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与我们的文学理想

短篇小说是否已经成为小众文学的判断不再重要。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从来就与时尚或从众没有关系。

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文学理想坚持的执拗，看到的是短篇小说作家孤绝的勇气和背影。

短篇小说是否已经成为小众文学的判断不再重要。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从来就与时尚或从众没有关系。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加拿大短篇小说作家爱丽丝·门罗，不止是为风光不再的短篇小说带来了重新被关注的可能，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看到文学理想的维护在任何一种文学样式中都可以实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是一种对文学理想坚持的执拗，看到的是短篇小说作家孤绝的勇气和背影。

关怀现实是不变的文学传统

对现实的关怀，是我们不变的文学传统。当然，这个现实不止是我们置身的外部环境，同时更包括我们的心理和精神处境。邓一光的《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是一篇让人心碎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母子三人的生活境遇和情感关系：哥哥对父母一直心怀怨恨。哥哥的瘸腿与父亲有关，兄弟两人离开家时，父母将家里微薄的积蓄都给了弟弟上学。哥哥一文不名地走向社会，也从此在情感上远离了家乡和父母。父亲去世了，如何为母亲送终成为哥俩要讨论的问题。但母亲的心事不会在儿子们的视野里，可怜的母亲不知所措地面对两个儿子。贫困的母亲在现实中如此地无辜无助，她全部的心思都在儿子这里，当然也在死去的丈夫那里。

有父母才有家乡，父母在哪里家乡就在哪里。母亲的思想、情感和为人处世的方式，就是不变的家乡。书写中国底层的文学已发展了十多年，但是，如何处理和书写底层生活仍然没有终结。《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中，邓一光用他的方式做了新的探索，或者说，是一种更为辽远的体悟：那更深重的苦难也许不在生存环境中，而是在家乡——母亲心中没有光的深处。

多年来，范小青的短篇小说一直在城市生活中展开，她写短信、写快递、写小区停车位、写“雨涵楼”等。小说《南来北往谁是客》从逃逸房租切入，将城市的世道人心和“一切皆有可能”在另外一个领域呈现出来。房客真假难辨，失踪的房客和重新返回的房客是否是同一个人都很难说。小说的讲述出人意料又在小说的逻辑之中。表面上荒诞不经，但却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表达了作家对当下生活本质的认知。尤凤伟的《金山寺》深入到官场生活的另一个角落。官场角逐过后的答谢更暗藏玄机：在丹普寺院上香时，新市委书记尚增人为答谢宋宝琦的帮助，在宋宝琦不知情的情况下授意一私企老板以宋宝琦的名义捐了10万香火钱。事发之后，面对这一情况，审查部门集体缄默，宋宝琦也失魂落魄、战战兢兢。最后有人提出：“这事佛是一方事主，哪个愿多事，惹佛不高兴啊？”就这样，宋宝琦平稳过关，此事不了了之。但此事真的能够不了了之吗？小说余音绕梁，回响不绝。

新疆农场是董立勃小说基本的外部环境。他的“下野地”故事从西部传遍大江南北。《哑巴》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其中对人性的拷问更加客观严厉。哑巴哥哥朱顺和母亲终于为弟弟朱民娶上了媳妇，此时“文革”开始了。母亲是农场惟一的地主，她的命运可想而知。面对母亲受苦受难，朱顺、朱民兄弟判若两人。母亲自杀了，朱顺在救落水儿童时被淹死了——被救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整治陷害母亲的造反派头头王兴启的儿子。朱顺曾要杀死王兴启家的人，然而，“朱顺没想到，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还在笑。没有见过这样的笑，能笑掉男人的魂。朱顺举起的刀子落不下来，春桃仰起脸，靠近了朱顺，把刀子拿过来，扔到了地上；又抓过了朱顺拿过刀子的手，放进了自己的怀里。朱顺三十出头了，没有碰过女人，更没有被女人碰过。这一碰，朱顺就爆炸了。这一炸，就把什么都炸没有了。”人性的复杂在非常时期的无限“不可能性”，就这样在董立勃的笔下呈现得令人目瞪口呆。这就是小说的魅力。

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二题》是他“生活书”的系列小说。这些作品是一个东北人写出的东北故事。鲍十在质朴、感伤、复杂的书写中，为我们再现或构建了他的乡土东北。东北大平原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就这样在变或不变的生活中来到了我们面前。在乡村文明崩溃的时代，鲍十仍然坚持他的乡土写作——他的“逆向”写作选择，不仅表达了一个东北籍作家的坚韧和执著，同时也表达了一个作家对“精神原乡”的向往、关爱以及与时尚无关的写作动机。

