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司马先生

　　遇见司马先生

　　司马先生把倪小姐带到江黛老太太的病床边，不是为了别的，是要强行给倪小姐梳头，多么奇怪的事情！司马先生要在妻子的病床边，给一个年轻姑娘梳头。梳的什么头？当然是那种美人髻！

　　电影厂宿舍区里生活着许多从事电影艺术的男女，男的穿风衣的居多，米色的、黑色的，或者藏青色的，女的不管穿什么都让人侧目，因为都是千里挑一的美人儿，有的年龄大了，被归入迟暮美人一类，但仍然比你母亲美丽，比你姐姐动人。

　　直到现在，经常还有些游手好闲的人来到枫林路这里看明星。如果运气好，一下子就看到了一对，男的女的，两张脸都是家喻户晓的！好运气又分两种：一种是绝对的好，那对银幕伴侣亲热地拥在一起，倾国倾城地向外面走；另一种情形则让人不安，你很可能看见男的在前面跑，女的在后面追，他们隔街对骂。女的口出秽言，男的暴跳如雷，双方口水战的内容涉及性、偷情、麻将、金项链、美元、股票、合同、汽车、电话费等方面。这么不顾一切地骂了一会儿，你在一边坐立不安的样子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知道你是影迷，顾及他们在影迷心目中的形象，于是鸣金收兵，女的拿出迷你化妆盒补了妆，一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走了。男的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神经病、三八、荡妇、婊子——这是大陆与港台辱骂女人的词汇的组合，一旁的影迷立刻回想起来这个男演员参演了不少与港台合拍的电视连续剧。

　　就像电影厂频频出品的家庭伦理片，电影人的婚姻生活充满了悬念和冲突。枫林路毗邻电影厂的百合花餐厅，里面小道消息满天飞，我听了不少。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也不知道那些电影人在私生活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是经常在百合花餐厅里看见那些来自电影厂的夫妇，愤愤地或者木然地坐在一张桌子的两侧，洽谈离婚事宜。有的像武侠片，说着说着大打出手。

　　我曾经目睹一个女演员掌掴她的导演丈夫，左脸一下，右脸一下，外加一盆凉拌茄子，她不顾一切地要把它糊在导演丈夫的头上。

　　我记得那个女演员因为在某部电影里扮演一个贤惠忠厚的军人妻子而出名，她在银幕上的形象与在百合花餐厅的举动判若两人，这不奇怪，谁都懂得生活和电影是两回事。让我难忘的是女演员冷静下来后对人说的那些话：电影圈？电影圈就可以乱搞男女关系？放屁！

　　女演员满面是泪，对餐厅的熟人们说，去看看司马先生是怎么待江黛的！人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出名的大导演，人家是怎么做丈夫的？他们结婚五十年，司马先生天天给江黛梳头，一梳半小时，梳了五十年了！

　　那是我头一次听说司马先生和江黛的消息。

　　对于所有热爱黑白电影的人来说，司马和江黛的名字都可谓如雷贯耳。一个是才华盖世的大导演，一个是红得发紫的女明星，我在母亲收藏的旧上海出版的电影画报上看见过这对影坛龙凤配的婚礼报道，即使是透过发黄的照片，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婚礼轰动豪华的气氛。

　　一袭白色婚纱自然掩不住摩登美人江黛令人眩晕的美艳，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司马挽着他的新娘，站在一辆敞篷汽车里，就像太阳挽着月亮，就像月亮挽着太阳，他们将奔赴神秘灿烂的银河，却把出席婚礼的达官贵人和电影圈同行留在陆地上。

　　而在那本画报的封底广告上，一部名叫《结婚》的电影正被隆重推出，也许不止是巧合，它的导演是年轻的新郎司马澜生，女主角恰好是美若仙子的新娘江黛。

　　我母亲是江黛的影迷。与如今的追星族相比，我母亲的角色是不幸的。她生不逢时，一生没有机会一睹江黛之芳容，在漫长而激进的革命年代，许多事情是反动的，我母亲只是在她收藏的旧画报里偷偷地呼吸着一个旧时代女人的馥郁气息。

　　一九七九年大哥结婚那天，我母亲梳了一个奇怪而漂亮的发髻，引起了许多女客的好奇。

　　她们问我母亲这发髻是怎么梳出来的。我母亲先是含糊其辞，当一个从前的理发师在旁边指出那叫美人髻时，我母亲立即涨红脸说，不，我不懂什么美人髻，我是向画报上学的。江黛，江黛她就梳这种发髻。

