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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就是这样陷入颠沛流离的生活吗?因为两小时的一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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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呀,本来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学习和创作中,对于他们搞的运动完全没有兴趣。但是,指名让我发言嘛,我学习了毛主席精神,按着著作指示谈了谈实际情况,完全没意料到会有那么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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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把我下放到山西,直到1977年底回北京,共14年时间。前7年在大同雁北文工团,后7年被长治晋东南军分区发现,把我从大同调到长治,调动工作是对我最大的解救,救了我一条命。6 O1 c8 l5 m* O5 O/ p/ N
" [! z5 I7 t) ?- p2 R1 n 感谢晋东南,回想1964年4月至1970年12月在大同七年,我差点被打死;后来大家都说:“王西麟不走,八成打死,两成逼疯了”。幸亏1970年12月,长治即晋东南军分区搞样板戏,把我调去,当指挥,不但没有人整我,而且让我充分地放手工作。这七年搞业务,为地区做了大量的音乐工作,演出《娘子军》、《白毛女》、《黄河钢琴协奏曲》,我是这个120多人的团体的的音乐指挥,就是今天的总监。在这个期间我爱上了和研究了上党梆子,创作了上党梆子交响乐《沙家浜》,又直接进入其唱腔设计,和上党梆子民间唱腔艺术家马天云一起搞了大型戏曲《红灯照》。我在《红灯照》里面,坚决地反对了在文革中被机械地强制性的普及样板戏而破坏了的上党梆子的艺术传统,而大量的彻底的恢复和使用了上党梆子的传统唱腔,这是对本地区和本剧种的意义深远的最大的贡献,直到现在40多年后依然被当地津津乐道,同时影响了一代人,这些成绩在当地非常辉煌。9 i* ?+ ^$ t% S! L1 k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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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师,您在艺术上的这份坚持和保护在当时,甚至是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前卫和具有远见了。4 E3 a. k$ O, 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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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呀,文革后期大约1973年,我遇到1963年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广播合唱团的指挥聂中明,通过他把我《第一交响乐》和《云南音诗》的总谱带给李德伦。而李先生一发现我,立刻想调我回北京。由于李德伦大师的推动,我才在1977年底回到北京。1978年《云南音诗》被韩中杰首演,又在1981年全国第一届交响乐评奖中获得一等奖——35年前的交响乐作品一等奖可比现在的学术污染后的一等奖大不同啊!我一下子大翻身了!. o1 S0 E, Z g5 b
* o1 Q w+ [ ], P" {* }6 d 问:这个奖真是实至名归,您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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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以说几乎是生命的代价了。现在我经常反思这些问题,它说明了什么呢?那就是我在大四就建立起的:“必须要有技术!没有技术寸步难行”的自学观念。贝多芬说“人啊!你要自救!”我认为学习就是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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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同一个人,在大同那七年过得猪狗不如,差点被打死,什么贡献也做不出来;而同样一个我在长治的七年,却为地区音乐事业做出辉煌贡献。为什么呢?这可以留给历史与后人去解答。, |3 P" u Z2 c, ~, m8 C6 t9 i' m8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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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师,您的经历真是惊心动魄,很多时候是在九死一生的剎那突然峰回路转,听您讲述起来都如此沉重,真不知道您是怎么坚强的一路走来。1 M& B7 q3 d" Z0 Y, w- o* C
4 w/ D/ g# t: \1 ?( K 王:啊,说一句真正老实的话,是音乐救了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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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革时代的先锋派创作屡获好评) ]5 J1 r8 @. B% w
5 Y* z6 f% C) r$ t n: Z2 i, z 问:现在,音乐界最称道的是您将先锋派技术与中国最传统的戏曲音乐糅合一体,那么您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也就是使用先锋派的创作技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又是如何进入这个音乐领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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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 L1 \( z4 W: x3 s+ R$ z 王:文革后80年代的十年,是我们最重要黄金时代。1979年至1989年这十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赵紫阳、胡耀邦主政,我自己重新学习技术,学习多调性、重叠调性、十二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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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Y/ _" d, m 这十年我的音乐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多调性,重叠调性,主要研究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作品,我的实验性作品是1982年写了《太行山印象》;第二阶段是学习研究十二音无调性和自由无调性,实验性作品是1985年的《交响音诗两首》;第三阶段是在1988-89年开始研究音色音乐的代表作——潘德列斯基《为52件弦乐而作的<挽歌>》开始进入先锋音乐、音色音乐,并研究音块技术,总结性的作品是1991年写的四个乐章的62分钟的《第三交响曲》,这三大步使我进入现代音乐领域。7 A D. r3 h1 @6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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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媒体对于您的音乐会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国内音乐院校里对您音乐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第九交响曲——抗日战争安魂曲》首演吸引了多位具有远见卓识、活跃在世界舞台的音乐学院的专家教授,以及诸多音乐学院的学子专程观看。首演之后,网络媒体有很多报道、掀起了热议,您知道2015年末您的音乐会消息起到刷屏效应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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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还不知道。我仅仅知道国外方面《纽约时报》对《第九交响曲——抗日战争安魂曲》首演音乐会做了整版长篇报道,对音乐会进行了客观、公正、有深度的评价。3 U; u5 z( }) h
R0 G! E* O8 b6 i3 n- a 国内有上海音乐学院的陆培教授,陈牧声教授、吕黄教授特意从福建飞来北京参加首演。在音乐会后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一些宝贵意见和评价,我非常看重业内人士的观点和看法。音乐会后,演出视频发布到网上,又掀起一个小高潮。 我十分感动的是旅居美国30多年的先锋派作曲家代表者葛甘孺先生观看音频之后,说“我被作品完全震惊了,也被这炉火纯青独特音乐语言所说震惊。这部作品不是偶然,而是基于民族音乐的反叛,是一种必然”。与葛先生相似,一位听众评价说:王西麟的音乐像是尼采的灵魂,“查拉图斯特”游荡在夜幕下,让灵魂颤抖。而单正平则用“王西麟音乐的三种声音”一文,来表达作品是几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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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画家刘亚明则直指“在这个铜臭弥漫的社会,这样的音乐是充满英雄主义的、孤独的、具有殉道者色彩的”。沉睡评论道:“王西麟是当代中国最为纯粹而彻底的现代音乐家”……如此等等。这些评论,我深表感谢!在排练期间,国交的排练厅里每次都来了二十几位音乐院校的老师、同学们观看排练,这些都是一些好的现象,说明大家开始关注本国作曲家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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