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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此打开了音乐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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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对。第一批研究后,我又借来第二批是:肖斯塔科维奇、德沃夏克的作品,斯美唐纳的《我的生活》,拉威尔的《弦乐四重奏》进行研究。第三批借的是当时苏联的当代作品,当时也只能是苏联的作品,别的都没有呀。那时,图书馆有乌克兰作曲家非里宾科的唱片《第二弦乐四重奏》(标题:《一个游击英雄的传说》),这是一部四乐章弦乐四重奏,图书馆里没有这个乐谱。我就请当时留学苏联的李名铎在假期从莫斯科借回来,但是开学他还要回去,乐谱也要拿回去,我就拼命抄谱,这个学习方法对我的帮助大极了,假期结束了,谱子虽然没抄完,但是解剖此曲,我的收获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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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L* Y' {( k# |" V3 O 问:您下了大功夫。) {/ D* ?5 B3 }# R/ U
" g4 _. y3 l$ x: [; W% N 王:当时,就想多学东西、学技术,这首四重奏表现在俄国与德国战争中,游击队的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战争场面,已经不是古典的东西啦。之外,我还对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四重奏》加以解剖。另外,还有卡巴列夫斯基《弦乐四重奏》、米亚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学校里有厚厚一大本米亚可夫斯基的四重奏全集,非常了不得!其中《第十三弦乐四重奏》最重要。他的快板进行,和声的大三度上行和大三度下行的并行,就这样,我整整研究了三个月的弦乐四重奏,在此基础上有了自己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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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设定了我的三个乐章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苦难,用慢板;第二乐章:暴风骤雨,人们起来革命,用快板;第三乐章:新世界的早晨,用轻快的小快板。三个乐章之外,还要有一个气魄很大的尾声,又去学习了卡巴列夫斯基和声很厉害的《弦乐四重奏》。此后,花四十天完成了我的《第一弦乐四重奏》,这部作品对我一辈子的创作来说意义非常重大。6 A _8 d6 E, S5 [/ Z
5 V* K6 n+ \! M1 a, D9 K 问:您现在谈起那段学习经历还兴奋、激动,当时一定进行得热火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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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学习中我充满了喜悦,也得到了最大的安慰!但是,创作过程并非那么顺利,《四重奏》的技术做好了,主题也做好了,我开始找老师上课,和郭遇春同学同去丁善德先生家上课,而丁先生对我的想法没有鼓励,这对我打击很大。我非常希望得到老师的鼓励,但是丁先生认为内容太大,《四重奏》无法表现。回去的路上,郭遇春见我情绪低落,鼓励我说“创作不是都很顺利的”,他说者无心我听者有意,我下决心,不听老师的话了。于是,花四十天功夫终于写完三个乐章,25分钟,这是一个大胜利。$ N$ u( z% }4 o2 k2 X' N3 f! @
- E) L1 L3 ]4 Q. _0 P 作品写完,提交系里但是没法演。当时的“上海之春”演出了已经因《梁祝》而出名的何占豪的《四重奏》:1961年演出了前两个乐章,1962年演出了后两个乐章,而我的不能演。正在心里苦闷时碰见系支部书记常受忠,常书记说“先录音吧,去抄分谱”,虽然不能演出,能录音我也很开心,于是到找俞丽拿,丁芷诺他们,他们看完谱子,说里面有很多技术。他们就一段段排,一段段录。最后叫我听。我听完录音后惊讶极了!高兴极了!我感觉自己能做出这么好听的音乐,非常感动。但是不能演出,心里还是不高兴。于是,系里安排做学术报告,一共八节课,我播放了录音,大家反映特好,同学沈一鸣说“这比管弦系的好多了!”这对我的鼓励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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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五时,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写出了第一乐章,这要特别感谢刚从苏联回来的瞿维老师。当时,我一段段写,写得不好他就推翻重写。这期间,我为写第一交响乐的第一乐章,研究了30-40部交响乐。这两部作品的意义,使我看清没有技术寸步难行。人们总是问我学习交响乐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吭哧吭哧”地读谱、抄谱、在钢琴上弹总谱,思想里面很坚定的东西就是在研究名作的过程中形成。. c+ H7 ]) M( z2 ?7 u
8 @5 ^5 ?! O& ~0 F* i3 H2 A 问:果然,您的卓尔不群是用辛勤的努力获得的,你也有反叛的观念。1 a( P( C, K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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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呀!通过这段学习,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当时学校领导和全社会强调的都是“思想,生活,技巧”——第一,要改造思想、学习马列主义;第二,深入生活,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第三才是学习技术,但是不能单纯技术观点。而我从学习中得出的结论却是“没有技术寸步难行”,没有技巧就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所以,我是要把技术放在第一!于是我就和党的看法有了距离。