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新型民族管弦乐作品创作50年纪实

陕西民族管弦乐作品的创作，是随着中国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组建而发展兴起的一个新的音乐创作领域。乐队作品创作是建立在乐队组建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新型乐队的组建，就不可能有新型民族民族管弦乐作品的产生展现。因此乐队的建设发展，直接影响着乐队作品的创作，而乐队作品的繁荣又推动着乐队编制的完善、音响和技法的丰富提高。
    20世纪50年代，国内先后成立了上海民族乐团(1952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1953年)、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
(1953年、现中央民族乐团的前身)、中国电影乐团民族乐队、上海电影乐团民族乐队、济南部队前卫文工团民族乐队等。随着上述乐团的组建而涌现出了一批广为群众喜爱的优秀民乐作品，如《金蛇狂舞》、《春江花月夜》、《紫竹调》、《喜洋洋》、《武术》、《翻身的日子》、《瑶族舞曲》、《花好月圆》、《将军令》、《春节序曲》、《东海渔歌》、《欢庆胜利》等数十部民族乐队作品，这些作品经过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演奏传播，直接推动影响着各地省市民族乐队的建设发展。

# u# ~% t2 G2 T$ W    1955年春，西安音乐学院的前身西北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民乐专业师生，仿效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编制模式，组建了西北地区第一支新型民族乐队，并将其列入学校“合奏课”教学计划。首任指挥油达民先生特为这支乐队创作了他的第一首民族管弦乐作品《欢渡新春》，此曲以陕西民间音调为主题，采用单三部曲式结构，手法简练，配器清晰，风格鲜明。1955年夏由作者亲自排练指挥在长安县兴国寺西北艺专首演，后经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录制唱片。当时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曾将此曲作为对农村广播的开始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继《欢渡新春》后，油达民先生又以“内蒙二人台”音乐为素材创作了第二首民乐队作品《十番子》，并于1955年秋在西安首演。1956年油达民先生赴上海音院进修后，鲁日融老师接任指挥，1956年至1959年间，鲁日融老师先后为这支乐队编创的作品有古曲《春江花月夜》(鲁日融配器)、《森吉德马》(贺绿汀曲、鲁日融配器)、《节日的欢喜》(霍存惠曲、鲁日融改编)、《丰收序曲》(鲁日融曲)、《秦腔主题随想曲》(赵振霄、鲁日融曲)。这支新型民族乐队的创作实践，为后来西安音乐学院民乐学科的教学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为西北地区培养民族器乐创作与演奏人才的摇篮。
    1956年成立的陕西省乐团，是由交响乐队、合唱队和民族乐队组成的西北地区唯一的专业音乐表演团体。它是继西安易俗社、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为代表的“秦腔”、“迷胡”传统戏曲为主的伴奏乐队和西北文工团为歌剧歌舞伴奏的中西乐混合乐队之后，新建的以演奏交响乐和民族管弦乐为主体的职业音乐表演团体，其中民族乐队成为弘扬优秀民族音乐文化，展现陕西民族乐队艺术创作和演奏的重要园地。
  O( E6 e" _! _% `' j7 i    1959年10月1日，西安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十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上，由西安音乐学院民族乐队、陕西省乐团民族乐队联合组成大型民族管弦乐团，在鲁日融的指挥下演出的古曲《春江花月夜》(鲁日融配器)、《欢度新春》(油达民曲)、《小磨坊》(杨洁明曲)、《秦腔主题随想曲》(赵振霄、鲁日融曲)四首民族管弦乐作品，成为西安各界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的最受欢迎的节目，也是现代民族管弦乐艺术在西安音乐舞台上一次完美的展示，对陕西后来民族管弦乐的创作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61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族乐队座谈会，是建国后首次就中国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编制和创作的专业学术会议，具有回顾、交流总结中国民族乐队的建设发展的历史重任。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四川、陕西、广东、湖北、江苏、辽宁、广西、云南、贵州、内蒙、新疆等十四个省、区、市的指挥家、作曲家、演奏家共同就民族乐队的编制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讨交流。陕西代表鲁日融、杨洁明向大会提供的两首民乐合奏曲《秦腔主题随想曲》、《小磨坊》受到与会专家的关注，时任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主任、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在总结会上列举的十余首优秀作品中，陕西的两首作品列在其中。大会在总结肯定了建国十余年来民族乐队发展创作产生了不少广大群众喜爱的作品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创作上值得思考的问题和乐队编制、乐器改革诸多不足之处，如音律问题、音域问题、音色问题、低音问题及和声配器等写作技巧问题。会议号召大家认
