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 T0 w8 Z2 e+ l% k 近十年来,国内各地民族乐团的发展方兴未艾,呈现出一派蓬勃之势。张列除了身兼广播系统两大中西乐团的常任指挥之外,更是将自己投身到火热的地方民族乐团的建设洪流中,曾于较长时间内在郑州、杭州、广州、西安四地同时执掌河南、浙江、广东、陕西广播电视民族乐团的艺术总监,还见缝插针地客席全国各地及港澳台的民族乐团和交响乐团,甚至如安慧里小学、北大民乐团、北京第十九中学“少年广播民族乐团”、河南大学民乐团、浙江大学民乐团、郑州四中民乐团等这些学生乐团也能时常见到他的身影,其工作量之大、接触乐团之众令人咋舌。张列却似乎从不挑拣乐团的水平与背景,无论是面对职业乐团,还是业余乐团、学生乐团甚至娃娃乐团,他都以同样的热情和敬业心来面对,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内给予其最大程度的帮助与提高。他将每一个乐团都珍视为自己事业的疆场,兢兢业业耕耘的同时,更是充分调动起各个乐团的人脉和资源,无论是演奏家、曲目还是乐器,一旦出现短缺,他总是能从兄弟乐团中获得最得力的支援。张列作为一系列乐团间深度、密集交流合作的核心人物,数支乐团之所以均愿意相互协调、密切配合他复杂的行程,互通有无地进行“扎堆”演出,除了体现出乐团与指挥间深深的相互信任,同时也传递出一个更重要的信号:多支实力相当的地方民乐团在不断的聚拢、交流、互助、合作,从乐团行政、乐手实力、作品水准、艺术风格等不同层面相互学习、启发,彼此间的深度合作与坦诚情谊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已逐渐形成较为广泛的业界影响,体现出了地方民族管弦乐团建设的现期成果。# `2 Y6 S! [& p" c0 e6 w
& E" e- M; x2 y6 O( P+ q+ X 如日中天之时的清醒 ; |# m6 @3 @1 s$ j9 f* o' e4 I4 N g- ?+ q+ i% X( T4 [
对作品,张列尊重作曲家每一个创作意图,即便自己也从事专业的创作和改编,在配器方面甚至更有经验,却对总谱总是毕恭毕敬,从不妄加增减,而是尽量调整乐队来弥补写作上的不足,遇到实在不得不调整乐谱的地方,定会征求作曲家的意见,态度慎之又慎。对独奏家,张列带领乐队丝丝入扣的配合,让人安心舒服,无论是《红楼梦》声乐组曲中吟咏式的韵律,还是京胡协奏曲、《春闺梦》的笛子solo中活泛敏捷的戏曲节奏,独奏家的伸缩、停走均能被他敏锐捕捉,实现乐团和独奏如影随形的熨贴和妥当。对乐团,张列基于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地缘人文特性的原则,尽可能地挖掘、拓展乐团更多面的艺术表现力,就如广东音乐的风格和岭南音乐的文化定位对于广东民族乐团来说就是其灵魂和符号,是永远不能丢掉的。作为艺术总监,他在尊重、保护乐团原生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再谨慎地将适于乐团发展的一切有利资源包括作品、客席指挥和演奏家引进来,通过深度频繁的交流合作,拓宽了乐团的适应性和艺术视野,也通过一团和气的迎来送往,扩大了乐团的业界影响,加深了同行间的感情。秉承这一艺术战略发展观,纵观他任总监的数支乐团,无论是河南、陕西还是浙江、广东,各自带有中原、江南、岭南、西北印迹显著的地缘文化特性,却并不以拥有同一个艺术总监而致艺术风格的重复与雷同,每支乐团恰恰是得益于张列清醒的人文觉知和清晰的艺术头脑,在几年之内逐渐确立起各自的文化方向,并且在他任总监之际,各团均以舞台创作精品交出了漂亮成绩单,如广东民族乐团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套曲《丝路粤韵》、浙江民族乐团的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画境富春》、陕西广播电视民族乐团的民族管弦乐主题音乐会《丝路长安》以及河南民族乐团的琵琶协奏曲《汉字》。这四部原创作品均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从中反映出四个乐团对于自己的艺术定位,这恰是一个乐团的立身之本,也是发展之目标。' u& C) t# ]* _/ I- v1 c3 J
, \0 T3 p+ l, o; D3 d 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这一辈人,饱尝过青春期的贫乏与纯粹,也经历过壮年拼搏的赤诚和隐忍,时下家庭与事业平衡得当,上赡亲下养幼的繁琐也都逐渐归于平静,大多进入了功成名就的收获季节,其文化反哺的担当和家国情怀便成为其中有识之士当前的文化心态。与张列同龄的这一代人可谓是与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共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青春期正值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起步阶段,随着他们事业的上升,中国民族管弦乐也经历了从青涩到丰满的生命变化,而如今这个已趋人生巅峰的群体正见证着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蓬勃和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