　　几十年过去以后，没有多少人知道江黛是谁了，那个老理发师却是一本老字典，他说，江黛？那是旧社会的电影明星嘛。她现在怎么样？还活着吗？

　　我母亲茫然地看着老理发师，不知道，谁知道呢？我母亲叹着气说，乱了这么多年，听说电影厂死了不少人，谁知道江黛怎么样了。

　　那个老理发师说了一句话，让我母亲差点在我哥哥的婚礼上哭了出来，他说，活着是命大，死了也正常。

　　现在大家也许能理解了，我为什么对电影厂的那对老夫妻如此关切，为什么在一九八八年频频出没于百合花餐厅。我母亲当时已经去世，我去百合花餐厅守候司马夫妇，只是想让他们在我母亲收藏了几十年的那本电影画报上签个名，了却她生前的夙愿。

　　

　　餐厅的人告诉我，司马夫妇通常在周末的晚上相携来餐厅共进晚餐，毕竟是属于旧时代的人，年轻的一代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他们在餐厅的时光都是很安静的，不用担心像其他年轻的明星一样被人纠缠。但是你的运气不好，餐厅老板说，最近几个星期他们都没来，听说那老太太突然中风了。

　　我纠正他说，是江黛，她以前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餐厅老板笑了笑说，我知道，她以前不得了，否则司马先生也不会像伺奉女王一样侍奉她。你不会相信的，老太太上洗手间，老头儿也得陪着去，拿着老太太的小皮包，站在女厕外面等呀。

　　关于司马夫妇如胶似漆相爱的细节我听了不少，有的令人发噱，但我笑不出来，尤其是江黛中风的消息使我心情沉重。我打开我母亲留下的旧画报，看着内页和封底上那个容光焕发的美人儿。

　　发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两个女人的气息，一个在照片中，一个在照片外，一个是我素未谋面的女演员，一个是我的母亲。我的感伤情绪在餐厅轻柔的背景音乐中愈加浓重，而窗外的街道上细细的雨丝魔术般地变成了豆大的雨点，百合花餐厅的雨棚上响起了飒飒的雨声。

　　那个手执黑色尼龙雨伞的老人走进餐厅时，我没有认出他来，是餐厅经理用眼神在示意我来人的身份。我反而感到局促不安起来。

　　为了保持必要的礼貌，我不能使用贪婪的目光，只能尽量镇静地打量司马先生。必须承认司马先生的形象与我在旧画报上见到的有很大的出入，那是一个干瘪瘦小的老人，除了明亮如炬的眼睛，所有风流倜傥的痕迹不复存在，无情的岁月沧桑销蚀了司马先生的英气，却在他的脸上、鼻梁两侧留下了许多赭黑色的斑点。那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老人斑。

　　我决定不去打扰这个老人，很难解释我当时矛盾的心情。我悄悄地注视着司马先生独坐一隅的身影，唯恐餐厅的人多嘴，泄露了我的机密。

　　我听见老人在点菜，几十年以后仍然不改东北口音。老人似乎心有旁骛，他不时地扭头，向这里张望，向那里张望，我以为他是听说了我的事，正要起身过去解释什么，他明亮的目光偏偏从我脸上滑过去了，然后我听见他问，倪小姐呢？她今天不上班？

　　服务生说，今天是星期天，倪小姐轮休。老人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拍了拍额头说，看我这记性，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天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倪小姐与司马夫妇之间特殊的关系。我不止一次见到过那个倪小姐，她是百合花餐厅的领班，出众的容貌、职业性的微笑以及高超的周旋处事能力使倪小姐成为这家餐厅活的招牌。

　　倪小姐受人关注在情理之中，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此事自有回味之处。第一眼看见倪小姐，我就觉得她像一个人，一时却想不出来是谁。那天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倪小姐像江黛，虽不及画报上的江黛那么令人惊艳，但她们妩媚的容颜酷似一棵枝头的两朵玫瑰！

