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羲：那些年，周总理听我唱歌

昨天，适逢周总理逝世41周年。怀念总理的同时，往事一一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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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6 g" _% S2 S  b9 O4 T# {$ s　　1954年，我以业余爱好者身份考入中央歌剧院，进院不久即演唱了新歌剧《草原之歌》序曲，并录了唱片，还参加了独唱音乐会。半年后，于1955年“三八妇女节”，被剧院派到北京饭店，在庆祝会上演唱，见到了何香凝、宋庆龄、蔡畅、李德全、邓颖超、李伯钊和尚年轻的江青和王光美，心里既高兴又激动。会上我演唱郑律成写的《延安颂》，正当我唱到一半的时候，现场突然爆发了掌声，我被惊住了，原来是周总理走进了会场，只见他挥手示意，让大家听唱，不要鼓掌。就这样周总理听我唱完了后半段的《延安颂》。此后的十九年，直到老人家去世前，我常去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为中央和国务院接待外国元首贵宾演唱，因而也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刘少奇、彭真、陈毅、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人。

) t7 ^3 Z5 t  d　　周总理把我从农村调回，赴苏演出

+ e% s) t. C4 U% |1 R. {- s* j0 {- S　　1956年，我参加了歌剧《茶花女》的演出，首演是在北京的天桥剧场，这个剧场是按周总理指示，参考国外剧院的规模，建造的国内第一个不同于旧戏园子的现代化歌剧院。当天，周总理亲临剧场观看，我在演唱时，周总理白净的脸庞和两道浓眉无意中吸引了我的目光。但后来发现，他坐的座位空了，我想他可能太忙，中间退席了。后来才知道他换了楼上楼下几处不同角度的座位去听音响效果。演出结束后他上台来祝贺我们演出成功，并对乐队说，请他们调整伴奏的位置，拆掉“音墙”，不要用大音量压住演员的声音。当时的剧场有1500个座位，我们演唱是按照国际标准，不用“麦克风”电声扩大的。

9 a; m- o3 {* a6 ^9 Y# \: W/ q0 g+ A　　1958年初，我在“反右运动”中被下放到河北省抚宁县海阳镇崔赵庄当起了农民，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九个月后回京探亲，见到剧院的同志们正在忙着置服装准备去苏联访问演出。想到自己，怀着理想，放弃了高工资，幸运地考上国家剧院，可现在成了农民，虽不怕干重活，但公社化的大锅饭，粮食短缺，吃不饱，也不知道何时能重做演员。剧院要出国演出了，没有自己的份儿，心里真不是滋味。假期结束，回到村里，当我往村里走的时候，村里的干部迎着我说：“老李啊，北京调你回去。”原来是剧院按两国文化协定，要带歌剧和音乐会去苏联演出。周总理审查节目后，指出独唱水平不行，他所熟悉的几位歌唱家为什么没在名单上。剧院报告总理，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了。总理问还有没有不是“右派”的，于是才有了我被召回北京的事。

2 b+ f% P5 T) c# Y. b: W　　在苏联，我在克林姆林宫为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人演唱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连斯基咏叹调，演唱受到了欢迎。他们认为唱这首歌的人，一定是苏联培养的。因为声音表现，体现了俄罗斯学派风格。其实我是听唱片学会的，根本没有老师的指导和指点。

二次调我回来，为西哈努克亲王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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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_" P4 C2 ?　　1970年，我和歌剧院不少同志一起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咸水沽的部队接受改造，种水稻。至此，我们就整天在小战士的领导下，下地干活和学毛选。1972年的一天，突然我被调回北京，是为西哈努克亲王祝贺50岁寿辰，唱亲王写的歌。但他提出，他的歌要抒情的歌唱家来唱，总理想到了我。

　　在“用人要问政治”的年代，在祝寿音乐会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见到我进了大会堂，就约我去录了三首歌《北京颂歌》、《远航》和《巍巍钟山迎朝阳》（庆祝南京长江大桥开通）向全国播出。当时电视还很少见，广播电台除了样板戏就是语录歌，这三首歌向全国播出后，真是让广大听众耳目一新。记得后来第四届文代会上见到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他对我说：“当时我们在农村，一天劳动完了，晚上集体听新闻，听完往回走的时候听到了《北京颂歌》，我们都站住了，虽然不报名字，但我们能听出是李光羲的声音，当时我们好多人都哭了，因为李光羲被‘解放’，我们也有希望了。”就这样，多数人长达十年离开专业岗位，而我幸运地能提前开始恢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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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s+ _' i6 ]- I- T0 P" a; f　　唱《周总理，您在哪里？》，歌未唱泪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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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H$ B: g. {6 ?9 P  \% I　　1976年1月8日，我正在家里吃早点，突然电视和广播里开始播放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一时间我整个人像凝固了一样，过了一会儿摸到衣服前襟全湿了，流泪已不自觉。当时离“四人帮”垮台还有九个月，“四人帮”不让大家举行悼念活动。但人民对总理的感情是扼杀不了的。送别那天，总理灵车在北京长安街从东向西行进，天是那么冷，但十里长街，挤满了流着泪要送他老人家一程的人们。若干年后，每当电视播放这个画面时，我们还是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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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文艺界为了纪念总理逝世一周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曲。当我接到施光南为柯岩的诗《周总理，您在哪里？》谱的曲时，怎么也唱不下去，拿起歌谱就流泪，嗓子也梗住了。大家开导我，要我把这首悼念周总理的歌唱好唱出去，以寄托亿万人民对总理的哀思和怀念，要我克服个人的悲痛，学习郭兰英，她可以一边哭着流着泪，还能把歌曲完整地唱好。那是我第一次艺术实践和强烈感情交织的经历。经过多次努力练习，算是能上台演唱了。然而到了台上演唱时，见到台下的观众都在流泪。我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悲痛，流着泪完整地演唱了这首歌曲。这首歌之所以感人至深是表现了人民不愿相信亲人已逝去，还要去追寻他的足迹和呼唤他的名字。周总理生前给了人们最珍贵的人生启示，去世后又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艺术源于生活的道理，而艺术的真、善、美，是要把“真”字提在前头的。

7 @  m8 q1 L( @' o/ i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在全国政协20年，有幸接触到各行各界的精英、名人，大家只要回忆起周总理，都一样地表达出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只要接触过总理的人都会感到他的真诚，亲切的关怀，他的爱。他是我们大家的亲人，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他搞的是五湖四海，他团结了所有能团结的人，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