“60后”：掘进世俗的不确定性

毕飞宇、劳马、余一鸣、于晓威、王方晨等都是“60后”作家。毕飞宇的《虚拟》，故事的“核”就是祖孙的一场“对话”。不久人世的祖父在孙子眼里已经“了无牵挂”，但在对话中，祖父还是表达了他久未放下的“心事”：当年荣校长死的时候收到了182个花圈。桃李满天下的祖父死的时候希望不能少于这个数字。孙子应付说，“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祖父说，“不能作假”，因为死是严肃的事。孙子写了多少人送了花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毕飞宇写出了再了不起的“圣贤”，也终有放不下的世俗事物，“放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劳马的《无法澄清的谣传》写一个纪委书记落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县里成为传奇，是百姓茶余饭后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有趣的是，传言中的那位当年的县委书记(如今的市纪委书记)仍活跃在政坛上，并频频出现在电视新闻和其他媒体中。两种舆论共存并行，井水不犯河水。后来，一个教授采访了这位书记并写成了报告文学发表在刊物上。但在文章发表一个月后，“教授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家乡原县委书记，现任市纪委书记真的被逮捕了！梦中的抓捕情境和被捕者所犯的罪行与当年百姓对他种种的谣传和‘诬告’完全一致。他的司机和秘书，也一个跳了楼，另一位失踪了。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县里工作的一位同学讲述了自己的梦境，同学告诉他，这不是梦，你讲的故事是活生生的真事，那位谭书记确实被抓走了，这回不是民间传言，两天前，官方媒体也发了消息。”生活的不确定性，就这样被劳马一波三折地讲述出来。

余一鸣的《头头是道》、于晓威的《房间》、王方晨的《大马士革剃刀》等，同样是2014年短篇小说的翘楚之作。

“70后”：致敬经典与自我期许

张楚、弋舟、哲贵、畀愚、朱文颖、鲁敏、蒋一谈、吴君、周瑄璞等，是“70后”主力作家的一部分。至今，难以被遮蔽的他们早已走上了各大刊物的中、短篇小说的头条。张楚是短篇小说的写作圣手，今年发表的《野象小姐》同样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张楚在一个“病态”的环境中塑造了一个被称为“野象小姐”的清洁工形象。这个坚韧、强大和至善的女性，用她的方式书写了人的真正尊严。弋舟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优秀小说家，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同名的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写得开阖有致，他先进的小说技法和对辽远事物关怀的自我期许，使他的小说如此撼动人心。他在向马尔克斯致敬的同时，显然也有可以争锋的潜在诉求。无独有偶，蒋一谈的《在酒楼上》也是一篇向鲁迅致敬的同名小说。“我”最后选择对残疾孩子阿明的照顾，与500万遗产已经没有关系。一个人的被信任和慨然担当，使一个回响百年的短篇篇名骤然又熠熠生辉，别有新声。朱文颖的《虹》将这个社会细胞——家庭的溃败写到了极致。而且这个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当这样的家庭无可挽回的时候，这个社会可想而知。小说中的人物，副教授父亲和“虹”都生动无比，父亲哲学教职的无足轻重以及他的生活哲学，都值得深究和分析。“虹”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学生，一头黑发遮住了她的面孔，但她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却一览无余。小说最后是个隐喻。外婆的时代终结了，嘉陵们的未来真的会比他们好很多吗？小说整体写得松弛从容，如飞如舞。


“80后”：渐呈漫天星光

近年来，“80后”作家蔡东、马小淘、蒋峰、甫跃辉、文珍、颜歌、马金莲、郑小驴、霍艳等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这个代际作家的创作格局，更改变了“80后”作家的形象。“80后”作家不仅仅是早些年在流行文化中爆得大名的几位，上述提到的这些“80后”作家，与“70后”作家一样，已经是各大重要文学期刊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体阵容。蔡东的《我们的塔希提》、马小淘的《章某某》、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霍艳的《无人之境》等，是今年“80后”作家扛鼎之作的一部分。

2014年表现较为突出的是东北“80后”作家双雪涛。《大师》是个“中规中矩”的小说，其情节和讲述都在预设的范畴之内：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只因为热爱下棋，老婆都不辞而别没了消息。儿子与父亲学棋也终于身手不凡。其间的讲述波澜不惊，但预设了最后以求一逞的结局——只因父亲在警察与囚徒下棋时为警察解了围，与囚徒结了梁子——多年后，这个失去双腿的囚徒出狱成了和尚，他找上门来，结果遇到了儿子，而儿子连输三盘；未露面却在场的父亲出现了，两个冤家终于不得不再次对弈。小说的奇崛在于结尾父亲的输棋。那本来赢定了的棋父亲却要下输——这就是双雪涛要写的“大师”：孤苦伶仃的“和尚”一生赌棋，没有家小，他赢了棋只要这个与他对弈的“黑毛”的儿子小“黑毛”喊他一声“爸”。父亲满足了和尚的愿望，因此“大师”与输赢无关。阿城、储福金、吴玄等都写过下棋，要超越他们的困难可想而知。双雪涛功夫在棋外，他以棋写人，写人性。不计一时得失的胸怀和格局，才堪称“大师”。小说行文沧桑凄苦，一如从未忘记老婆的父亲的一生。《长眠》在虚实之间，既有扎实的写实功底，又有对魔幻超验的驾轻就熟。故事荒诞不经，却在本质意义上写出了人生的无常和不确定性，这一点与《大师》又有气质上的联系。双雪涛的小说看似简单，事实上内涵或可解读的空间却复杂而广阔。有人间冷暖，是非曲直，也有宿命甚至因果报应。特别是他小说中的感伤主义情调，对超验无常事物的想象能力，都非常引人瞩目。

2014年的短篇小说一如既往，在波澜不惊中书写着新的传奇，它风头不再但常有奇崛或惊艳如漫天星光。不变的文学理想，使2014年的短篇小说就这样光彩照人，如满目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