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和《禹王治水》的交响思维

——再听国交演奏鲍元恺作品

1 K9 p! ?" `" j" }　　很多古典音乐爱好者在面对现当代音乐时，都会生出一个哈姆雷特式问题：听，还是不听，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不管新的音乐多么需要听众支持，不管像科普兰这样的作曲家如何谆谆劝导人们应当如何重视距离我们更近甚至与我们同时代的作曲家的创作，事实上，一旦这些音乐奏响，传入我们耳中的动静多半是“呕哑嘲哳难为听”。但也有很多当代音乐并非如此。10月30日晚，中国交响乐团在邵恩指挥下于国家大剧院演出的2016 - 2017音乐季“龙声华韵”系列音乐会中的两部鲍元恺的作品——第一交响曲《纪念》和清唱剧《禹王治水》——就属于最具“可听性”的。

　　这场音乐会是中国交响乐团继1月26日由孙莹指挥《台湾音画》等作品和4月9日由汤沐海指挥《炎黄风情》之后再次将鲍元恺的作品作为整场音乐会曲目。那次《炎黄风情》不仅被广泛地赞誉为“最地道的版本”，而且是《炎黄风情》全部24首乐曲的

3 G) U" S  [" [2 a/ c　　完整演奏。很多年来，《炎黄风情》作为中外乐团演出频率最高的当代中国管弦乐作品之一，常常限于其中三首选曲，即乐团和音乐爱好者们所亲切戏称的“鲍三样”。如果说，国交的《炎黄风情》让这部视野遍及大江南北的风俗音画非常可贵地以全貌形式和高水准得到呈现，那么，此次的两部多乐章大型作品，则从另一个领域展现了中国作曲家驾驭大型曲式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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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q/ L+ b- w, z# t　　鲍元恺的第一交响曲《纪念》完成于2004年，这部交响曲表现的是中国人民在历经苦难动荡的20世纪不懈抗争进取而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奋斗历程，作品将史诗性、哲理性与抒情性融为一体，在四个乐章中展现正义与邪恶、人类与灾难、进步与倒退、理想与现实这些对立因素间的抗争，作曲家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这部交响曲是“传统题材的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艺术价值集中体现于传统题材的真正具有交响性思维逻辑的有力表达。交响性思维逻辑，作为古典作曲家在交响乐创作中确立的人类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也是自浪漫派之后很多交响曲由于结构松散而难以立足的关键原因所在，也是我国很多交响音乐创作的欠缺所在。汤沐海曾指出，“西方的听众是听结构的，不是像东方的很多听众一样喜欢听一条美好的旋律，一旦有太多的发展，就不想听了”。而如何将交响乐的结构感内化于多乐章交响曲，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地表现我们的传统题材，是对交响乐作曲家的最大考验之一。结构感绝非只属于音乐技术层面而与人的精神隔膜。一个典型而朴素的例证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中《欢乐颂》主题的出现和发展。当这个主题在千呼万唤后终于出现时，它并非“闪亮登场”，而是在听起来相当喑哑的低音区。正如萨波奇-本采在《旋律史》中指出的：“（与海顿和莫扎特不同）贝多芬的伟大旋律却大多数都在中提琴和大提琴的阴暗声区内”。在此后的三次重复中，这个主题不断趋向丰满、有力和灿烂，直到鼓号齐鸣的强奏。使得旋律在重复、发展、对比、再现中呈现出结构之美，专业音乐家可以从谱面、技术上了解，而普通听众也能从听觉上直觉地感知——如果他全神贯注地聆听。

　　鲍元恺的第一交响曲以其内在结构感将四个乐章凝聚于一体。整部作品在音高结构上贯穿同一个音组动机——连续下行的大二度和小三度，由这一动机和它的延伸、分裂、倒影、逆行、变奏，以及建立在这个旋律上的对题，衍生出各个乐章不同形象的主题。在作曲技法上最值得称道的是第二乐章中对古老的帕萨卡利亚形式的纯熟运用。帕萨卡利亚这种形成于17世纪初、在巴洛克音乐时期被大量运用的舞曲，旨在依据对位变奏技术对固定低音主题进行不断重复和衍展，多声织体通过节奏、力度、音色、音区的变化与对位、和声乃至配器等手段的处理安排，从而获得丰富的动力性发展。鲍元恺采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乐章布局，将第二乐章确定为谐谑曲，以帕萨卡利亚的特征，表现苦难中的人民积极探索、奋力进取的精神风貌和勃勃生机，有着强烈感染力。而末乐章民歌素材的引入，赋予音乐以植根于中华大地的生命力。

下半场的《禹王治水》是一部由交响乐团、混声合唱、童声合唱、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独唱组成的庞大阵容演出的清唱剧，这一点使得它跻身于像马勒第三或第八交响曲这样的鸿篇巨制行列，而鲍元恺的创新体现于，他在这部交响曲中的声乐处理有更加统一的线索和更明确的意蕴。全曲通过对大禹顺应自然规律、以疏导方式“平水土”的描绘，赞美了禹王父子“立九州”的历史功绩，进而深刻地传递了作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钱穆语）的“天人合一”理念。通过乐章之间速度、调性、调式、力度、演唱形式以及乐队配器的对比和衔接，表现了华夏祖先面对大自然的七种精神状态：惊恐、悲壮、豪迈、凄婉、敬畏、淡定、辉煌。在七个乐章中，从浊浪排空到蓝天碧日，从混沌初开到壮丽升华，最终归于“天人合一”的澄明之境。因而，这部交响曲同时也是一部清唱剧，或者说，在《禹王治水》这一标题下，交响曲与清唱剧这两种音乐体裁合二为一。

　　中国交响乐团在两部作品中显示了在演奏当代中国音乐作品时那种与对待经典杰作同样的认真、专注与投入，这一点对于作品的水准十分关键。在音乐史上，由于没有得到乐团和指挥的认真对待而惨遭失败以至于在很长时间内湮没无闻的杰作不止一部。邵恩的指挥线条清晰而有力。在《禹王治水》中，合唱与独唱的段落，如果管弦乐的力度能适当压制，或许能达到更高的清晰度，同时也有助于获得更强烈的对比性和戏剧感。当然，这场音乐会采取不加任何表演的形式呈现这部清唱剧，让剧情在唱词以及乐章间的朗诵（由徐涛担任）中得到陈述，是更可取的方式。三个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北京节日合唱团、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第一小学金帆合唱团）既能以宏大声势描绘波浪滔天的场景，又以明澈音调唱出超然升华的纯净之音。四位独唱中，男中音廖昌永无论就嗓音还是音乐表现都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