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2 m$ @" B, L( O! I 此时,我回忆起不久前,爱乐者与指挥家陈燮阳的一次聚会,那天恰逢陈生日,大家历数他在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中的一些“第一”。陈先生虽然为会员做过几次讲座,但鲜见其乐评。他8年前的一段“听柏林爱乐乐团在上海的演出感言”,我一直置于手头,常常琢磨:“音乐已经溶化在他们(柏林爱乐乐团)的血液里以及每根神经里。交响乐是他们民族的东西。技术二字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已经到了‘自由王国’。物质和乐团的荣誉已使他们充分满足;全世界的音乐家以他们作为标牌(这个乐团是国家和城市的骄傲,是最高的文化代表)。音乐已不完全是他们生活的手段。因此一旦进入演奏状态,就会触动他们的神经;就会激动起来,爆发出来,会忘乎一切地自发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缺少的。经常有人问:我们和他们差距何在?我的回答——以上所有一切都是差距,当然,还不止这些。何况,我们还要为了生存。” J4 `* V$ ?- ~- D5 P
$ w) V t. I. J2 i! X, E5 \3 c 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一张“馄饨皮”不会是交响乐事业发展的全部吧?如果全社会对“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的内涵、目标、途径乃至困难等,没有较清醒的认识,形成一个共识,那么所谓“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怎么做都行。如果《音乐周报》能如同今年讨论“乐评”一样,集思广益,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讨——即便是专业人士问津者无几,显得粗糙、幼稚、外行都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