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基础体温

《故乡》来自短篇小说集《呐喊》。关于短篇小说集，我有话说。许多读者喜欢读单篇的短篇，却不喜欢读短篇小说集，这个习惯就不太好。其实，短篇小说是要放在短篇小说集里头去阅读的。一个小说家的短篇小说到底怎么样，有时候，单篇看不出来，有一本集子就一览无余了。举一个例子，有些短篇小说非常好，可是，放到集子里去，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作家有一个基本的套路，全是一个模式。这就是大问题。好的短篇集一定是像《呐喊》这样的，千姿百态，但是，在单篇与单篇之间，又有它内在的、近乎死心眼一般的逻辑。

　　我们沿着《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头发的故事》《风波》这个次序往下看，这就到了《故乡》。读到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首先会感觉到冷。不是动态的、北风呼啸的那种冷，是寂静的、天寒地冻的那种冷。这就太奇怪了。这个奇怪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你鲁迅不是呐喊么？常识告诉我们，呐喊必然是激情澎湃的，必然是汪洋恣肆的，甚至于，必然是脸红脖子粗的。你鲁迅的呐喊怎么就这样冷静呢？这到底是不是呐喊？请注意，鲁迅的嗓音并不大，和正常的说话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在鲁迅看来，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人人都信奉“沉默是金”。一个人得了癌症了，谁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尤其不愿意第一个说。这就是鲁迅所痛恨的“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导致了一种环境，或者说文化，那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鲁迅用非常正常的音量说一句“你得了癌症了”，它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冷静。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鲁迅的特点不是嗓子大，是“一语道破”，也就是“一针见血”，和别人比音量，鲁迅是不干的。作为一个一流的小说家，作为一个拥有特殊“腔调”的小说家，鲁迅永远也不可能脸红脖子粗。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被鲁迅欺骗了，我们要在象征主义这个框架之内去理解鲁迅先生的“呐喊”，而不仅仅是字面。关于象征主义，我还有话要说，我们放到后面去说。

第二，面对一个呐喊者，我们应当感受到呐喊者炙热而又摇晃的体温，但是，读《呐喊》，我们不仅感受不到那种炙热而又摇晃的体温，相反，我们感到了冷。的确，冷是鲁迅先生的一个关键词。

　　是冷构成了鲁迅先生的辨别度。他很冷，很阴，还硬，像冰，充满了刚气。关于刚，有一个词大家都知道，叫“阳刚”。从理论上说，阳和刚是一对孪生兄弟；阴和柔则是一对血亲姊妹。它们属于对应的两个审美范畴。可是，出大事儿了，是中国的美学史上，伴随着小说家鲁迅的出场，在阳刚和阴柔之外，一个全新的小说审美模式出现了，那就是“阴刚”。作为一个小说家，鲁迅一出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模式，这是何等厉害。通常，一个小说家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培育起自己的语言风格，更不用说美学模式了，鲁迅一出手就做到了。艾略特有一篇著名的论文，《传统和个人的才具》。借用艾略特的说法，我自然不会忽视“传统”，也就是历史的原因，但我们更加不能忽视的是鲁迅“个人的才具”。说鲁迅是小说天才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我永远也不会说鲁迅是小说天才，那样说不是高估了先生，是低估了先生。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感情用事，人家的文本就在我们手上。它经得起读者的千人阅、万人读，也经得起研究者们千人研、万人究。鲁迅最为硬气的地方就在这儿。

　　既然说到了冷，我附带着要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了，那就是一个作家的基础体温。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体温一样，每一个作家也都有他自己的基础体温。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头，基础体温最高的作家也许是巴金。我不会把巴金的小说捧到天上去，但是，这个作家是滚烫的，有赤子的心，有赤子的情。一个作家一辈子都没有丧失他的赤子心、赤子情，一辈子也没有降温，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里头，这有多难，这有多么宝贵，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就可以了。我很爱巴金先生，他永远是暖和的。基础体温最低的是谁？当然是张爱玲。因为特殊的原因，因为大气候，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总体上是热的，偏偏就出了一个张爱玲，这也是异数。这个张爱玲太聪明了，太明白了，冰雪聪明，所以她就和冰雪一样冷。她的冷是骨子里的。人们喜欢张爱玲，人们也害怕张爱玲，谁不怕？我就怕。我要是遇见张爱玲，离她八丈远我就会向她鞠躬，这样我就不必和她握手了。我受不了她冰冷的手。