　　倪小姐不在。我无意窥探司马先生更详细的心境，你想想，在这么个阴雨绵绵的夜晚，我遇见了我母亲一生不得相见的银幕英雄，已经是一种幸运了。

　　我在另一张餐桌上陪同老人进餐，依稀看见我母亲在九泉之下欣慰的笑容，当然我也听见母亲稍带不满的声音：江黛，江黛呢，你怎么没见到江黛？已经够幸运的了，我觉得凡事不能要得太多。

　　在司马先生结账离开餐厅的时候，我提前等在门廊里，为他打开了雨伞。司马先生，外面路滑，小心一点。我说。

　　我看见老人向我报以感激的微笑，小伙子，你认识我？他说，现在认识我的人不多了。

　　我碰到了他风衣口袋里的什么东西，很硬，而且有点扎人，我的手下意识地抬了起来。

　　司马先生注意到我的动作，他的脸上露出一种近乎害羞的神情。我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东西，是一把梳子，不是那种便于携带的旅行木梳，是一把硕大的圆头钢丝梳。

　　梳子。司马先生说，小伙子，你一定会笑话我的，我要去医院，给我太太梳头去。

　　梳头？我脱口而出，谁梳不行，让护士给你太太梳嘛。

　　不，她们不会梳的，老人对我挤了挤眼睛说，是很早以前流行的发髻，美人髻，你不懂的，她一直是这个发型。外面的理发店她不去，她只相信我的手艺。

　　就这样我和司马先生匆匆说了两句话，来不及说我母亲这个影迷的故事。说的两句话，一句谈梳头，一句谈美人髻，我记得很清楚。

　　倪小姐是那种热情大方的女性，尤其是对于百合花餐厅里年轻的异性客人，她可以做到无话不谈。我有一次试探着与她谈起司马夫妇与她的关系，她竟然咯咯地笑起来，说，你也知道这件事了，很滑稽的。我说，什么滑稽？她说，这对老夫妻，怎么不滑稽？他们说随便吃什么都可以，他们说上这里来不是为了吃，就是为了来看我。你说滑稽不滑稽？我让他们看了好几年啦。两菜一汤，随便吃，说是看看我。我脸上又不写字，有什么可看的？

　　我问倪小姐是否知道自己与青年时代的江黛长得十分相似，她说她知道，老头儿也这么说，老太太也这么说。你不知道老夫妻俩多奇怪，老头儿盯着我看，老太太也盯着我看，一边看着一边还咬耳朵议论我。倪小姐做了个类似赶蚊子的动作，受不了，受不了，起初我听说老先生是导演，还以为他要挑我去演电影呢，后来一打听他早不拍电影了，这么盯着我什么意思？又不能把我和老太太换回去！不瞒你说，我有点烦了，我让他们看得毛骨悚然的，如果不是看在生意的面子上，我早翻脸了，我才不管他们过去的名望呢，别说是旧社会的名人，就是姜文刘晓庆，我也不买账的！

　　尽管我对倪小姐人品作风的判断基本准确，但听她用如此不屑的口气谈论这件事，我还是感到深深的失望。

　　这一定是一个错误，江黛与倪小姐长得如此相像，天知道是谁的错，不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江黛错了，就是八十年代的倪小姐错了。

　　我看着倪小姐亭亭玉立地站在餐厅一角，匀称丰满的身体裹着米色的锦缎旗袍，足蹬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她的身影轮廓与我收藏的旧画报中的江黛何等相似，简直令人惊讶，但是当她一转身，向桌上的客人露出空洞而浮泛的笑容时，我突然觉得倪小姐的眼神以及微笑与当年的江黛是大相径庭的，两个时代的美女，除了五官的相仿，其实她们并不相像。我不知道司马夫妇为什么如此迷恋这个倪小姐。为什么？他们是当事人，而且一生都在与人的容貌表情打交道，对此应该比我更敏感，也许一切只是因为他们老了，缅怀过去黄金岁月的机会已经所剩无几？

　　虽然是周末，我仍然无缘见到江黛，司马先生也没来。临走的时候，我问倪小姐司马先生最近是否还来餐厅用餐。倪小姐说，怎么不来？不来就好了。他现在不定时来，前天他还来了呢，你猜老头儿对我说什么？