  i$ L- p1 ?7 ~2 t8 J% y/ f6 _" D真总结经验，在继承传统乐队积累的成果基础上，开展具有时代精神和地域风格特色的创作实践活动。李焕之同志在会后撰写的《民族乐队的创作问题》一文中热情地预言“一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而又有丰富表现力的大型民族乐队，在不久的将夹会以他完备的规模和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乐坛上”。实践证明，这次会议对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1963年文艺单位进行调整改革，原西安市歌舞剧院、陕西省乐团、延安歌舞团合并组建陕西省歌舞剧院，重新成立了一支编制齐全的陕西省歌舞剧院民族管弦乐队。这支乐队先后创作演奏了不少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特色的
民族乐队作品。如民族管弦乐《江山如此多娇》(油达民曲)、吹打乐《枣园来了秧歌队》(马虎、郭世银曲)、民乐合奏《边区运盐队》(吕冰曲、歌舞音乐《喜开镰》(吕冰曲)、《背矿员》(陈增棠曲)、民乐合奏《碗碗腔联奏》(张长兴、孙尔敏曲)等，为陕西民族管弦乐艺术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一时期西安音乐学院民乐队结合教育改革和艺术实践创作演出了歌颂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的民族管弦乐组曲《王杰的故事》(龚建文、鲁日融、饶余燕曲)，歌颂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的叙事性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加人
! ^( n6 Y5 A8 x7 |+ {声)《向三害进军》(鲁日融、赵季平曲)。这些具有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的作品问世，无疑是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和北京创作座谈会精神指导与鼓舞下产生的。但十分可惜的是，正当这一创作势头向新的水平迈进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人帮”把建国十七年的文艺创作成果统统划归为“修正主义黑线”的产物而对之进行批判否定。1966年——1976年“文革”十年间文艺舞台上只能演“革命样板戏”和“乌兰牧旗”式的“三颂”节目(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毛主席)，这一时期在“三颂”方针的要求下仅创作了像《金匾献给毛主席》(李长青编曲)、《拥军秧歌》(油达民曲)、《秦川儿女学大寨》(强增抗、龚建文、鲁日融曲)、《胜利秧歌献给毛主席》(鲁日融、石夫曲)等作品。
    1978年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导下，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处于一个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1979年3月中国音协在成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族器乐创作座谈会(吉喆、饶余燕代表陕西出席)。会议在批判文革十年造成的民族音乐危机的同时，发出了重振旗鼓、振奋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号召，掀起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的新繁荣。成都会议精神很快在陕西民乐界得到热烈反响，经过多年的积累酝酿，1981年10月陕西省音乐舞蹈汇演和1982年12月西北音乐周《长安音乐会》上，一批新的民族器乐作品应运而生，其中民族管弦乐《音诗——骊山吟》《长安社火》、《赶街》、二胡与乐队《兰花花叙事曲》、管子与乐队《长安春吟》、打击乐合奏《鸭子拌嘴》、《老虎磨牙》分别荣获大奖，迎来了陕西民乐创作的春天。接着琵琶协奏曲《祝福》(赵季平曲)、竹笛二重协奏曲《啊！青春》(梁欣、邵华曲)、管子与乐队《丝绸之路幻想曲》(赵季平曲)、笙与乐队《竖旗》(张晓峰曲)、打击乐与乐队《关山随想》(张列曲)、《西域驼铃》(张列曲)、二胡与乐队《秦中吟》(吴桐、张列曲)、《三边忆事》(余奋扬、景通玉曲)、合奏曲《游仙》(吉喆曲)、《小开门》(邵华曲)、《秦韵》(张晓峰、王方亮曲)、《吟月》(张晓峰、周煜国曲)、《乱弹》(张晓峰曲)、《喜悦》(张延武曲)等作品的相继问世，呈现出陕西民族管弦乐作品创作与演奏空前的繁荣景象。
    1983年冬——1984年春，文化部先后在无锡、北京召开的第三届音乐作品(民族器乐)评奖及民族器乐创作座谈会，  陕西的民族管弦乐《音诗——骊山岭》、琵琶独奏曲《新翻羽调绿腰》荣获二等奖，民族管弦乐合奏《长安社火》、二胡与乐队《兰花花叙事曲》、打击乐合奏《鸭子拌嘴》、《老虎磨牙》荣获三等奖。获奖面在全国处领先地位。文化部音像出版社和香港宝丽金国际音像出版公司特为陕西的获奖作品分别制作唱片专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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