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巴西狂欢精神的终极书写者

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

提到巴西，自然就想起热情快乐、桑巴狂欢、混血多元。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巴西名片”正是从1940年代开始，随着作家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逐渐传播开来。

“这些民族精神在上世纪初时还被认为是腐化堕落的标志。正是以亚马多为代表的一批巴西知识分子，将非洲影响作为巴西民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世界展示出巴西种族融合的价值。有人还直接将巴西比作亚马多笔下的混血女郎，认为这个国家就是这样自然、随意、性感、快乐。”正在巴西访学的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樊星，通过邮件告诉第一财经。

近日，已故巴西国宝级作家、巴西文学院终身院士、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若热·亚马多的五部代表作，《味似丁香，色如肉桂的加布里埃拉》、《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奇迹之篷》、《无边的土地》和《金卡斯的两次死亡》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樊星也是《奇迹之篷》和《金卡斯的两次死亡》的译者。她说，巴西文学不同于中国读者熟知的拉美魔幻文学，有自己的文学特质。

亚马多生前三次来过中国，中文作品翻译数量不逊于任何一位拉美作家。但国内读者普遍感到他像巴西这个国家一样遥远而陌生，巴西文学在中国也近乎被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遮蔽。

当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投向奥运比赛时，关注隐匿于奖牌耀眼光环背后的巴西文学可谓最佳契机。

从记者到国民作家

亚马多1912年生于巴西东北部城市巴伊亚州州府萨尔瓦多市。巴伊亚州在巴西历史上非常重要，来自葡萄牙的冒险家第一次在这片新大陆上岸，并以此为中心建立起巴西文明，被喻为巴西文明的摇篮。樊星说，亚马多的大量小说都是以巴伊亚州为背景，“通过他的小说，你能看到一些巴西的真实情况。”

少年时代，亚马多曾在可可种植园生活。他熟悉那些砍下原始森林巨树，赶走美洲豹和怪兽后，用火焰、斧头、镰刀开拓出来的林地。人们种下可可树，也埋葬了来植园“淘金”的上校、黑人杀手、农夫的生命。亚马多此后的小说中，可可园是经常出现的场景。

1930年中学毕业后，亚马多进入里约热内卢大学攻读法律。从那时起，他的写作才华就像长成的可可树一样不断结出繁盛又金黄的果实。1931年，亚马多发表处女作《狂欢节之国》。同年，写成以可可种植园农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可可》，一举成名。遗憾的是，小说出版后随即被当局禁止流传。

樊星说，在上世纪30年代，巴西文盲率高达70%，文学几乎只是大城市精英阶层才会关注的话题。但20多岁的亚马多却凭借《可可》、《死海》与《沙滩船长》等六部小说，迅速赢得了外省普通大众的喜爱。

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开始走出巴西。首先是《儒比阿巴》(又译《拳王的觉醒》)被翻译到法国，这是巴西第一部真正以黑人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在30年代的巴西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当时就有人质问这个毛头小子是谁，凭什么能在法国出书?”

和拉美文学巨匠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一样，亚马多年轻时也做过记者。“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一代的巴西作家几乎都做过记者。”樊星说。亚马多所属的同时代作家，是巴西最注重“纪实性”的作家团体，认为文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思现实问题，推动社会改革。

49岁时，亚马多在巴西文学院就任院士时发表了一次有名的演说。他将巴西文学传统划分为以心理描写见长的“私人小说”和反映国家历史变迁的“社会小说”，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马查多·德·阿西斯与若泽·德·阿伦卡尔，表示自己就是阿伦卡尔的坚定追随者。

亚马多曾多次因参加进步政治运动被捕入狱，被迫流亡国外十多年。1952年才得以回国，此后退出政党，成为职业作家。196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为巴西名符其实的“国民作家”，他一生创作的30多部长篇和短篇小说中，有六部作品被改为电影，作品印数曾达500万册，被译成49种文字，在近60个国家出版，发行量高达2000万册。

1931年，一部以可可种植园农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可可》，让亚马多一举成名

巴西狂欢精神书写者

亚马多被誉巴西狂欢精神的终极书写者，但他的文学思想历经过转型。

他曾说，最喜欢29岁时完成的小说《无边的土地》，这是他第二部关于可可的小说。“我的根在这本书里。它来自于创造了我的血脉;它里面充满了我婴孩时期萦绕耳边的阵阵枪响。”小说以史诗的笔法，表现了巴伊亚地区经开荒者的梦想、野心、爱情和死亡。这部书也是亚马多早期现实主义风格的巅峰之作。