　　倪小姐说到这儿卖了个关子，看我急于打听的样子，她又咯咯地笑了，老头儿滑稽死了，他要我改发型，要我梳一个圆髻。圆髻你懂吗？

　　倪小姐鼻孔里哼了一声，他好像是这么说的，美人髻。什么美人髻？难看死了，现在都流行披肩发，谁梳那种发型？

　　我告诉倪小姐，江黛当年风靡影坛时梳的就是美人髻。

　　倪小姐打断我的话说我就猜到了，又是江黛！滑稽，没见过这么滑稽的人，逼着我学那老太太，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不让我像林青霞，像王祖贤？

　　倪小姐又做了个习惯性的驱赶蚊子的动作，似乎是为了验证什么，她轻柔地晃了晃她的披肩长发，让它们更自然地披散开来，然后她莞尔一笑，说，朋友帮帮忙，我情愿做王祖贤，我可不要像江黛！

　　一九八八年我在为一家杂志社跑广告，有一次拍广告的摄影师提出要找一个漂亮而丰满的封面女郎，跟我谈了半天他对这个女郎的想象。

　　我拿出那本旧的电影画报，指着江黛问他，就是这样的？摄影师的眼睛立刻亮了，亮了又暗下去，说，这是哪个年代的美女？现在都成木乃伊了吧！

　　我想起了百合花餐厅的倪小姐，说，有个翻版我认识，比不上画报上的，不过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就这样我带着摄影师去了百合花餐厅。那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我估计餐厅会比较清静，事实上也如此。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餐厅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客人，但是从收银台那里却传来了异常嘈杂的人声。员工们几乎都围在那里，为某件事辩论着争吵着。

　　一个尖厉的女声尤其令人侧耳，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要让这对疯子气死了！那是倪小姐的声音。

　　我挤上去，在一番艰难的询问下终于弄清楚了发生在倪小姐身上的怪事。怪事的肇事者是司马夫妇，据倪小姐说，当天中午司马先生匆匆赶到餐厅，称江黛老太太将不久于人世，临终想见倪小姐一面。我是发善心，谁想到他们不安好心，恶心，恶心死了！倪小姐由于情绪激动，对事件的描述常常言不及义，但我还是听明白了。司马先生把倪小姐带到江黛老太太的病床边，不是为了别的，是要强行给倪小姐梳头，多么奇怪的事情！司马先生要在妻子的病床边，给一个年轻姑娘梳头。梳的什么头？当然是那种美人髻！

　　老头儿恶心死了，他抓着我的头发不放手呀！老太太也恶心，眼泪汪汪的，嘴里不停地唠叨，梳一次，就梳一次。什么梳一次？我凭什么让那老头儿给我梳头！倪小姐柳眉倒竖，杏眼里的怒火燃得很旺，她说，我也不客气，我打了老头儿一个耳光，我把老头儿的梳子扔在地上就跑出来了。

　　我和那位摄影师都被这个突发事件弄傻了，摄影师不认识司马先生，他对整个事件缺乏判断，但有关倪小姐是否可以上封面的问题，他很快有了答案，这个女的不行。他悄悄向我耳语道，气质，气质有问题。我知道有些艺术家就喜欢用气质这种隐晦的标准来评价他人，平时我很反感这样的说法，但那天我同意他的意见，我说：“是呀，现在看来她好像是有点问题。”

　　我们在餐厅的门廊里差点和司马先生撞了个满怀。直到今天，我仍然难以忘记这么一个失魂落魄的老人，他的凄凉的怯懦的眼神，他的谦卑的充满负罪感的表情，他从门外跌跌撞撞地进来，对我和我的摄影师朋友视而不见。我注意到他的脚上穿着拖鞋。他慢慢地向收银台那里走，收银台前的一群人都回头望着他。那些人的眼神一定把老人吓着了，我清晰地看见老人打了个冷战。他站住了，看上去他没有勇气走到倪小姐那里去。那倪小姐怒目圆睁，像所有受害者打量罪犯一样打量着老人。她紧咬着嘴唇，一句什么致命的咒骂正援弓待发，旁边的一个小厨师先嚷起来：臭老头儿，你还有脸再来！

　　令人更加惊愕的场面出现了。我先是看见司马先生瘦削的肩膀在颤动，然后他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他哭了！他在呜咽！嘈杂的餐厅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包括我和摄影师，都在倾听一个老人的呜咽。倪小姐一定也没想到事情的结局，她张大嘴，瞪着满面是泪的老人。

