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 k2 h3 K& d% V7 M5 h# s) c 书中所用的数据，是作者在博士论文撰写前后（2000年）还很先进的GMAS2.0测音软件获得的。她希望阐释的第一个重要概念即是“跃迁”，借以描绘音律变化的物理属性。举例说，频率27为基态，26则为受激态，它们的两种根本性质取决于——前者是3的倍数，而后者是素数因子13的倍数。也就是说，虽然27到26的“跳跃”看起来微乎其微，却进入了不同因数所负责解释的、全然相隔的区间之内。在这样的理论解释下，五度相生律到纯律之间，纯律到中立音，或者五度相生律到中立音之间皆存在一定的“跃迁通道”，即之间的转换模式。: ^) u, m: I0 S9 X
. k! }8 E- H/ w% \( E7 g 再深究下去，我们对谐音的敏感无疑是有生理基础作为根基，这与内耳基底膜上的毛纤维，将声音信号传导到大脑的神经冲动皆有关系。人类听觉系统的一条普遍规律，就是只有简单的整数比例才易于感知，而从复杂的频率比值，如一些无理数比例中无法辨别表情意蕴。中立音程，作者认为可以用第十一与十三谐音的关系加以解释，它既然根植于谐音列，必然在某些场合具备着审美意义。人耳对音高的探测过程，自有其物理因素，也与心理学条件脱不开干系，潜藏的关于音律的“理性原则”，按作者的说法，是对宇宙秩序的一种默然恪守。
人类最早如何感知音乐？依书中解释，人们对乐音音高的早期经验，主要由人耳对谐音列低次阶音的感知，吹管的开闭音高变化，匀孔音列的记忆，弦长的等分模式等所决定。原始人通过感官直接感觉外在信息的能力，可能比今天的文明思维更为锐利与精细。反倒是我们今天对不熟悉体系的主观修正，有点危险与本末倒置了。早先十二平均律的成功，是在五度相生和纯律的体系原则之间建立起来的，弗如说某种尺度上是一种折衷的人为代用品。& m/ {! m, M M" M8 X
; x% x% G% f' U. M9 e 根据对新时期时代的骨笛和殷、周的钟磬的调查，一定的中立音程已经存在于人类早期乐器上，书里第五章提到，古琴（归属于“齐特尔类乐器”）由于第十三徽的存在，便于灵活的运律；马头琴、叶克勒或艾捷克这样的民族提琴类（归属于“无品琉特琴乐器”），显著的、左手中指的生理调整倾向，也揭示了对中立音的亲和态度；再如琵琶（归属于“有品琉特琴乐器”），民间仍有不合乎十二平均律排列的个体“改品”行为，出现了中立音的痕迹；口弦（归属于“泛音乐器”）在演奏中形成的谐音音列及音阶结构，与所在地方人的说话语调习惯相关。为了让数据与理论间的关系落实，作者广泛采集了从彝族、傣族、景颇族，到潮州音乐与兴山民歌，乃至缅甸或摩梭人的录音数据，作为调式音阶的测量依据。 , B/ I5 r! D: T( R5 i! s/ i; p( \ }9 {0 r' h1 A& F
书在后半部分敞开了视野，试图对各民族中立音现象之间的传递做一次系统化归纳。东、西亚文化传播带内，波斯阿拉伯乐系内（如印度-支那半岛）的中立音音阶地域分布，或可归结为人口流动等历史现象所带来的文化渗透。这倒是一次颇接近音乐人类学的有趣考察，谓之“异彩纷呈”并不过分。不过笔者觉得，作为论文的较小一段，该章节若能拓展成一篇更大体量的独立论文，宏观鸟瞰应会更为周详。 5 b8 Z8 b+ s6 k) K% c6 y0 J& u : R+ D [( d# R/ [/ V0 m9 I 这样一册书的出炉，必须依赖相当厚实的数学基础、理工科测量手段乃至文史学科的积淀（如推导出汉代著作《淮南子》里的“淮南律数”既用了三分损益法，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合乎自然律的数理关系），大量依山逐水的田野考察与村落故事，虽然作者并未一一详述，岂不在这些貌似冰冷的数据背后隐约散发着热与光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