　　另一个最冷的作家就是鲁迅。这更是一个异数。我现在的问题是，鲁迅的基础体温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这个问题很考验人，尤其考验我们的鲁迅阅读量。如果我们对鲁迅有一个整体性的、框架性的阅读，结论是显性的，鲁迅的基础体温着实非常高。但是，一旦遇上小说，他的小说温度突然又降下来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矛盾。作为一个读者，我的问题是，什么是鲁迅的冷？我的回答是两个字，克制。说鲁迅克制我也许会惹麻烦，但是，说小说家鲁迅克制我估计一点儿麻烦也没有。鲁迅的冷和张爱玲的冷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他们毕竟有类似的际遇，但是，他们的冷区别更大。我时刻能够感受到鲁迅先生的那种克制。他太克制了，其实是很让人心疼的。他不停地给自己手上的那支“金不换”降温。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一本书也许都不够。今天我们不说这个。我只想说，过于克制和过于寒冷的小说通常是不讨喜的，但是，鲁迅骨子里的幽默帮助了小说家鲁迅。是幽默让鲁迅的小说充满了人间的气味。如果没有骨子里的那份幽默，鲁迅的文化价值不会打折扣，但是，他小说的魅力会大打折扣。鲁迅的幽默也是一个极好的话题，我们今天也不说，继续回到温度，回到《故乡》——

　　读《呐喊》本来就很冷了，我们来到了《故乡》，第一句话就是：“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冷吧？很冷。不只是精神上冷，身体上都冷。

　　作为虚构类的小说——“我”可以不可以在酷暑难当的时候回“故乡”？可以。可以不可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回“故乡”？可以。可以不可以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回“故乡”？当然也可以。可是我要说，即使是虚构，鲁迅也不会做过多的选择，他必须、也只能“冒了严寒”回去。为什么？因为回去的那个地点太关键了，它是“故乡”。它是《呐喊》这个小说集子里的“故乡”。

　　前面，我留下了一个问题，是关于象征主义的。我说过，理解鲁迅的小说，一定不能离开象征主义这个大的框架。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专有名词。大家都知道，西方现代主义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中国的，它在五四时期就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五四文学其实是我们的第一代“先锋文学”。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现代主义文学的实践后来中断了而已。谈论鲁迅的小说，象征主义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话题。

　　按照我们现行的现代文学史，通常都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思想与文化意义上说，这个说得通，但是，仅仅局限在小说修辞的内部，这个判断其实是不准确的。的确，鲁迅拥有无与伦比的写实能力，但是，写实能力是一码事，是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则是另外的一码事。我们在谈论鲁迅的象征主义创作时，一般习惯于讨论《野草》和《狂人日记》。但是，我们先来看茅盾先生的《子夜》吧，《子夜》的故事发生在哪里？上海。《子夜》写的是什么？上海。你要想了解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你就去读《子夜》，那是地道的上海“诗史”，甚至干脆就是历史。在当年的上海，吴荪甫和赵伯韬一抓一大把。你要说《子夜》写的是30年代的沈阳或陕北，我会抽死你。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一个基本点上，看它有没有隐喻性，或者说，延展性。通俗地说，现实主义是由此及此的，象征主义则是由此及彼的——言在象，而意在征。

　　鲁迅深得象征主义的精髓，从《呐喊》开篇《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象征主义的。鲁迅先生对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在《药》这个小说里头几乎抵达了顶点。正因为如此，在《呐喊》里头，《药》反而有缺憾，它太在意象征主义的隐喻性了，它太在意“象”背后的那个“征”了。所以，《药》是勉强的。包括小说的名字。可以说，《药》的不尽人意不是现实主义的遗憾，相反，是象征主义的生硬与局限。

