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和他的小说

作家张贤亮因病去世，享年78岁。
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这个消息可能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如果问起他们，十有八九会说不认识这个人。一个作家还没离世就被人遗忘，似乎说明了他的失败；其实不然，读一下张贤亮的作品你就会发现他非常有才华，被遗忘并非作家的遗憾，倒是读者的可惜。张贤亮生前相当自负，他说过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自己写得最好。自负到这个程度，就不会把读者的多少当回事了。通常自负者会遭人贬斥。但是如果读过张贤亮的小说，即便你觉得他的话有些满，也不至于太反感。一个作家无伤大雅的自负，想想竟有些可爱。
张贤亮1936年生于南京，是1980年代中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爱情三部曲《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以生动的笔墨描写饥饿与性，再次将欲望作为主题呈现在读者面前，是文学新启蒙主义的重要收获。说张贤亮诸人是新启蒙，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五四一代基本都做过了，而且做得相当漂亮。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是主旋律，生存与欲望、个性与尊严等主题响亮地传播在全国报刊杂志，唤醒了压埋在人们心底的生命激情。文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鲁迅对愚昧麻木的国民性的剖析令人猛醒，郭沫若对浴火重生的个体精神的张扬令人激奋，郁达夫对性和性心理的大尺度描写则震悚了世人的神经。那场启蒙主义运动为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从某些方面看，1980年代的作家做得可能不如五四一代好，但是勿庸置疑，他们的创作确实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那个时候，张贤亮的小说甫一出版，人们争相传阅，用洛阳纸贵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他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成电影在全国播映，人们争相观看，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这就是当时的事实。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对性一向是三缄其口，即所谓做得说不得。尽管曾经出过《金瓶梅》这样直接描写性的小说，但整个格局却是密不透风。这导致国人的字典中，性是一个十分肮脏的词汇。五四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所要极力校正的一点就是，性并不肮脏，甚至应该说是美好的。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在中国把它说清楚却非常困难。上个世纪初郁达夫作了极大努力，到1980年代，张贤亮则再次全力以赴。他写了《爱情三部曲》来开掘欲望主题。其中，《绿化树》中章永璘从饥饿中复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章永璘从性无能中复活；《习惯死亡》所努力探求的是章永璘从虚无中复活。对于1980年代的人们，刚刚从严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们对曾经普遍存在的严重的饥饿感、严重的性压抑记忆犹新。在张贤亮的作品中，读者找到共鸣。时势造就英雄，也造就作家。张贤亮正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脱颖而出的。

张贤亮的成功却并非偶然。他曾有一个显贵的家世。他的祖父张铭于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律硕士毕业，曾任总统府外交秘书、外交部参事、印度总领事等职。他的父亲张友农于美国哈佛大学农学院毕业，抗战时期供职于国民政府，后辞职经商。他的母亲陈勤宜出生于安徽一个书香门第，也曾经留学美国。这样一个显贵家世给了张贤亮衣食无忧的童年和优雅的家教。更重要的是，它为张贤亮提供了一个开阔的思想视野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张贤亮没上过大学，却思维敏捷、见识过人，与这个家庭背景是分不开的。张贤亮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他身上有一种百折不回的韧性精神。1949年，张贤亮的父亲作为旧官僚被关押，后死于监狱。1951年，母亲携张贤亮兄妹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年幼的张贤亮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担。张贤亮有优秀的文学天赋，14岁开始发表诗歌等作品，这让他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希望。1954年，18岁的张贤亮高中肄业，前往宁夏贺兰县插队。业余时间创作诗歌等作品见诸报刊，在中国西北诗坛崭露头角，并因此调入宁夏省委干部文化学校任教员。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1957年7月，他的《大风歌》发表于《延河》。这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自由诗，表达了一个青年壮志凌云的豪气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可是这首诗却改变了他的命运，被打入另册，劳动改造二十二年，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性压抑无以释放。二十二年，足以把一个人的精神摧毁无数次。张贤亮却顽强地活下来，并且保全了他内心丰沛的生命激情。这不能不说是一段生命的传奇，这段艰难岁月交织着作家显裕的童年记忆，让张贤亮在优越与自卑中辗转反侧，苦苦思考。正是那些不眠的夜晚孕育了他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
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命题。
首先是人的命题。历史发展到20世纪，现代化成为大势所趋，人作为价值制定者的身份得到普遍认可。这个人，不是作为神的影子，而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既坚强又脆弱，既仁义又自私的独立个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不依赖神而凭借自己的独立思考为自己立法。他的微笑与哭泣同样值得尊重，他的肉欲与善举同样值得肯定。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张贤亮来理解章永璘的人生，理解他的悲苦与欢愉，他的性压抑和性满足。很显然，《爱情三部曲》中章永璘的性生活存在种种问题。读者完全可以指出来并加以讨论。只是种种问题的解决，不应该通过妖魔化性欲、消灭性欲的方式，而要通过改善环境，改善个人的精神状态，让性有一个更合乎人性、更优雅的方式得以满足。
其次是小说的真实性命题。张贤亮多少是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他主张小说就是白日梦。所以，小说与现实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也算一家之言。对于这类小说，读者千万不要太当真。它里面写了一场恋爱，读者不要去寻找蛛丝马迹，去坐实那男的是谁，那女的是谁。它里面写了一次偷情，读者也不要像警探似的非搞个水落石出。没必要，也不靠谱。小说就是小说，你只要读着愉悦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是现代文明稳定状态下对小说质地的一种再造。当小说的社会功能因为整个传播机制日益完善而完全退化，张贤亮的主张或许会更有市场。但是，当整个传播机制并不完善时，张贤亮的主张就存在诸多疑点。
第三，关于现代性的反思。在《习惯死亡》中，张贤亮继续对艰苦岁月中摧残人性的暴戾进行批判。那颗始终追随在章永璘脑后的子弹，特别是嵌藏在脑袋深处的无形子弹，让他终生陷落在恐惧当中无以挣脱。这种伴随个人一生的伤害，确实令人憎恨。但是，这样的描写，已经不可能再具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样的震撼力。因为，它或多或少让读者感到一丝造作。一个男人一次又一次猎取女色，却又一遍又一遍叙述往昔的强迫症。两个不同方向的叙述互相纠扯，失去了穿刺人心的力量。所以，这篇小说发表后反响不大，并不完全是环境造成的。但是，这篇小说确实提供了张贤亮此前小说不曾提供的内容，即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习惯死亡》中，张贤亮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也就是，当个体获得了精神解放之后，如何确定自己的生存价值。这是现代化应该回答却迟迟没有回答的问题。在《习惯死亡》里，主人公章永璘作为一个成功作家，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压抑。他可以自由穿行于世界各地，可以随心所欲结交自己喜欢的女人。但是，在美国一处高级妓院中，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境下，他突然又陷落于性无能的病症。章永璘又怎么了？这次病症的发作，诱因主要不在过去，而在当下。这隐喻了一种失去生存价值的精神虚无状态。在传统主导的社会环境下，现代化的憧憬为个体提供了一种价值意义。可是，当传统主导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现代化成为事实后，过去所拥有的价值便消失不见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概括的就是这样一种症候。用什么来抵御它呢？这是一个后现代的困境。张贤亮凭着自己的敏觉，发现了生命中新出现的空洞。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张贤亮对中国当代文学又一个重要贡献。这个问题的解决，整个世界并没有现成答案。中国没有，欧美也没有。对于中国而言，恐怕要假以时日，要调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中国文化智慧来逐步给出有价值的方案。

