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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适逢周总理逝世41周年。怀念总理的同时,往事一一浮现。/ J* J, b4 _ o# M; C( I
& J8 D! h* u. S3 {4 [- r# B 1954年,我以业余爱好者身份考入中央歌剧院,进院不久即演唱了新歌剧《草原之歌》序曲,并录了唱片,还参加了独唱音乐会。半年后,于1955年“三八妇女节”,被剧院派到北京饭店,在庆祝会上演唱,见到了何香凝、宋庆龄、蔡畅、李德全、邓颖超、李伯钊和尚年轻的江青和王光美,心里既高兴又激动。会上我演唱郑律成写的《延安颂》,正当我唱到一半的时候,现场突然爆发了掌声,我被惊住了,原来是周总理走进了会场,只见他挥手示意,让大家听唱,不要鼓掌。就这样周总理听我唱完了后半段的《延安颂》。此后的十九年,直到老人家去世前,我常去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为中央和国务院接待外国元首贵宾演唱,因而也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刘少奇、彭真、陈毅、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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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c2 ]2 K6 G9 _ 周总理把我从农村调回,赴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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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 ^* z1 Z# v( W* r+ k 1956年,我参加了歌剧《茶花女》的演出,首演是在北京的天桥剧场,这个剧场是按周总理指示,参考国外剧院的规模,建造的国内第一个不同于旧戏园子的现代化歌剧院。当天,周总理亲临剧场观看,我在演唱时,周总理白净的脸庞和两道浓眉无意中吸引了我的目光。但后来发现,他坐的座位空了,我想他可能太忙,中间退席了。后来才知道他换了楼上楼下几处不同角度的座位去听音响效果。演出结束后他上台来祝贺我们演出成功,并对乐队说,请他们调整伴奏的位置,拆掉“音墙”,不要用大音量压住演员的声音。当时的剧场有1500个座位,我们演唱是按照国际标准,不用“麦克风”电声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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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初,我在“反右运动”中被下放到河北省抚宁县海阳镇崔赵庄当起了农民,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九个月后回京探亲,见到剧院的同志们正在忙着置服装准备去苏联访问演出。想到自己,怀着理想,放弃了高工资,幸运地考上国家剧院,可现在成了农民,虽不怕干重活,但公社化的大锅饭,粮食短缺,吃不饱,也不知道何时能重做演员。剧院要出国演出了,没有自己的份儿,心里真不是滋味。假期结束,回到村里,当我往村里走的时候,村里的干部迎着我说:“老李啊,北京调你回去。”原来是剧院按两国文化协定,要带歌剧和音乐会去苏联演出。周总理审查节目后,指出独唱水平不行,他所熟悉的几位歌唱家为什么没在名单上。剧院报告总理,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了。总理问还有没有不是“右派”的,于是才有了我被召回北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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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我在克林姆林宫为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人演唱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连斯基咏叹调,演唱受到了欢迎。他们认为唱这首歌的人,一定是苏联培养的。因为声音表现,体现了俄罗斯学派风格。其实我是听唱片学会的,根本没有老师的指导和指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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