　　这么僵持了一会儿，不知是哪个年轻人发出了一声怪笑。它使倪小姐首先恢复了镇定，她向众人撇了撇嘴，扭过身子，背对着司马先生。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发生在百合花餐厅里的这件事，年逾七旬的司马先生在餐厅员工们厌恶的目光中，一边呜咽一边向倪小姐的背影鞠躬，对不起，司马先生用一只手遮着他的泪眼，一只手护着他的腰，向那个背影深深地鞠躬。

　　我听见了老人痛苦的忏悔的声音，他说，我们思想不健康，我们思想不健康，我代表江黛，请你原谅。倪小姐高傲的背影看上去愈加高傲，很明显她没有接受道歉。于是我看见司马先生更加诚挚地向下弯腰，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梳头。老人像一个孩子一样呜咽着，他说，就是梳个美人髻，我们没有恶意，你不知道我们的心，她一生最喜欢的事就是让我为她梳头，可她的头发快掉光了，快掉光了！

　　那是我在百合花餐厅里最后一次见到司马先生。

　　我在八十年代情绪浮躁。今天想干的事情到了明天很可能就忘了，就像我对那对影坛老夫妇的牵挂一样。之后我把母亲留下的那本旧画报从文件包里取出来，放在收藏母亲遗物的箱子里，那一份特殊的牵挂也随同束之高阁了。

　　百合花餐厅我后来是去过的，没见过司马先生的踪影，听说自从梳头事件之后司马先生再也没在餐厅出现。餐厅老板说少了这对客人也无所谓，那对老夫妻在餐厅的消费本来就是小意思而已，带不来多少利润。

　　江黛是在一九八八年冬天去世的，告诉我消息的正是倪小姐。倪小姐描述任何事情都有她特殊的角度，她说，我前两天去电影厂试镜头了，王导演也说我像江黛。电影厂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见我像看见了鬼，一问才知道，江黛死了！王导演的嘴很讨厌的，他说我的照片和江黛追悼会上那张遗像一模一样。

　　我说，他们都错了，你其实和江黛一点也不像。好在倪小姐不在乎我有什么潜台词，她说，唉，老太太死了，他们说老头儿给老太太梳头，老太太看见梳子上沾了一大把头发，叹了口气。他们说老太太叹了口气就死了！”倪小姐的目光茫然地掠过我的脸，她说，你怎么那样看着我，好像是我把她害死的，其实我以前对他们一直很客气的，谁让他们强迫我梳那个髻子呢？

　　我没有再见到过司马先生，我不知道失去江黛的司马先生会如何度过他的晚年。不是我残酷，我预感到江黛一去，司马先生的日子不会长久。这预感后来被证实了。

　　记得是一九九三年的春天，我在晚报的小稿栏里读到了司马先生去世的新闻。也许是字数限制，寥寥数字的消息只提及死者是一个知名导演，司马先生的许多成就没有反映，最让我遗憾的是，通讯员没有提到江黛的名字。他们是那么一对传奇的影坛伉俪，通讯员偏偏漏掉了死者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字介绍。

　　有个研究老电影的朋友告诉我，司马先生去世前经常去一个幼儿园。他说他仍然随身携带那把笨重的钢丝梳，似乎随时准备给人梳头似的。这我不相信，我想老人除非是老糊涂了，否则就该告别这把屈辱的梳子。

　　朋友又说，那个幼儿园有个年轻女教师，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江黛长得一模一样。他还说那个年轻女孩始终不知道天天坐在幼儿园栅栏外面的老人是谁，她以为老人是哪个孩子的爷爷或者外公，曾经走出去询问过他，你是来领孙子的吧？老人摇头说，我没有孙子。我只是在外面坐一会儿。女孩善解人意，她说，老人都喜欢孩子，那你就在外面坐着吧。老人点头说，我喜欢孩子，可我一生没有过孩子，只有一把梳子。

　　朋友告诉我司马先生最终向那个幼儿园教师亮出了那把梳子，他说，如果你是我的孙女儿就好了，我会为你梳头，我会梳美人髻。女孩觉得老人有点奇怪，她问，什么是美人髻？司马先生就笑了，你知道江黛的名字吗？他说，你如果知道江黛，就知道什么是美人髻了。

　　这么一说我相信了那个朋友。几年来闯荡江湖，我自认为读懂了司马先生的心。司马先生的故事并不复杂，概括一下，他的故事有三种叙述方法，一种说江黛，一种说梳子，还有一种，当然是说美人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