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存下来的乐府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可以发现，陶渊明首次将乐府运用于私人交谊，拓展了乐府诗的表现功能。陶渊明不仅在田园诗、营造意境、平淡风格等方面孤明先发，其在乐府诗创作的开创之功也应该受到重视。 0 E5 |( Y, R& s& s3 {: [) ?: ?4 x# w- |. E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用相和旧题。《宋书-乐志》卷三即载有东阿王曹植所作楚调怨诗《明月》（明月照高楼）一篇，由七解组成。智匠《古今乐录》转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伎录》：“楚调曲有《白头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东武琵琶吟行》《怨诗行》，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筝、琵琶、瑟七种。”《乐府诗集》说：“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平调、清调、瑟调）总谓之相和调。”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怨歌行》解题云：“一曰《怨诗行》。古词云‘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言周公推心辅政，二叔流言，致有雷雨拔木之变。”知“楚调”乃汉代相和旧曲一个曲调，《怨诗行》是其中一个曲题。陶渊明将作品标示为“怨诗楚调”，说明他知道自己是在以相和旧曲写作歌辞。该诗也被《乐府诗集》收入到《相和歌辞-楚调曲》当中。4 F' F* k3 Z/ [6 c: d6 P; _" Z
# a1 ^& s5 C' W9 Z j, P 重要的不是陶渊明懂得相和歌，而是他将乐府旧题施用于私人情感交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为陶渊明晚年所作，带有人生总结之意：“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陶澍《陶靖节集》注引赵泉山曰：“集中惟此诗，历叙平素多艰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务纪实也。”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公年五十余作此诗，追念前此，饥寒坎坷，发为悲歌，惟庞、邓如钟期可与知己道也。”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又题明示庞主簿、邓治中……是以己之慷慨悲歌自托于伯牙之善弹，而以知音望庞、邓如钟子期也。”袁行霈说：“此诗中吐露衷曲，非泛泛之交所以与言也。”可见陶渊明此作没有偏离曲调本事，只是将古辞“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所表达的难得信任关系扩展到整个世态炎凉、人生艰难。他的特殊之处是以此作为和私人沟通情感的一种方式。如同诗题所示，诗是赠给庞主簿、邓治中两位友人的，旨在向知己倾吐衷肠。 4 O7 E, _' k/ l- g r: t9 ~ # Z$ S& y5 }9 G 乐府是表演艺术，具有开放性、公共性。因此乐府诗写作与一般诗歌创作不同，总是要考虑其作为表演艺术的仪式作用，作为礼乐文化组成部分的政治功用。即使是那些从民间采集来的乐府曲调在表演时也要起到“观风俗，知薄厚”的作用。建安以后乐府诗创作进入有主名时代，魏之三祖为乐府写作相和歌辞，具有很高个性化色彩，但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乐府仪式功能。乐府创作进入有主名时代以后，抒发个人怀抱成了乐府创作一个重要功能，如曹操借古题而写时事，曹植拟旧篇而抒怀抱，但这些乐府还没有用作与知己私下赠答。衡之以“兴”“观”“群”“怨”，知乐府诗学功能还是发之以“兴”“怨”，而归结“群”与“观”，公共属性有余而个体属性不足，很少用于个体间情感交流。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以乐府酬赠知己，实现了乐府由公共属性向个体属性的巨大转变。它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明确标明施用于个体交际的乐府诗。可惜陶渊明这一独创来得过早，在当时及其后的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继承和模仿。此后直到盛唐近四百年间，也属孤例单出，绝无仅有。汉魏到陈隋是乐府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群体交往的兴盛时期，历代都有大量乐府创作，同时也采用诗歌交流情感。但除了陶渊明，再无他人将二者结合起来以乐府进行酬唱赠答。即使是陶渊明自己，也仅留下了这一首作品。故而在整个汉魏六朝时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既是乐府创作中的别调，也是应酬文学中的异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