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征》谈歌剧艺术的民族化

　国家大剧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隆重上演的原创歌剧《长征》，全剧以红军长征途经的地名谋篇布局，共计六幕九场，第一幕瑞金、第二幕湘江、第三幕遵义、第四幕泸定桥、第五幕雪山草地、第六幕会宁，以点带面勾画出红军的行进图。登场人物近30余个，合唱队伍达120多人。整台演出体现了国家大剧院的强大实力，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部制作精良、色彩浓厚、场面壮观的剧场作品。

　　然而看完之后感动之余还是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足，总是不自觉地把它与同一题材的耳熟能详情深意切的《长征组歌》做比较。与国家大剧院以往的原创在唱法上要么美声要么民族的做法不同，此次《长征》采用这两种唱法分别演绎。这应该是一次大胆的试验，效果如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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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  }0 q0 @) @, `　　歌剧题材的民族性，决定音乐构成也应该具有民族性。学习西洋歌剧的技术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歌剧创作中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为参加延安文艺界响应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展开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在1939年发表了《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这篇文章所阐述的应用民族形式的洞见，其思路、方法、路径在今天看来依然有效，具有工具的价值，有航标的作用。冼星海认为中国音乐界对于应用民族形式问题，还没有得到统一确实的结论。有些人主张用西洋音乐形式，有些人主张用旧的民族形式。这两种主张，都是有点偏见。冼星海提出要拿现代进步的音乐眼光来产生新的内容。针对如何利用民族旧形式，冼星海明确了七点思路。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几点是：一、改良固有的古乐，使这些古乐经过科学方法的改造，能够应用在乐曲里面，表示着更民族化的音色。二、要发明中国的新和声原则。它的运用代表着现代新时代的产物，实现新民族的形式。三、参考西洋最进步的乐曲形式，从而改良中国的民族形式，建立中国乐曲的新形式。四、参考和研究世界最进步的作曲家国民乐派作曲家的作曲方法和作风，增进中国民族音乐形式和作风。五、保存我国民族音乐的特殊作风，中国固有的民族所遗下的小调民谣或京调、棒子的旋律，在美、协和及民族浓郁色彩各方面，能胜过世界任何一国。如果我们能运用这里面的民族特殊作风，加以组织和发展，无疑能产生民族新形式。六、应该注重工农音乐的发展，创造中国最有力量、最优秀、最彻底具有革命斗争性的新音乐。冼星海在文中着重强调的“注重工农音乐的发展”，尤其对应歌剧《长征》的创作。工农音乐在《长征》的创作中既是可用的重要音乐文献，又是创作史诗剧所必要的艺术手段。这里面有个用典的问题。

在歌剧创作中，作曲有灵魂般的作用。作曲家印青此次身负重任，如他所说，到底“用什么样的音乐风格、什么样的音乐形式以及什么样的音乐情感方式，才能在当今的时代准确又新颖地重现出革命先辈们崇高的理想和情怀，才能有所创新和发展……”印青的音乐风格中有相当多的红色基因。他饱览了四大本的《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吸取红军沿途各地民间音乐的底色，歌剧《长征》里有江西民歌、西藏弦子、贵州民歌，歌剧音乐在整体创作中呈线性推进，在西洋歌剧的交响主体中交融了民族音乐的歌唱旋律，在感情表达方式上追求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主题曲《三月桃花心中开》在剧中以女生合唱、混声合唱和女生独唱的方式多次出现，这首民间歌谣体，既有乡土中国的诗意，更表达了红军战士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合唱占的比例也与史诗的特质和集体精神的强调相当。咏叹调与重唱曲既是形象刻画的手段，与题材的发展联系也比较紧密。印青面临的难题依旧是“西方歌剧的宣叙调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是“如何将西洋歌剧的宣叙调、咏叹调等艺术形式与中国的语言方式和特点相结合，如何将歌剧音乐强烈的戏剧性张力与人们所熟悉并喜爱的歌谣体的抒情方式相结合，准确又自然地表现出中国人的情绪、情感和情趣，使中国歌剧的音乐在追求国际化、现代化的同时，又能被普通大众接受和喜爱，并由此感受到歌剧音乐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力量。”印青的处境正是中国歌剧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处境，他面临的问题有着时代的共性。这也是歌剧民族化要着力攻克的难题。应该说在歌剧《长征》中，能看出印青的心血和努力。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有继承，有突破，但还有不少瓶颈。在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印青对宣叙调进行的多样化的处理，即把宣叙调旋律化。融会汉字四声的平仄，用唱的形式来表达宣叙调的对白，并且还试图“将方言特点在音乐演绎中还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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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青的创作思路和观念让人不由得想起意大利歌剧大师威尔第的歌剧理想。优美的旋律是建立在内在思想性的基础之上的。如音乐史家所说，威尔第的歌剧就是在19世纪意大利解放运动的光荣传统下产生的民族现象，威尔第说了，嗓音和旋律对于他总是最重要的。他所以要坚持这种态度，是由于他认为，在这里能表现意大利音乐的典型的民族特征。在他的《纳布科》中，意大利民族曲调的新气质集中体现在歌唱性和吟唱高度结合的原则。笔者尤为赞同印青在访谈中提出的如下观点：“音乐作品的成功究竟归因于何？其实不在音乐本身，而在音乐之外的东西。音乐只是工具，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它去表达情感、思想以及世界观，这才是更为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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