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史与词艺

词史与词艺

歌词即歌诗，是文学中的一种特别的体裁，按许慎《说文解字》的读法，大凡诗之“所歌者即词”。从基本属性上讲，词从本质上应是一首诗。“诗”，从言寺声，既标明言语方式的特殊性，又表明它是一种多于我们平凡生命的存在形式，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都有更高的启示；“词”，从言从司，此一汉字的构字方式也标明，词人是人类的歌手，歌赞生命和使生命成长的一切，代表人类歌声的高度和深度。二者都要有语言的沉思、智慧的高蹈和出发又返回的生命的闪光。从歌词的创作实践来看，“词”脱胎于“诗”而不等于“诗”，但其内部的核心语象、生命情调、思维势能等都与诗暗合和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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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歌词艺术是有优秀传统的，从有文字记载的《弹歌》起，经过《诗经·国风》《楚辞·九歌》、汉魏晋南北歌的乐府古歌、唐人的乐歌、宋元的词曲、明清的歌唱文学，一直到“五四”以来的我国早期艺术歌曲，为我们留下大量的歌词艺术遗产，其中有不少艺术珍品不但在历史上曾经放射过耀眼的光芒，而且至今仍是歌唱文学的典范。

真正的歌词有自己的歌词美学和歌词之路，其歌唱性不仅仅是从节奏铿锵、声韵动听以及韵律与句式的对称、呼应等形式逻辑来考虑，更主要的是歌词富有诗的意境和音乐感的内涵。它在未谱曲之时，就能给读者一种无声演唱的要求。

鲁迅把诗分为眼看和嘴唱的两种，公木主张“凡成歌之诗谓之歌诗，凡不歌之诗谓之诵诗”。先秦时代，诗即歌，歌即诗，诗与歌是不可分离的。黄河流域的《诗经》与长江流域的《楚辞》，音调铿锵，声情兼具。《诗经》的风、雅、颂尤为优秀，诗三百都是乐歌。《墨子·公孟篇》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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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适应人民的需要，诗与歌不断出现结合又分离，分离又结合的趋势。相继产生的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代民歌等多种形式的不同诗体，虽然纷纷与音乐脱离，但仍旧保存了或多或少的歌唱因素。自“五四”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的歌词，即现代歌词形式在我国出现了。李叔同、刘半农、刘大白等现代歌词开拓性人物为歌词的创作做出了最初的探索性与开创性努力，使中国的现代歌词产生了新的面貌。《送别曲》（李叔同）、《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卖布谣》（刘大白）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经过近十年的酝酿、探求和积累，田汉、塞克、光未然、贺敬之等一批歌词家用炽热的感情、深厚的素养，在《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二月里来》（塞克）、《黄河大合唱》（光未然）、《南泥湾》（贺敬之）等优秀作品中把中国歌词的创作和中华民族旧命运结合起来，参加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歌词成为革命人民手中的一种颇具威力的艺术武器，将中国歌词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建国以后，一个人以歌词创作作为自己的专业，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标志着歌词创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石祥、凯传、阎肃、张藜、刘薇、瞿琮、晓光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写出了一系列时代歌词精品，乔羽就是这一时期歌词作家群体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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