碑的艺品与人品，已化作一座无言的墓碑。

　　还有什么比音乐活在人们心里更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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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中国作曲家中，朱践耳留下这么多优秀作品，无人能出其右。”这是指挥演出并录制了朱践耳所有交响作品的陈燮阳对他的评价。在音乐界，践耳先生的音乐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了真诚的认可。

　　七十年的创作生涯，践耳先生创作了大量作品，题材涉猎非常广泛。在每个重要音乐领域，他都留下了成功的记录。如管弦乐《节日序曲》、交响合唱组曲《英雄的诗篇》《交响幻想曲》《黔岭素描》《纳西一奇》、唢呐协奏曲《天乐》、民乐合奏《翻身的日子》、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清晰的记忆》及电影音乐《在烈火中永生》等。尤其是在60岁后的20年间，践耳先生天马行空，“创作荷尔蒙”再度喷发，完成了创作上的转型，写出了10部交响曲。

% q  v3 F# X6 X0 [) S. a　　中国有庞大的作曲家群体，可真正的交响乐作曲家屈指可数。践耳先生是这个时代精英中的精英。一个音乐人要在美学观念、历史人文观与现代及先锋作曲技法上，实现极富挑战的自我跨越，已实属不易；践耳先生以逾花甲之年作这样的跨越，更令人钦佩。虽然我们在交响乐领域迄今还没出现国际公认的音乐大师，但践耳先生是改变中国乐坛现状的先驱者之一。

  Y. ?! U' k3 l' C  ~　　国际同行曾批评中国作曲家，“只借用了西方交响乐的空壳，而没有掌握内在的逻辑与和声的本质，说他们没有领会交响艺术的精髓并不过分”。说白了，就是交响思维仍停留在肤浅的单线条平面思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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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 R3 o7 U3 X　　践耳先生不然。他将中国元素合理巧妙地消化、吸收、拆解、创新，并用浪漫乐派、现代乐派乃至先锋派的西方音乐技法，使之成为一种国际音乐语言。这种独特音乐语言，与当今中国的主流音乐有所不同，音乐中丰富的情感表达，都来自他对民间音乐的汲取和研究。这位旋律大师，在配器、音乐调色方面，有着独到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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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s) A' }- b& {" ?6 a　　践耳先生思维前卫，他怀着极大兴趣，做各种新的尝试，寻找新的突破。“不断修正以往不足，将它转化为进一步的新探索，使每一部新作都成为一个新的自我”。

　　面对俄罗斯民族乐派成功地将本国音乐推向世界的经验，践耳先生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今天中国怎么做”这一命题，即一个非西方血统的作曲家，如何在利用西方音乐语言创作的同时，又不失去本民族和文化的个性，建立自己的音乐风格。践耳先生称之为“慎终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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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岁学吹打”，却创造了音乐史上一个传奇。他完成了创作上的美学转型，从传统乐派跨入了现代乐派行列；在交响乐的创作理念、母语运用与现代及先锋技法结合上，他成为具有现代意识和鲜明的民族气质的一代大家。他为中国乐界，提供了一部鲜活的音乐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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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Z4 ~! m- u　　2 音乐家这个群体中，有人行为乖张，随心而为；有人张狂傲慢，喜怒无常；有人目空一切，不近人情。其音乐中所表现出高尚人格力量，与现实中的人性人格，完全两码事。而践耳先生不“奇葩”，不另类，是个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他一生谦卑低调，与世无争，也不善于自我包装与推销。他从不恃才傲物、唯我独尊。

6 Y6 ]6 v- l1 ~　　践耳先生九十岁那年，我到瑞金南路他家拜访。见我到来，耄耋老者才缓身离开了书桌。那段时间，他终日伏案，一笔一画在爬格子。“我的时间不多了，正在写创作回忆录呢!”他拿起厚厚一叠书稿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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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惊诧。风烛残年了，生命依旧在燃烧。我问他为何不找个助手，践耳先生叹了口气，难哪，这个人必须是懂我音乐，喜欢我音乐的人。孰料几年后，践耳先生就托陈燮阳转赠与我《创作回忆录》签名本。我深为感慨，践耳先生留下的不是书，而是七十年的创作思想。

　　在《创作回忆录》中，我看到他从灵魂深处，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剖析：“自己趋时跟风，裹挟进滚滚浊浪中，变成一台音符打字机。”“我反思这一生，则是从革命梦和交响梦之间，不断地来回徘徊，相互交替……”

在受金钱与利益驱使的当下，作曲家是孤独和脆弱的，作品首演后即被尘封的事屡见不鲜。践耳先生也没能幸免———他创作的10部交响曲，除由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悉数首演外，很少有乐团在音乐会上重新演奏。时任上交音乐总监的陈燮阳对践耳的艰难转型予以全力支持，后来还为他录制出版了全部交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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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p& ~$ Y1 P　　去年5月，上海为践耳先生举办作品专场音乐会。正在住院的践耳先生得知消息后，竟然辗转反侧，一夜未眠，他在想答谢词。第二天晚上音乐会结束后，践耳先生颤颤巍巍走上台，半天说出了一句话：“感谢上海交响乐团拯救了我。”这发自内心的一幕，现场观众无不动容。事后，他老伴舒群告诉我，整整一夜，他绞尽脑汁，才想出最贴切的这么两个字：“拯救”!

' P* }; u9 d7 R. x( A　　3 践耳先生的建树是多方面的。除交响乐创作的杰出成就外，他早期的声乐作品，有些已成为历史的经典，留下了无法复制的“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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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u* @* H0 R$ B　　在践耳先生的声乐作品中，朴素、真挚、洗练、优美，成了最显著的特征。创作于1963年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及1981年写的《清晰的记忆》两支歌，其音乐力量，形同姊妹篇。尽管诞生在特殊历史时期，但它以艺术的真情流露，打动了亿万民众的心，影响了中国歌坛，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还是才旦卓玛、李双江、方琼、廖昌永等歌唱家多次演绎的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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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耳先生告诉我：“《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旋律是一气呵成的。是《雷锋日记》感动了我。那时，报上刊出整整两版《雷锋日记》，诗意化的歌词，引起了我的共鸣，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在决定写后，我一边哼，一边写，脑中的旋律很自然地就往下走，整个创作过程非常流畅。我想，一个人内心深处如果没有受到感染，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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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我反省“六年迷途、十年荒诞压抑、后两年反思”的人生弯路后，他为自己作品划出一条“红线”，即“凡我写的群众歌曲，全都用‘践耳’这一笔名，并不列入作品一览表中。而艺术性作品则用‘朱践耳’全名，并编了作品号，以示区别。”他说：“我的后半生是怀着补过、还债的心情在写作……”

　　这是何等的境界!

( v2 m( o  g3 i) |2 W6 z6 L　　创作转型后的践耳先生，很少再写歌，他不为委约费所动，拒绝创作那种用完就扔的“一次性消费品”，和音乐垃圾、音乐形象工程保持距离。

　　晚年的践耳先生，目光与思维依然前卫，关注着当代音乐的最新发展，并汲取富有生命力的养料。他留下了可贵的创作心得，“多年的创作使我得出一条经验，那就是：作曲家要与人民心贴心；作曲家还要有个性，做到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此可谓‘悟自生活，本于立意，归乎用笔’。”

　　这是一位作曲家的真诚的艺术写照。

　　而今，践耳先生已驾鹤西去，留下的遗言是：

　　至诚至真，乐之灵魂。

　　至精至美，乐之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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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得万一，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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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R9 x5 }3 R7 P2 A2 b　　愿朱践耳先生在他的“交响梦”中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