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

　　北冈正子教授的大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看到何乃英老师译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时，就已知晓了。那时就听说她是一位治学极为认真、严谨的学者，一篇鲁迅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的材源就考察、梳理多年，到中文译本出版后，还在继续工作。出版社要出修订本，她婉言谢绝，说工作尚未做完，不急于出。直到2005年4月我到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为博士班讲鲁迅时，闻知她还在修订、完善。日本学者，但凡谈到北冈正子教授，脸上无不露出倾慕、尊敬之情，佩服之极。虽然这时我未能见到北冈，但深深感到有一种北冈精神在日本学界悄悄潜进、浸润着。

　　2011年应《文艺报》之邀，编辑纪念鲁迅专版时，我决心约北冈正子教授的文章。至交李冬木先生倾力支持，终于得到了她的稿子。当报纸印出，北冈到上海出席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大会时，我才有机会在天鹅宾馆大堂见到了她，立即奉上纪念版。她看到报纸，激动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我感觉到眼前的这位老人是那么真挚、坦诚、认真，就像她的治学精神与为人风度一个样。

　　中文版之后，时间过去了32年，“材源考”又出了新版本，这便是日文版《魯迅文學の淵源を探る〈摩羅詩力說〉材源考》，汉译名“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汲古书院，2015年6月30日版。和中文版相比，新版最明显的变化是“体积”的增大。由前者的小32开本233页，变为大32开本的650页，单纯计算物理性“扩容”就在1.5倍以上。不仅如此，新版还是作者对此前笔记的大幅度扩充和改写，出现了“全面升级”。

　　诚如当今日本著名鲁迅研究家李冬木教授所归纳的，北冈正子的治学方法包括三个方面：一、北冈的鲁迅研究伴随着长期的鲁迅阅读史和思考史，是堪称为“鲁迅伴我行”的漫长人生经历当中的学术结果。二、“问题意识”的清晰和独特。三、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重调查，靠材料说话，在实证的基础上构筑对研究对象的认识。

　　很显然，在方法论上，这是一条不易“出成果”的困难的路径，北冈数十年的调查经历，足以说明这一点。之所以会这样坚持，诚如她在《梦·致中国读者》中所言：“我尽自己的可能调查相关史料，仔细筛选证据，强化论据，描述出了一个在此基础上我所得以理解的鲁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证研究就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更是研究者的一种态度。求真、求实的根本态度，才是实证研究的神髓。

　　北冈的鲁迅研究显然不同于以某种现成的鲁迅观为前提，省却史实的调查与检证，而仅仅去加以重新阐释的方法。相比之下，后一种方法在自说自话当中似乎更容易“自圆其说”，或许不失为一条“捷径”，然而北冈却拒绝了这种来自现成的“方便”。前有竹内好，周围有伊藤虎丸、丸山升那样的令人尊敬的学长与朋友，中国也更有关于鲁迅的定评，面对这些环绕着自己的诸多“鲁迅观”，北冈坚持了以实证科学为前提的鲁迅探索。

　　

　　

　　北冈正子（KitaokaMasako）1936年生于日本山形县，196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中国语中国文学专业。任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至2006年退休。现为关西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鲁迅：在日本这一异文化环境中——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原题『魯迅日本という異文化なかで——弘文学院入学から「退学」事件まで』，関西大学出版部，2000年）、《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原题『魯迅救亡の夢のゆくえ——悪魔派詩人論から「狂人日記」まで』，関西大学出版部，2006年。该书中译本：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1月）、《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原题『魯迅文學の淵源を探る「摩羅詩力說」材源考』，汲古書院，2015年6月30日。早前中译本：何乃英译，《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合译《鲁迅全集第一卷》（学习研究社，1984年），合编《许寿裳日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学文献センター，1993年），还担任过《许寿裳遗稿（1-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编委。

　　写完《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

　　【日】北冈正子

　　2015年6月，《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650页，日本汲古书院）出版发行。

　　诚如大家已经知道的那样，鲁迅清末留日时期写下的《摩罗诗力说》，是处在鲁迅文学原点上的文章。鲁迅根据各种“材源（source）”描绘了在《摩罗诗力说》中心登场的诗人群像。发现材源的存在，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摩罗诗力说》有很多地方只读原文是读不懂的，而通过材源的探讨去解读《摩罗诗力说》，或许可以获得新的理解。于是，我着手调查尚不清楚的材源，并且也开始探讨鲁迅是怎样使用材源的。其结果是自1972年起在《野草》杂志（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发行）上连载《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1995年连载结束。在此期间被翻译到了中国（何乃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这是意想不到的幸运。不过，那时的调查和探讨还没到最后完成阶段，其中还包括只提示材源，未及探讨的结果的部分（相关英国的拜伦和俄罗斯的章节），是未完形态的翻译出版。尽管如此，我得到了很多中国读者的读后感，这令我感到暖意盈怀，大受鼓舞。但心里也颇觉难为情，因为公开出去的毕竟是不完整的文章。