当张贤亮在文坛建立了自己的辉煌业绩之后，他于1993年告别文坛转身去经营文化产业。有人说张贤亮经商是搞投机，我觉得倒没必要这样看。别人可以搞文化产业，作家为什么不可以搞呢，为什么就成了投机呢？商业和性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从来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这是传统文化格局的一个局限。在现代文化格局中，商业和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一样，也应该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张贤亮经商曾经备受关注，因为他是个作家，并且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创业之初酷似一场豪赌。1993年，张贤亮拿出自己积存的全部版税78万元投资创办银川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公司。创业就有风险，张贤亮之所以敢于倾囊而出孤注一掷，是因为他富于冒险精神，同时他对自己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过人的商业天赋充满自信。镇北堡一带衰而不败的雄浑气势和黄土地深处顽强的生命力是西部独特的自然景观，是极佳的影视取景基地。但是中国电影业并不成熟，影视城想从他们那里赚钱几乎是空想。不过，随着中国人逐渐富裕起来，旅游将是一个开掘不尽的财源。因此，张贤亮抓住这个商机，利用影视资源搞旅游开发。他无偿为剧组提供场地，鼎力支持了发展中的中国电影业。作为交换，剧组要无偿保留他们搭建的场景并提供设计图，协助影视城将临时场景固化为永久景观。这种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吸引了许多电视剧组前来取景，使影视城景观日益丰富，也使影视城的知名度日益提高，进而带动旅游业营业额节节攀升。先进的理念和成熟的经营模式让西部影视城规模不断发展壮大，从1993年创业到现在，西部影视城资产总值已经巨增300倍，达两亿多元。
有人戏称，张贤亮是最会做生意的作家，也是最会写小说的生意人。言里言外有那么一丝戏谑。其实张贤亮创作与商业的双丰收，构成一个传奇，它为人们留下深深思考。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作家并非只有一种类型。自古以来，我们有司马迁，也有吴承恩；有罗贯忠，也有笑笑生；有屈原，也有东方朔；有曹雪芹，也有纪晓岚。他们或纪实，或玄幻；或讲史，或写性；或金刚怒目，或诙谐知性；或穷困潦倒，或风流倜傥。在当代文学史上，我们有张承志，始终执着于形而上的价值追寻；也有张贤亮，毕其一生注目于形而下的权利伸张。正因为作家多种多样，作品丰富多彩，才构成一部伟大的中国文学史。另一方面，张贤亮在创作与商业两个领域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他区别于其他作家，而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他的身上烙刻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也隐含着时代发展的某种趋向。
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言中写道，“世上万千生物活过又死去，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但都追求着可笑的长生或永恒。而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获得了永恒，哪怕它只在世上生存过一秒钟。那一秒钟里便有永恒。我并不想追求虚无缥缈的永恒。永恒，已经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了。”不管对与错，深刻或者浮浅，张贤亮坦诚地书写了他内心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与理解，热爱与憎恶，为读者留下一部真实的心灵史。这是值得我们长期拥有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