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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咏于《音乐周报》刊发的《三拍子都是“蹦擦擦”吗？》一文，是此前他在某杂志发表的《三拍子中的文化》的另一版本，不同之处是今文提问“是否所有的三拍子都是这样运用于华尔兹风中的蹦擦擦呢？”但谁真的把三拍子都当成蹦擦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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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o' a. i3 Y& z! l. Z5 O" E( @7 |7 ~ 从施君原发表的刊物来看，其批评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学音乐教师，但我认为其批评不当。管建华认为现在的音乐教材仍是“西方中心论”。如此，出现“蹦擦擦”根本就不奇怪。按照西方人的思维，人类认识的发展起点总是从普遍性开始，这就如初到一个城市先从地图入手一样，但地图只能提供一个大致轮廓,对城市的具体认识一定是随着接触的深入而深入。同样，对于教中小学生西方音乐概念三拍子时，首先教给他们“蹦擦擦”只是最简单的认识，这就如教小学生1+1=2一样，一开始没必要非要告诉孩子一加一也可以不等于2。但这绝不代表学生永远只能这样简单理解，随时间流逝一定会有深入。怎么深入呢？5 V. o; Y9 K4 B E
! ^5 r# W: L, d/ M4 L3 o( i( t 按照音乐人类学原理，对一种理论的理解必须要回到该理论所在的认知体系才能获得真正理解。“三拍子”作为概念，黑格尔认为，任何概念都包含三个环节，除了普遍性即“蹦擦擦”外，还包括特殊性（即不同民族是有差异的如肖邦的玛祖卡的重音不是第一拍）和个体性层面（即具体到某一作品更是千差万别）。人类的认识规律总是由普遍性如重音在第一拍，走向特殊性如重音在第二、三拍，最后到达个体性如即使“蹦擦擦”式乐曲也要在实际弹奏中根据内容表现需要做出强弱微调，甚至同一人演奏同一曲在不同时间、地点可能都要有变化。这就如教小学生认识“人”这个字从最简单的“一撇一捺”学起一样，但真正对“人”的认识肯定不止这样。同样，对三拍子概念作“蹦擦擦”理解也只是开放性认识的起点，把这作孤立、静止、绝对的思维来批判当然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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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Z- W# G8 z 就实践层面看，中小学教师也是这样“深入”的。案例分析如下：《彩色的中国》是人音版初中音乐教材内容，郑燕莉发表的文章称她教的课教学目标设置是“通过学唱、分析几首三拍子歌曲,重点使学生认识不同类型三拍子歌曲的风格及特点”。教学过程是先让学生听音乐感受重音在第一拍的三拍子圆舞曲，接着让学生听波兰民歌《小杜鹃》体验重音在第二拍的歌曲。最后总结到：由于三拍子重音不同会形成不同的风格。齐宏在《彩色的中国》教学中，开头便明确交代这首歌“绝不是机械的‘强弱弱’的重复”，进而引导学生体验同样是重音在第一拍的“抒情性”与“舞曲性”的三拍子歌曲在风格上的差异。事实上，音乐新课标2011修订版小学部分只是对三拍子做出相应的体态反应和体验的要求。初中部分也只是要求学生能根据自己对节拍的体验说出其表现作用。显然，尽管上述两位教师当初学的三拍子是李重光等乐理教材中说的“强弱弱”，但是他们的教学不仅已超出了新课标的要求，而且更是超越了只作“蹦擦擦”的认识，与上述认知规律相符。; B& x* ^) o9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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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遍性深入到特殊性层面来观察，西方也不全是“蹦擦擦”如圆舞曲的源头，再如12世纪的骑士音乐和20世纪的现代音乐甚至还出现同一首乐曲上下声部使用不同节拍的“复调”式节拍现象。即便如此复杂，科普兰仍告诫到：“和非洲鼓手或中国或印度的打击乐器演奏者所使用的错综复杂的节奏相比，我们只不过是一些新手。”确实，中国的特殊节拍观念复杂的甚至根本不能仅用“板眼”来概括。不同民族、不同层次如民间与文人音乐的表达都是有差异的，即使用“板眼”来概括，直到元代之前还是“板无定拍”状况，有学者还用“弹性节拍”概念来描述中国音乐的特性。施君不是不懂用“板眼”来概括的局限，他之所以还这样概括，与“蹦擦擦”一样，都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权宜之策。如果仅用“板眼”来概括当然也是错的了。如果能保持思维的辩证性，即使用西方的三拍子来表示“板眼”的新音乐思维，当下谁会不知趣非要到戏曲中找“蹦擦擦”呢？通过凸显中国民族音乐的特殊性来弘扬民族文化当然是非常需要的，但不能通过片面理解甚至曲解别人的理论来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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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君还与理论研究者对话探讨中国三拍子很少的原因，认为其他学者的“忌单不忌双”论“有待考证”，但自己却又提出与前类似的“对称、方整”说。还认为，“阴阳”的辨证对立统一精神决定中国二拍子常见。其实，“对立统一”并非只有“对立”两方，还存在第三方即“对立面”，这就是著名的“一分为三”思维。如此，为何三拍子还少呢？施君回答说是中国人含蓄、内敛、保守的民族性格使然。这似乎与李泽厚的“乐感文化”理论有矛盾，且与事实也不符，一些表现民族性格中热烈一面的舞蹈并不少。施文中的中国人性格似乎只适用于儒生，豫剧中的三拍子（强弱强）所表现的性格是“含蓄”吗？即使仅指儒家观念，也有更为合适的理论，如《乐记》把“宫商角徵羽”跟“君臣民事物”相对应，“民”对的是“3”，在“官本位”思想比较浓重的文化中，“3”的地位就可想而知。因此，尽管“一分为三”思维是中国理论哲学的核心，但儒家的实用哲学在官方作用下必然产生倾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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