　　自那以来又过了三十几年，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龄。由于结束了在大学的工作，终于有了自由的时间，所以才会对旧稿做大幅度改写并增添新的调查发现,从而以不再是“笔记”而是完成稿的形式公开出版《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一书。多年的心愿得以实现，我现在总算可以放下心来了。

　　鲁迅使用各种材源写《摩罗诗力说》，并不单纯意味着为写文章而获取材料。通过探讨鲁迅对材源的取舍选择和对材源的解释，我知道了潜藏在文中的鲁迅独特的强烈救亡意图，感悟到了鲁迅对感化人心的语言的力量所寄予的确信。我现在认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当中的主张，只有通过对鲁迅意图的解读才有可能理解。我的这本书，详细记述了通过材源的探讨我所理解的具体内容。

　　写完这本书，我还明白了另外一点，那就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主张的问题趋向，深深连结作家鲁迅的诞生及其作品世界。关于这一点，虽然书中正文部分没有涉及，但在“结论”里我写了下面的一段话（本书第607-608页）。虽然有点长，还是想在这里引用一下。中括号内是我在引用时所做的补充。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想要描绘的是作为“人”之模型的诗人形象。这个诗人形象所呈示的“人”的概念，表示着作为鲁迅“文艺运动”中心课题的人的精神改革意味着什么。

　　渴望着“人”在中国社会里获得实现的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不久成为作家。但他写出的却是丝毫看不到当年影子的改革者和从生到死都左右不了自己命运的贫穷、无名之民。鲁迅在作品中刻画的人物，与他曾经作为理想而描绘的诗人心像完全对极而立，在他的作品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曾经作为救亡课题而提出的“人”实现。

　　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狂人（《狂人日记》）、夏瑜（《药》）、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都是要在中国实行革命之人的面目全非的身姿。不论“难见真的人”的狂人，还是总觉得背叛了朋友，与从前之志完全无缘，委身世俗生活的吕纬甫，不论是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自戕生命于无为当中的魏连殳，还是被处死却连“药”也做不成的夏瑜，都看不到当年那些诗人们的踪影。他们都是“多抱正义而骈殒者”〔《摩罗诗力说》雪莱之章〕之转生，都是鲁迅作为理想诗人们的对跖形象。鲁迅以痛恨之念看取他们的人生。

　　读者看到的都是些发现不了自己被压制，不会自觉站起来的人们。鲁迅饱含悲哀，描写着他们的被示众，被消遣，被侵蚀人格，在没有同感的社会中一个个地死去。以精神胜利法的高手阿Q（《阿Q正传》）和成为礼教牺牲品的祥林嫂（《祝福》）为代表，鲁迅还持续描写了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前者的同类人物。鲁迅说，中国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阿Q正传〉的成因》）。可以认为，鲁迅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看到这些人物，都是他从前寄托理想的诗人形象的底版。

　　鲁迅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集《呐喊》自序中写道，他在青年时代做过的梦大都忘却了，但他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便成了《呐喊》。他的文艺运动并无反响，追寻不已的“新生”〔《摩罗诗力说》题辞〕不生，“新泉”〔同前〕不涌，他被寂寞所纠缠所折磨。但他心中的余烬并没完全消失。“文艺运动”的理念造成反转，使鲁迅朝向妨碍“人”获得实现的现实，一边用一点微光照射黑暗，一边开始了凭借语言的战斗。这，便是鲁迅作为作家的出发。

　　对我来说，这是在理解作家鲁迅过程当中的新的发现。鲁迅文学之渊源，的确可以从作为文艺运动表现之一的《摩罗诗力说》当中探寻得到。从《呐喊》开始，鲁迅的作品中沉积着成为作家以前的鲁迅的苦斗。我认为，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重读鲁迅的作品，是理解鲁迅文学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讲，我终于站在了起跑线上，但年已八十，日暮而道远矣。光阴似箭，回首反顾，一人之得以形成，微乎其微。今后还会走多远，实难预料。但我愿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恳切希望年轻的一代去读《摩罗诗力说》，加深对鲁迅作品的理解，以使鲁迅之心续结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