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为什么代代相传？

　　这些年来，“红色经典”的悄然回归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所谓“红色经典”，一般指的是一批产生于革命年代的文学作品，以“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以及《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山乡巨变》《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欧阳海之歌》《艳阳天》等长篇小说为代表。这些作品，以记录革命战争历史和农村土地改革与合作化运动为题材，以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旋律，曾经风靡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鼓舞了整整两代人的革命热情。而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年代已经过去以后，在现代化、世俗化浪潮高涨的今天，在文学已经多元化的今天，“红色经典”为什么会悄然回归？

　　也许是因为一批弘扬“主旋律”的影视作品的热播（例如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产生的“轰动效应”）唤起了出版商的历史记忆，使他们推出了那些“红色经典”。而“红色经典”出版以后在舆论界引起的热烈反响又促成了一批根据“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例如电视剧《红旗谱》《林海雪原》《沙家浜》相当不错的收视率）。就这样，在影视人和出版商的互动下，“红色经典”再度走红。虽然在文化格局已经多元化的今天，“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也很难重现当年大红大紫、洛阳纸贵的盛况，但不管怎么说，它能够重返当代人的文化生活，本身就耐人寻味。

　　其实，更早，在1980年代，早就有一批作家在“重写革命史”了。1979年，白桦写出了缅怀淮海战役的电影剧本《今夜星光灿烂》，其中讴歌了解放军普通士兵的淳朴情感，富有诗意。所国心、董滨的报告文学《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因为追溯了“将军县”红安的英雄往事而为人传诵。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通过一个红军“逃兵”的故事，写出了历史的阴差阳错，曾经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还原了那场历史悲剧中的种种偶然、种种不可思议的变故，与《灵旗》异曲同工。电影《甲午风云》的编剧叶楠的短篇小说《红军轶事》通过长征中的一曲悲歌，写出了生存的艰难、军令的无情、红军战士的无奈，也令人感动。这些都表明，当代作家回眸革命史、重写革命史，已经写出了新的境界：还原历史的丰富与玄妙、革命的沉痛与感伤。

　　1990年代以后，权延赤的报告文学《女儿眼中的许世友将军》《陶铸和曾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龙困——记贺龙》等等以相当真切的笔力描绘出那些革命家的鲜明个性与不同命运。高建群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写了陕北一个家族的历史，其中有相当篇幅描绘了陕北革命的风风雨雨与浪漫传奇。邓一光的小说《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讴歌父辈的英雄业绩，也充满了浪漫与粗犷的激情。项小米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记录了她的祖父，中共党史上有名的“特科”干部项与年的真实传奇，既对革命忠心耿耿，又在家中冷酷无情，因此而发人深思。这些作品，连同2000年以后产生的都梁的长篇小说《亮剑》、徐贵祥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以及根据杨金远的小说《官司》改编的电影《集结号》，都以特别的感染力再现了革命年代中的英雄个性、历史玄机、变幻风云。

　　由此可见，革命的年代虽已远去，那个年代的记忆却常写常新。

　　也许是因为今天的人们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使然：在看多了“清宫戏”“反贪戏”“警匪片”“生活片”“爱情片”和“港台搞笑剧”以后，“红色经典”对革命年代的回忆一下子将一股朴实、清新、真诚、崇高的气息带回到了今天的文化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像《激情燃烧的岁月》和《亮剑》那样的“红色记忆”已经与革命年代的“红色经典”有了一些明显的区别：当年“红色经典”中充满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息已经悄悄被石光荣、李云龙那样富有人情味的豪放、粗犷、朴实、狡黠的农民气质取代了。具有人情味的农民英雄形象显然更能使一般观众感到亲切。另一方面，写出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写出革命英雄的性格复杂性，也就给红色记忆增添了一层浓厚的现代色彩。因为现代科学、现代哲学都相当关注世界的复杂性、偶然性。

　　于是，当代作家对于红色记忆的频频回首也就成为了多元化思潮中相当独特的一元。不妨把这一代又一代作家写下的“红色记忆”看作中华民族历史上代代相传的英雄传奇的延续。事实上，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不是仍然不乏见义勇为、急公好义的平民英雄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就这样从古传到了今。因此，“红色经典”的重新走红原来是有深厚的文化精神作支撑的。它们是民族精神与革命话语的成功结合。

　　剩下的问题是，后来的作家们怎样去写出“红色记忆”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