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然|汪曾祺小说《徙》的教育叙事

"温暖"通常都是汪曾祺小说主线和归宿的前缀儿，偶见的一丝感伤与忧愤很快就会被一种恕德、皮实和乐观轻轻擦去。汪曾祺也强调过:"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1]，"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2]。而稍晚于《受戒》《大淖记事》的《徙》却深刻地代表了汪曾祺小说的另一方向、别种高度。在《徙》里，作家自始至终都没有从焦虑、惊愕中抬起头来，因为话题过于沉重，他没办法说服自己，没办法找到安慰出口，也就没办法向身陷彼种生活境遇的人物投去一个哪怕最浅的微笑。
《徙》写的是"未徙"，小说中充塞着个人行动的挫败，有太多的"价值""重要性""意义"彻底消失，作品主调滑向冰冷，跌入失望。比之情感氛围较为滞重的《八千岁》《陈小手》《天鹅之死》《珠子灯》《八月骄阳》等篇什，其批判力道，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几乎绝无仅有。1981年的中国文学，还大都满足于近时空地对"十年动乱""反右斗争"等进行追剿，"反思"并没有走得太远，甚至刚刚上路。汪曾祺这篇小说没能引来相称的光顾，连同个中尖利的笔墨，幽远的凝思，沉郁的指证都被随意地错过也在情理之中。
小说幕启后，我们最先看到的是高北溟作词的县立第五小学的校歌: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看吾校巍巍峻宇，
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
无女无男教育同。
桃红李白，
芬芳馥郁，
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
乘风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歌词的意思是没有人解释也不需要解释的。"低年级的学生几乎完全不懂它说的是什么。他们只是使劲地唱，并且倾注了全部感情。到了四五年级，就逐渐明白了，因为唱的次数太多，天天就生活在这首歌里……到了六年级，他们才真正理解了这首歌……(毕业典礼上)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唱这支歌了。他们唱得异常庄重，异常激动。玻璃一样的童声高唱起来……唱到'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大家的心里都是酸酸的。眼泪在乌黑的眼睛里发光。"校歌的深意无疑辉映着整篇作品，短短69字气韵生动，虚实相济，起止自在，述学校地缘风物、学理师道，抒爱校、爱乡、爱国之情，在校教诲，离校嘱托，它是一乡子弟的青春简史，是中国学校教育的一个思想范本。
《徙》中写满了汪曾祺的教育向往。他曾在《知识分子的知识化》一文中感慨:"解放后的教育过于急功近利。搞自然科学的只知道埋头于本科，成了科技匠，较之上一代的科学家的清通渊博风流儒雅相去远矣。自然科学界如此，治人文科学者也差不多。"[3] "上一代"中的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是个书法家，"中国的水母之父"周无是现代旧体诗词大家，数学家华罗庚会写散曲，数论专家许宝騄、生物学家崔兰芝是唱昆曲的行家里手……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总有一个"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4]的要求，也就是说他非常留意文学的教育作用。而《徙》中几乎直接写出了他一整套的教育思想。
作品中占用极大篇幅细描的高北溟的从教履历，则更集中地诠释了汪曾祺的教育主张。
首先，教育要"去行政化"，保持一种独立性、纯洁性，不能有太多的外来干预。
小说里，这个县的人事更代，就波及到了县立初中，信心十足、大有作为的校长沈石君，为人师表、难得一遇的好老师高北溟都被排挤走了，再好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没有用武之地了。"五年级有一个学生叫申潜，是现任教育局长的儿子，异常顽劣，上课时常捣乱。有一次他乘高先生回身写黑板时，用弹弓纸弹打人，一弹打在高先生的后脑勺上。高先生勃然大怒，把他训斥了一顿。不想申潜毫不认错，反而着眼睛看着高先生，眼睛里充满鄙视。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高先生从他的眼睛里清清楚楚听得到:'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动一动手指头，你们的饭碗就完蛋!'"如果教育方向由权势、恶俗来支配，那么这种教育就没什么指望了。
其次，教师要思想先进，教书育人，一身正气，有一副古道热肠。
高先生要求"随班走"，他说别人教过的学生让他来教，如垦生荒，重头来起，事倍功半。他要看着、守着他的学生，看到他是不是一月有一月的进步，一年有一年的进步。如同注水入瓶，随时知其深浅。他坚持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当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时常凑在一起谈牌经，评'花榜'，交换庸俗无聊的社会新闻，说猥亵下流的荤笑话"时，"高先生总是正襟危坐，不作一声"，高北溟"教书是认真的。讲课、改作文，郑重其事，一丝不苟"，他的人格境界，他的良苦用心会影响学生一生的立身为人，"先生之泽远矣"!
