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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使用了排比的句式阐发音乐艺术的要素和规律,使用了“气”、“体”、“物”、“律”等词语,未免显得有些附合,当然这也是在音乐尚未独立成为一个专业领域时人们普遍的做法,在先秦时代更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他在这段阐释性文字中把“气”作为音乐艺术的第一本体要素,而且提出了气与其它要素谐和相成的观念。+ @. q: g8 g' u.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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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是战国到秦汉时期儒家经典,它有专门的《乐记》等篇目讨论当时的乐舞艺术,其中贯穿着儒家的“乐出心志”、“礼乐相成”的思想。《乐记》中从“气”的观念出发,以此作为探讨文艺特征的依据之一。比如,它着重讨论了“正声”、“顺气”、“和乐”的一致性,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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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B& t0 g! C! o4 x 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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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作为讨论音乐的篇章,《乐记》将声、气、象合并讨论,以“气”为根源,既揭示听觉艺术规律,也试图顺带说明一下视觉艺术的共有规律,具有艺术本质论倾向。然而,它将艺术与教化简单而刻板地联系起来,人为地以道德区分“好音乐”与“坏音乐”,也属于牵强的比附,赋予了艺术不该承担的外在价值。同样在《乐记》中,还谈到:“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则可以“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这显然也是从总体上认为音乐(琴瑟)、舞蹈(干戚)、美术(五色),其功用一体,都服从教化,认为如果运用得当,于是能改变社会的风气,使天下呈现出宁静祥和的景象。由此显示,《乐记》并非只是讨论听觉艺术问题,而是整体的艺术观。它借用战国到秦汉颇为流行的气论,阐释了艺术服从教化的儒家艺术观念。% Z3 A# t# D1 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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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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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是元气论盛行之际,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子》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深受气论的影响。气的学说也深刻地影响了秦汉之后文艺创作和评价,应该讲,它是魏晋气韵观的直接来源之一。《吕氏春秋》偏于“精气论”,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春秋繁露》偏于“阴阳气论”,用它来说明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涉及到了气论,主要是批评了汉文帝、汉武帝时的新垣平、王朔等术士的“望气”迷信活动。由于气论的大为流行,汉代出现了很多专事“望气”以占卜吉祥祸福的术士,几乎全民皆为所迷惑,连皇帝都痴迷于此。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明确指出:“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可见他本人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是,对于气的存在的客观性,司马迁还是认可的,认为天地有“一气”,乃为原初性的发动力,他的观点已接近直接提出“元气论”。同时,司马迁描述他所崇敬的英雄,常使用“任侠好气”、“任气有节”,这里的“气”指的是一种气势和气节,他显然也是认为:这些英雄所为是以自己的气节应和了天地间浩荡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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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淮南子》一书空前喜欢探讨“气论”。在《天文训》中提出:“道始生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这里明确指出了从虚无精神的“道”向实存的宇宙,再向表征的介质“元气”的生发过程。(有的版本中“宇宙生元气”被省略为“宇宙生气”,但《太平御览》中引用仍为“宇宙生元气”,从上下的5字句排比关系上看,《太平御览》是可信的)。再看《淮南子》的《缪称训》,充满羡慕地称颂黄帝时:“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同时代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也屡次使用“元气”的概念,例如“元气和顺”等。正可证明最晚在西汉中期,“元气”广泛使用。而且当时的儒家、道家一般都是遵循“道——宇宙——元气”的生成模式,建立了“元气”的范畴,作为“天、地、人”的“‘三才’统一理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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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元气范畴又进而滋生发展出了多种细分的概念和分类。例如,有“阴气”、“阳气”之分、“精气”、“粗气”之分,“正气”、“邪气”之分,再有就是“人气”和“物气”差别,还有四季之气、风云之气等不同的概念和要素,从而组合成了解释性的全套体系,构筑了汉代“元气论”的思想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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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O, x* I, j0 ? H9 l( _ 《淮南子》是秦汉道家学说的集大成式著作。在此之前,道家思想曾出现分化发展的局面。在战国末年民间兴起黄老学说,虽然并未得到秦国统治阶层的认可,但是到了汉初却得到勃兴,不仅上升为政治经济政策,也广泛地在民间流传,于是在上下同赏的氛围里,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学说体系。《淮南子》就是对战国末年以来各种道家思想的吸收和总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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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H _1 P$ r6 l7 G/ ` 它以道为极,以气为道的“代言”,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气论”。首先提出“气本原论”。它用气来阐释宇宙的本真,“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俶真训》)”。从中可知《淮南子》认为:“气”与宇宙时空相伴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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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 s( z0 ~1 N1 s) ^- Q 第二,提出“气分化论”。元气诞生后又产生了分化,首先是阴阳二气,“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本经训》)”。而且气又可以细分为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好的有“精气”、“正气”等,坏的有“烦气”、“邪气”等,例如在阐释人的由来时,提出:“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精神训》)”再例如劝导君子趋利避害时,提出:“圣人胜心,众人胜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诠言训》)”+ ~7 D/ {/ ~; X& \, B( g
2 I, b$ C6 `7 b; s 第三,提出“气功用论”,《淮南子》认为气的学说适用于多种领域,首要是养生领域,甚至也包括政治领域。因为既然自然界是以气为本,那么体用于政治领域,则也应理气顺应,不可逆气而动,背离气的本势。比如,它提出:“气乱则智昏;智昏不可以为政,(《齐俗训》)”这是从理性分析的角度,认为保持平和的心理,有助于智慧地判断形势。还有提出:“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必自精气所以与之施道。(《泰族训》)”这一句读起来颇为费解,可能是将“气论”泛化之后产生的牵强附会,因为,行令与精气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不过,这也是汉初的政治氛围使然,在那时的国民热衷于谈道论气的环境下,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滥用可想而知。1 ^% e+ E6 y7 C2 _) K
( z' B' q4 L* w5 d, H7 { 《淮南子》气论的产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秦汉时人们狂热地追求成仙,而“养气”、“练气”也就成为热门的话题,这是根本的社会因素,因而它更像是一本养生的书。《淮南子》花了很多篇幅解释人的生命本真,并在“以气养生”方面很下工夫研究。它认为人是天地间的精贵之物,“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本经训》)”人具有四个要素,即“形神气志”,它们“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原道训》)”“形神气志”中的最后一个要素“志”,本来是儒家的立论点,出现在《淮南子》中,也恰恰表明了汉代学术有总和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的倾向。然而,《淮南子》毕竟是偏重于道家的,所以并未展开对“志”的讨论,而是集中在“形”、“神”、“气”的探究上,提出:“夫形者,生之所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原道训》”形、神、气也恰恰构成了后世中国传统艺术思想中的三个重要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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