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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西安听了著名作曲家崔炳元的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心中颇受启发。这种启发不仅来自于音乐会的成功,也不仅来自于专家们的评价,而是来自于作曲家在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性与交响性相结合的问题。5 j$ x7 L4 I9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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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此我并不想展开。只想谈一些个人心得方面的体会。. ~+ G K$ v J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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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与交响性的结合,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当年俄国的格林卡,就曾率领俄罗斯作曲家走上这条道路,并由此开创了“俄罗斯乐派”。我国也不例外,无论是过去“中华乐派”的提法还是现今“中国乐派”的提法,均阐述了民族性与交响性相结合的原则。而历代的中国作曲家,也都一直在秉承着这个原则。0 h* d, f( q9 p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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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这个原则多年来已成为中国作曲家创作的方向,但实际上除少数人外,真正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前进的人却并不算多,特别是当今年轻一代的作曲家,他们在创作上很盲目,只知道追求和完成“先锋派”技术。至于以上的原则,早已被他们看作是不屑的、过时的东西(其实,西方现代技术带有很大的实验性,有些在艺术上毫无意义)。7 [" m' t4 O;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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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这些年轻的“先锋派”作曲家在创作上是肤浅、草率和缺乏生命力的,他们笔下产生的不是艺术,而是标新立意的“杂耍”。实践证明,这些人丢掉的不仅是一个创作原则,而是音乐艺术最本质,最“灵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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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我国一些优秀的,功力深厚的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在民族性与交响性的运用与结合上做得相当出色(例如叶小纲、郭文景、刘湲、唐建平等),很多作品已经成为这个方面的典范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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