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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谴责“借班上课”的种种弊端,我认为最主要的症结可能还不完全在于此。实际上,造成弊端的核心原因在于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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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评委,教唱课如果只看学生已经唱得怎样是不合适的。学生的素质存在个体差异、班级差异、学校差异甚至地区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只看上述,借个好班当然讨巧了。我认为,不管你借什么班,应重点看教师教给了学生多少(指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多少),怎么教的(重点考察教师智慧,即临场处理教学事件的经验)。如果一个班对所教的歌已经唱得较好了,你还能给他们什么呢?我在文章开头交待的那节课就是这样,一出口的演唱水平跟老师教完的演唱水平基本上没有差距。这样的教学没有意义,只是表演走过场,不应该赞赏。如果我们的评委能及时指出,我相信没有哪个老师敢花那么多成本去造那个很容易被识破的假。如果一个老师教了一个陌生的班,一出口唱得参差不齐,但经过教师的教学,学生有了明显的提高,尽管没有达到很理想的水平,但也应及时给予肯定性评价。有哪个老师不愿投入这种原生态的“借班上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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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教师群体,我们应该有“集体良知”。我参与的课堂中,“借班上课”的“潜规则”几乎无人不知,但没有人觉得这种作假羞耻。如果我们的教师文化本身就缺乏一个诚实的评价氛围,即使换一种方式又能有什么改变呢?我们应该要像对待“假唱”一样出台规定,规范“借班上课”,明确让广大教师对“借班上课”的丑恶现象说“不”,我相信,遵纪守法的人应该还是多的。此外,增加群体教师参与评价环节,如果没有群体教师参与的监督,就像禁烟一样,即使有法律也很难禁止。" M* k" r+ a9 k& l4 \- W9 y2 _
* L/ K' j9 M: P$ L 3.我们口口声声地说为了每一个孩子,但却在孩子面前公开造假。事实上,新课标也清清楚楚地写着要重视学生评价。真正想制止这种造假行为还是有招的,就看我们用不用。孩子心里很清楚,我上小学时的情景几乎都想不起来了,但老师开公开课让我们协助造假,就连谁应该回答错都事前安排好,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爱因斯坦说,教育就是多年后什么都忘了,剩下来的那个就是教育。想想我们的孩子吧,造假也许使某教师的那堂课成功了,但你丢掉的是你整个人格,危害的也许是孩子的一生。; ^! Y0 T' a4 ~1 ?1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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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借班上课”作为一种教研形式,这本身并没有错。它之所以长期活跃在教研领域,这本身也说明其有受欢迎的一面。如果说“借班上课”就容易产生“作假”行为的话,不借班上课恐怕更容易产生作假行为。自己教的班作起假来更方便吧。“借班上课”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小学教研活动的活跃而兴起的。新课改后,“借班上课”由原来重在展示逐渐增加了研究的含量。尽管有弊端,但这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源。要彻底抛弃并不一定就是明智的选择。要抛弃很容易,但要构建一种新的教研形式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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