这就是导致我走上独立思考道路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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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弦乐四重奏》没演出,我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公正,很憋屈,抱着这种思想毕业了。在全班的毕业鉴定的会议上,我受到了全班同学的批判。当时全班六个人,学校让大家互相提意见,他们说“王西麟不好,已经不是‘又红又专’,而是‘又白又专’”,有人甚至声嘶力竭拍着桌子大声地说“王西麟很可能成为右派”!我的第一次毕业鉴定没通过。/ D" `2 e; D/ J$ 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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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和大五,我已判若两人。我不再是盲目听话单纯而没有灵魂的傻小子,我已有了主心骨和独立看法,这样有独立思想的人在当时的社会上很难生存的,但是我看不见这一点,自认为找到了正确道路,已经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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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跌宕起伏的工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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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截止目前,您已讲述完求学生涯,能再谈工作后的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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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n1 E; i" C) h8 T* p) a* z$ a* }/ J 王:大学毕业后,也就是1962年,我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乐团,一段工作后,我看到这是一个为广播服务、为革命歌曲做伴奏的群众歌曲伴奏乐团,我发现这里乐队编制不全,对交响乐也并不感冒。认识到这层,我对毕业分配来这里完全灰心,但是又能到哪里去呢?无法去别的地方。因此,我安下心来搞作曲、写交响乐,安心学俄语提高自己。26岁的我,很年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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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g. r# o% ?* L! w% f 在中央广播电台这一年,被我称呼为“大六”。这一年间,我大量研究交响乐和其他作品,一大本一大本去研习。当时能接触到的主要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还有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作曲家;还有拉威尔,米亚科夫斯基《第二十七交响曲》,后来还有德法雅《三角帽》、《魔法师之恋》和西贝柳斯的《四首传奇》。在研究了大量的交响乐作品之后,我完成了《第一交响乐》的第二、第三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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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n' N& |, [/ b( m 问:您的《第一交响乐》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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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的。比《红色娘子军》早几个月,当时的《红色娘子军》还没有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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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 N) j6 U1 d 有一天,我突然在广播大楼三楼的文艺部听到了云南民歌的原始录音,我非常受吸引,于是借来了原始云南民歌三张大唱片,那是慢转的密纹唱片,我从它记谱下了40、50首民歌,那可是1963年云南地区的原生态音乐,我很想写云南风俗性的组曲,就研究了风俗性、色彩性的交响乐法,如:拉威尔《达夫尼斯与克洛亚》、里亚多夫的《魔法湖》,这些色彩性的东西使我大开眼界。这一年是我的黄金时期,每天早上学俄语,上午、下午拼命搞业务,晚上弹两小时钢琴,我一辈子最大的基础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我完成了《第一交响曲》的第二、第三乐章的创作后,又完成了《云南音诗》六个乐章的原始版本,后来在1978年首演出时,听从我的老师刘庄先生的对我启发很大的意见,拿下二个乐章,改为现在四个乐章的版本。 |, v, g' I% ?, c( C, J0 n
3 E5 L$ v; t7 _ 但是,在这个时候搞运动了。中央广播电台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我们给领导提意见,话说得很好听,叫“领导下楼洗澡”,领导问题多的,叫洗“烫水澡”,问题少的,叫洗“温水澡”。运动到1963年10月,快结束了,人家都发过言,我没意见可提就没发言,有人说:“王西麟没有提意见呢”,让我提意见,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第二天发言,头天晚上提前看了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关于“学习一切古代的、外国的先进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导。我说好,于是,发言说:“我们要搞现代的、一切优秀的音乐,要搞交响乐呀,我们现在搞得不是交响乐……”,两小时的发言把广播乐团的文艺方针全批倒了。这下糟了,过几天,团内开始批判我的反党言论,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4月,六个月期间全团开十次大会批判我,说我这儿错、那儿错,还把我开除北京广播乐团,赶出北京到了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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