樊星评价亚马多小说的特点是，成功地将反抗精神、左翼思潮、乌托邦理想与民俗传统等元素杂糅起来，结合巴西东北部特有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创造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社会批判小说。

在完成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加布里埃拉》后，亚马多作品中更多集中在反应种族、宗教、文化融合，并成为后期创作的核心，巴西文化的混血特色为越来越多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所接受。

“讽刺幽默是亚马多后期作品中的特点。在这一阶段，也开始有意识地展现巴西人的狂欢精神了。”樊星说，以《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为例，游手好闲的第一任丈夫瓦迪尼奥是巴西狂欢精神的代表。第二任勤勤恳恳的药剂师丈夫却讲求“各归其位”，注重规则意识。最后女主角选择与两任丈夫共同生活，“这也反应了巴西社会等级制度与民主精神共存的常态。亚马多作品中展现的巴西性格并不单一的，而是相互矛盾的。他也一直将文学当作一种斗争工具，一直没有放弃为底层民众发声。”

不过，亚马多的作品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畅销，巴西国内评论界始终有批评的声音。“这种情况有点类似英国作家毛姆的遭遇。”译林出版社一位文学编辑认为。

“他对待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毛姆很不一样。”樊星说，亚马多自视为平民作家，而大多数文学批评家都身处精英阶层，亚马多对他们说的话根本不在乎，在创作上也丝毫不受影响。

樊星介绍，批评的声音包括，早期部分文学创作中，为了遵循社会现实主义的指导要求，在人物的性格塑造有时过于简化，缺少内在的复杂性与心理深度；又比如在对社会冲突的表现上，亚马多习惯于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歌颂贫穷，诗化苦难，用并不存在的乌托邦来弱化现实的残酷。

还有杂糅的风格，也是他为大多数批评家所诟病的原因之一。不过樊星认为，这也成为亚马多小说一大特点。“二战”后，东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都将他作为巴西文学的代表予以翻译、推介。“亚马多似乎总有办法满足不同体制在不同时期的需要，在占据畅销书榜的同时传播巴西文化，并成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等共同的研究对象。”

非“拉美作家”群体

亚马多乐于助人，热爱旅行，爱交朋友。在他的故乡巴伊亚，有句话叫“满满的家”，他的朋友说，他家就是这样的氛围。

他是与中国结缘最深的巴西作家。早在1952年，亚马多便应邀来过中国。三次中国之行，见过中国作家茅盾、艾青、郭沫若，还在巴西报刊上写文章谈在中国的见闻趣事。

学者滕威曾经统计，1949年到1999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了36部巴西作品，其中亚马多的作品占到了14部。中国读者最早是由1950年代引入的《无边的土地》，得以打开巴西文学窗口。他的作品也满足了大多数国外读者对于巴西的期待：热情漂亮的混血女郎、乐天懒散的城镇居民、狂欢节、桑巴舞、非洲宗教、甘蔗烧酒……

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中国读者和作家中掀起一阵持久的魔幻现实主义狂潮。当时，借着这股“文学大爆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拉美文学从书”，也就是从那时，博尔赫斯、略萨、富恩特斯、亚马多等来自拉丁美洲的作家，再次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亚马多和马尔克斯他们在地理位置上都同属拉丁美洲，实际上葡萄牙语写作的巴西文学与西班牙语写作的“拉美文学”并不一样。将亚马多归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阵营，是不太准确的说法。

北京大学葡语系学者闵雪飞曾撰文指出，中国读者熟悉的“拉美文学爆炸”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并没有在巴西发生，“魔幻”在巴西文学中也几近于无。在亚马多《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中，也显示出“魔幻”，但这是亚马多对巴西土生宗教与坎东布雷中得出的灵感。

令樊星遗憾的则是，多年来，亚马多一直在小说中反复谈及他最为看重的巴西理想“宗教自由、种族平等、性别解放”，这是亚马多作品中最有价值的元素。然而，这一点也没有引起国内评论界注意。加上巴西文学一直被“拉美文学”遮蔽，亚马多对巴西身份的探讨在国内也一直没有引起重视。

2001年，亚马多因心肌梗塞在家乡一家医院逝世，终年88岁。在《金卡斯的两次死亡》中，作家写到，死亡用缺席的手法将过去污点抹去，死者留下的记忆如钻石般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