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日本认为一招便可征服中国

1937年岁末，日军打到南京中山陵，发出了如是感叹：
从远古尧舜开始，拥有四千多年历史的世界第一大国，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七七事变前日本认为一招便可征服中国

这类感叹在日本兵东史郎《东史郎日记》中记录详细。应该说，日本军人的文化程度大多不低，起码都达到了高中水平。他们竟也知道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和他的政治主张。为孙中山死后，“世界第一大族”命运多舛而慨叹不已。
侵略者的慨叹，即便是鳄鱼的眼泪，也有使“被食者”反思的价值。
史料显示，南京沦陷前夕，中国军队还有9万多残兵滞留城内，他们和逃不出城的几十万市民一起，在大祸来临时，基本上都采取了“走”与“躲”的策略，士兵们丢掉武器换上便装，进入难民区躲藏或混入难民流中，准备随时出城。几乎没有人想到有组织地主动抵抗日军的侵入。
市民们的表现，是更加的无助、恐慌和不知所措。他们躲在家中关紧大门，对于大敌压境，他们感到无可奈何，祈祷能躲避灾祸的降临。甚至有人幻想着“接受日军”可能会保住身家性命，更有一些市民怀着对战争麻木的情绪，认为战争与他们无关，认为只要自己没进行什么反日的活动，没与本国军队配合，日军就不会对他们施暴。
但是，他们都错了，日本军队进入南京街道巷里之后，不问情况，见人就杀。他们挨家逐户破门而入“搜查军人”，进门后除杀害开门者外，还要逐屋搜查，见青年壮丁就杀，见妇女就奸淫，不论是白发老妇还是未成年女孩，都逃不过其魔爪。当暴虐行为传遍全城时，南京居民更加恐慌，他们或奔逃、藏身于暗室、床底桌下，极少拼死一搏。
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德国驻南京外交官罗森说：
“日本的行径等于在南京为自己竖起了一根耻辱柱。”
而同时，他的伙伴施佩林，面对滞留在南京的中国国军野战救护队人员，表情凝重地说：“现在敌人占领的，在贵国全面积中，不过百分之几，你们唯一的出路，只有抵抗，否则恐怕要做奴隶！”
施佩林的话，险些一语成谶。我们看南京大屠杀的回放，放眼望去，刀俎之下，满是鱼肉。
“世界第一大族”怎么了，为什么一再成为“弱肉”而被“强食”？
每当回顾南京大屠杀，总令我想起了这个动物：角马。我在本章开头讲了角马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里还遗漏了一个退化的过程：
角马原本是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一种牛。原先和角马生存在一起的狮、虎、豹、狼等都没有角马的个头大，在很多时候还很怕角马。因此，角马凭着个大还能暂时性地威风一下，还时不时接受点馈赠，日子也很是悠闲。而虎、豹、狼虽然个头小，却极其凶猛，经常捕食一些小动物，渐渐地身体强壮了，牙齿锋利了，性情也更加凶猛了，天长日久，对于体形庞大的角马也开始袭击起来。
角马无力阻止昔日小字辈的攻击，就想变成长于奔驰的骏马。但在变化的过程中，又舍不得八字角和八卦蹄，于是变到一半又不变了。最后失去了强壮，保留了笨拙，劣势进一步明显，最终被吞食殆尽。
外患频仍的华夏民族的命运，与角马的悲剧何其相似乃尔。
在发动侵华战争前，一些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军国者认为，对汉民族只要使用屠杀威吓就可以征服，并习惯下来，变成驯顺的奴仆。
对此，他们很容易找到依据——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南下中国，对南方汉民族展开疯狂屠杀。他们在抵抗猛烈的蜀地曾创造“空城”记录，在成都大屠杀中，一次就杀死汉人一百四十万。（注：此记录源自元人历史笔记《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就这样，蒙古铁骑以屠城的方式征服了汉民族，在中国地面上，建立蒙元帝国。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人沿用了这一做法。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一场场屠杀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他们用屠杀征服汉民族，逼汉人剃发。之后，被征服后的汉人，逐渐习惯了女真人的强加辫子，乃至清末革命起，革命党要剪辫子时，有些汉人竟因辫子被剪而自杀发疯。
于是，认准此道的后继者就有了南京大屠杀。目的就是想像从前的游牧民族一样，以屠杀威吓征服汉民族，成为中国新主。
当“屠杀”与“征服”划上等号，那么屠杀就成为“战功”。把中国人杀服了，不仅我们是日本的英雄，而且被征服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后人也像崇拜征服他们的游牧民族首领一样，会拿咱们当“英雄”——怀揣着这样的征服观，南京城里的日军开始大开杀戒。
在这场大屠杀中，日本下层军官的表现尤为“突出”，因为他们“立功心切”。其中有两个下层军官的表现，引世人瞠目。那是同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两个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他们在中国南京的这场大屠杀中，做出了“魔兽级”表现：一人杀了105，另一个杀了106，其“赫赫战功”登上了东京主流报纸《日日新闻》。
在解释杀人动机时，向井敏明坦陈：“颂扬武功，以博女界之羡慕，期能获得佳偶。”杀中国人“建战功”，可以博得本国女性青睐，回国讨个好老婆。
在后来被南京军事法庭处死时，此魔兽站立不跪，还在最后遗言写下“我视死为天命，将日本男儿堂堂之躯化为中国之土”。俨然，自视为一个“壮志未酬”的“英雄”。
现存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有不少来自日本兵的战时日记，这些战时日记虽然偶有个人悲悯，但从军人角度上说，他们对这场屠杀大多并不后悔，甚至理由很充分，就像著名的《东史郎日记》所写的那样：
“中国人抵抗了，那我们就非得打下去不可，就这么回事。没人觉得懊悔，包括我自己在内。”
因为理由充分，又有 “历史经验”，所以他们对屠杀中国人没有丝毫负罪感。用他们的话来说，杀死一个中国人，就像剁死一条鱼，宰掉一头猪。
亲历南京屠杀的岩川达夫，在《有血有肉的大兵》中就这样写到：
“杀掉敌方士兵，对笠原军曹而言，和剖一条鲤鱼没什么两样。”
《东史郎日记》更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而最令屠夫得意的，是被屠者的表现，大多选择不反抗而跪着等死。
在大屠杀的日记中，“引颈就戮”的记录太多了，上千名中国被俘者，只用几条长绳大致那么一牵，就老老实实地被几个侵略兵押到江边杀光；被活埋者遵从刽子手的意志先为同伴、后为自己挖好了坟墓——这是何等令屠夫们感到“省事”的对手！
无需讳言，在大屠杀中那些奉命挖坑活埋同胞及自己，还有跪着等死的华夏男人，早已泯灭了血性。从古至今，中国的一些国学家总是在讲：中华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讲中庸之道，提倡“和为贵”，不提倡“硬碰硬”。然而，“和文化”就一定以失去血性为代价吗？中国道家推崇阴柔功夫，盛赞舌头的不朽，但没有牙齿的口腔，徒有舌头又能干什么呢？当“和文化”异化为“雌化”，汉魂失去了“铁”和“血”，则华夏民族无论人数如何之多，都是毫无反抗力的“土豆”与“羔羊”。这样的民族，如何能令独夫强盗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勿忘国耻,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