　　和《药》比较起来，《故乡》要自然得多。如果我们对鲁迅没有一个整体性的阅读，把《故乡》这样的作品当做“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去阅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故乡》绝对不是“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鲁迅是不甘心做那样的作家的。从作家的天性上说，鲁迅很贪大；从作家的实际处境来说，鲁迅有“任务”，也就是“听将令”。

　　可以这样说，在鲁迅的小说里头，其实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启蒙。启谁的蒙？当然是启“国人”的蒙。换句话说，离开了“国人”，也就是“中国”这个大概念，鲁迅绝不会动手去写“小说”这么一个劳什子——他实在是怀抱着“使命”才去做的。好，鲁迅的小说终于要写到“故乡”了，我的问题是，这个“故乡”是沈从文的故乡么？是汪曾祺的故乡么？当然不是。真正描写故乡必然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乡愁，二是闲情逸致。鲁迅的《故乡》恰恰是一篇没有乡愁、没有闲情逸致的《故乡》，鲁迅不喜欢那些小调调，鲁迅可没有那样的闲心。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又有一个小小的偏好，或者说特点，那就是小切口。这是鲁迅小说的美学原则。鲁迅的小说可以当做“史诗”去读，但鲁迅个人偏偏不喜欢“史诗”。即使和茅、和巴、和老、和曹比较起来，鲁迅小说的切口也要小很多。说到这里一切都简单了，小切口的小说必然在意一个东西，那就是它的延展性，也就是它的隐喻性，换句话说，鲁迅的小说必然会偏向于象征主义。所以，所谓的“故乡”，它不可能是“邮票大小的地方”，鲁迅会对“邮票大小的地方”有兴趣么？不可能的。他着眼的是康有为所说的那个“山河人民”。在鲁迅的笔下，《故乡》是一篇面向中华民族发言的小说，它必须是“中国”，只能是“中国”。这就不难理解《故乡》为什么会成为“呐喊”的一个部分。《故乡》是象征主义的，正如《呐喊》是象征主义的一样。

　　既然说到了象征主义，我不得不说，和鲁迅最像的那个作家是卡夫卡，绝对不是部分学者所认定的波德莱尔。是，鲁迅和波德莱尔的处境与感受生活的方式的确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可他们的气质相去甚远。鲁迅是什么人哪？革命者，领袖。他怎么可能让自己去做一个浪荡公子？开什么玩笑呢？鲁迅和卡夫卡像。但鲁迅和卡夫卡又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卡夫卡在意的是人类性，而鲁迅在意的则是民族性——这里头没有高下之分。面对文学，我们不能玩平面几何，以为人类性就大于民族性，这是说不通的。请注意，考量一个小说家，要从它的有效性和完成度来考量，不能看命题的大小。因为工业革命和现代主义的兴起，也因为懦弱的天性，卡夫卡在意人类性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因为启蒙的压力，更因为性格的彪悍，鲁迅非常在意民族性，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是一句话，“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句话流传非常广。在逻辑上，这句话不属于鲁迅思想的体系。鲁迅是极其看重价值的人，他不可能回避价值问题去说这样草率的昏话。1934年的4月19号，鲁迅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写过一封信，鲁迅鼓励青年人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这句话是对的，它面对的只是艺术上的一些手段和特色，但是，一点也不涉及民族性的价值。这和笼而统之地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完全不是一码子事。鲁迅不可能回避价值。三寸金莲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大烟枪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一句话，鲁迅所批判的那个“国民性”正是民族的，它能成为世界的？

　　鲁迅所鞭挞的正是民族性里最为糟糕的那个部分，仅仅从逻辑分析上说，那句话和鲁迅的精神也是自相矛盾的——退一步，即使鲁迅说过，我们也要充分考量当时的语境，决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糟糕的民族性不要说不是世界的，连民族的都不可以。如果我们对民族性没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对民族性不进行价值分析和价值取舍，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挡箭牌，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合法性，先生艰苦卓绝的一生真的算是白忙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