再次，不能动笔的中国教育是很可怕的，要重视写作，一个能把文章写好的人就能把世间的许多事情做好。
作家干脆借用高北溟的话径直说出"学国文的最终的目的，是把文章写通"。高北溟的做法就是汪曾祺的想法:"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使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只在磨道里转。"如今，中国人在上大学以前会写点儿考场作文，上了大学从国家到个人再也不重视写作，甚至还有会写英语作文不会写汉语作文的尴尬。中国的写作人才一直稀缺，写作成为中国能力的短板，这决不是一个小事情，但始终未能引起我们这个民族的警觉。
我们有过中国最成功的大学西南联大，汪曾祺曾经有幸接受它的精神滴沥。带着一种难掩的、滚烫的使命感，作家借重高北溟这个卓尔不群的形象，申明了自己太多的关于中国教育早日能"徙"的热盼。
《徙》呈现的是中国现代化前夜的景观，作家选择在一座小城展开情节尤其耐人寻味。 "小城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地位是极为尴尬的，因而给人带来的感受也极为痛苦。要是它更近于乡村，顺其自然，浑浑噩噩地过活，即便有痛苦也多是肉身的;要是它更近于都市，趋新逐异，见怪不惊，传统的负担也会轻些。一般来说，没有觉醒，无所谓痛苦;普遍觉醒，也较少痛苦。麻烦的恰在于这少数的觉醒与多数的不觉醒，产生了小城里多数人心安理得的'活在昨天'，而少数人却心有不甘要'活向明天'的矛盾。于是有了大悲哀与大痛苦。"[5]
小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感士不遇赋"，三代"士"的遭遇令人唏嘘。第一代的谈甓渔累考不进，却不失为地方贤达，过着一种物质和精神都相对优渥的生活，只是他的学问后继无人;第二代的高北溟在最有雄心、最有才华的年纪遇到"停了科举"的当头棒喝，任教后常受排挤难以施展，他"刻印谈老师诗文""为高雪谋个好的前途"这两桩夙愿都没能实现;第三代的高雪学业道断，才貌超群的她生就了翅膀，却没有机会高飞，最后竟困守小城抑郁而死，抱恨终生。更使人扼腕的是，我们分明感到了他们的人生际遇逐代下降、走向凄冷的趋势。
晚年的汪曾祺说过"重读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6] ，我"对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 [7]。小城与时代积习的封锁、社会认知的固执、个体命运的逼仄、人物性格的局限，对人物形成了悲剧合围，足以使他们的一切抵抗，都变成煎熬、徒劳和绝望。小说中的几个读书人都是小百姓，都无野心、无恶念，他们的要求丝毫也不过分，却仍然不能获得任何支持只能坐等失败。
关于《徙》，时至当下，我们依然没有特别匹配的关注，最奇怪的是在专门谈论汪曾祺小说悲剧意识的文字里也很少提及。要知道，小说中让人物冲撞不出、伤痕累累的那些困局，纵使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同样也难以挣脱。对于《徙》，我们应该重视，中国教育也应该重视，这并非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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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1月版，第95页。
[2]汪曾祺:《关于〈受戒〉》，《汪曾祺全集》第6卷，第340页。
[3] 汪曾祺:《知识分子的知识化》，《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463页。
[4][6] 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163页。
[5] 熊家良:《"犹睡"的小城与觉醒者的永恒冲撞》，《名作欣赏》2007年第7期，第54页。
[7] 汪曾祺:《捡石子儿(代序)》，《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