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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知青忆:插队时迷上唱歌 专门用本子记歌词曲谱4 @7 _8 f- ?- u o8 Z7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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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存着两个大32开的硬皮笔记本,那上面有我抄录的外国名歌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歌曲,其中一本的扉页上写着“没有歌声,便没有欢乐”。后来我又抄了第三本,那里面多了许多知青歌曲。这一切都是我插队时的杰作。农村六年,歌本与我须臾不分,在痛苦时它给我欢乐,在绝望时它给我期盼,颓唐时它给我力量。它给我带来歌声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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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U1 y% e9 h. @3 B1 }4 G其实我本不喜欢音乐,缺五音、少六律,浑身上下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直到今天我连简谱都不识。上学时我最不感兴趣的就是音乐课,老师教唱时我往往大张其嘴做放声高歌状,不过这种滥竽充数一旦遇到老师单独教练就现了原形。老师似乎不愿与我计较或是认为朽木不可雕矣,只是摆手让我就座而已。因此我的音乐考试成绩最好时是三分,那还是老师照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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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而且这是考验一个人对伟大领袖忠不忠的政治态度问题,谁敢拿政治生命当儿戏。况且唱得好坏是水平问题,唱不唱则是态度问题。没得说,只有唱,管它好听不好听,管它丢脸不丢脸。- j6 M& B: p: x2 v' h
8 A9 N" C" E! P0 v7 Y想不到,插队不久我却迷上了唱歌。, s. t, M ?0 U _0 D J+ }7 P
0 L. g) S/ S5 @" ^4 `+ ~一同插队的有一位大我两三岁的高中生,他性格开朗,还有一付嘹亮高亢的好嗓子,在学校时就是文艺积极分子,每次演出总少不了他的男高音独唱,说实在的,他唱的《赞歌》真不亚于胡松华。“男高音”是个乐天派,终日在歌声中生活,往往是未见其人,已先闻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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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还有一位同学虽然声音不美,但也是小曲不离口,我们常常嘲笑他的破锣嗓子,其实现在想起来人家那时用的就是气声唱法。不过他交际广、信息灵通,不少知青歌曲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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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b4 u2 z. P) x为了排遣寂寞,也为了抒发一腔郁闷,再加上这些人的影响和熏陶,我以那五音不全的嗓子也偷偷唱起歌来。学歌总要有个依据,没有歌词曲谱毕竟难以抒情。幸好男高音有一本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出版的64开的小书(比毛主席语录稍大一点),书名是《外国名歌200首》。在我们插队的年代这本小书风靡了所有知青部落,那时谁要有这本书,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可以找到饭吃。我对那本书觊觎已久,不过男高音把这个小歌本视为至宝,密不示人。我不知敬了多少烟说了多少好话,他才同意借给我,但有一条,绝对不能外传,他什么时候要就得什么时候还给他,我千恩万谢一通保证,他才千叮咛万嘱咐地交给我,我就像华老栓买到了人血馒头,虔诚地捧着他,并买了当时最好的笔记本边学边抄。5 w+ {3 c o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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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抄那些外国名歌我真是起早贪黑,一笔一划一丝不苟。不过因为我不识谱,所以抄起来格外费劲,只会看一眼抄一下。至于学歌纯粹是瞎掰,因为我不识谱,我能唱的歌都是我听会的,但是那许多动人的歌词却至今让我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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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歌词有不同的主题,许多词准确地反映了我们这群人当时的心态。像一首苏联歌曲这样唱道“我们告别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这是当时国内的歌曲不可能有的情绪,它的人情味加速了它的传播,打动我们这些异乡游子,尽管人们认为它是修正主义的。唱的最多的当然是爱情歌曲,谁让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呢?再说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正值春情萌动的时期,爱的欲望悄悄在心里产生,歌声是最好的宣泄。对于那些离开了异性朋友的知青来说,相思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而歌声恰恰表达了难以言传的脉脉深情。你听那《夜半歌声》:“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飘零,在这茫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啊,姑娘,只有你的眼能看穿我的生平,只有你的心能理解我的衷情。你是那天边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你是那山上的树,我是那树上的枯藤;你是那池中的水,我是那水上的浮萍……”。身处异地他乡,年轻的我们饱尝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痛苦。同学从外面学来一首《从北京到屯留》(屯留是山西县名),据说歌词是一位女知青写的。“从北京到屯留,千里路悠悠,远离了家乡,告别了父母,谁知在今宵。苦难总得有个头,厄运总得有个完,幸福就在前面招手,一定能团圆。中秋节月儿圆,我伴着朋友上了山,小妹你我远隔千里,何日能相见?……”中国人感情内向,性格内敛,不会大喜大悲,一切喜怒哀乐都在歌声中流露无遗。记得鲁迅说过“世上真有想要活下去的人,首先应该敢笑敢哭敢骂敢打”,想不到几十年后的后生小子,依然摆脱不了三十年代国民的劣根性。0 @, f5 v5 Y3 V+ O0 n
/ V3 ^( b* F- X, z+ A歌声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是多方面的。9 p5 L% d; ?* n) I2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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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男高音”从县里弄回一台老式手摇留声机和几张老唱片,唱片中有周璇的几首歌,感谢那个时代,不然我可能永世不会对周璇有所了解。那一段时间我们每天收工回来第一件事是摇上一阵留声机,待歌声响起时,我们在一边哼着“靡靡之音”,一边拉风箱点火做饭,拉几下后又去摇几下留声机,周璇的《疯狂世界》成了那些天嘴边唱得最多的歌曲。现在回想起来,三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的歌曲与六十年代的革命小将,这种组合奇怪而自然,费解又合理。我们的那个时代耳朵里终日奏响的是革命的最强音,是语录诗词歌曲,是革命样板戏。古语说耳熟能详,那时的小学生都可以把整出的样板戏背出来,却唱不出一首抒情歌曲。比起现在的青少年,那时的人太无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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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一位在邻县的同学与我一同从北京回来,在我的邀请下,他在我这里小住几日。他的嗓音浑厚,那几天教我们唱了好几首新歌,有一首《送行歌》至今记忆犹新,成了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歌中唱到“条条的锁链锁住了我,锁不住我唱给你心中的歌,歌儿有血又有泪,伴随着你和车轮飞……人生的路啊雪花碎,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挥泪……”那歌声如泣如诉,似在与亲人话别,似在控诉命运的捉弄。动情时我们能唱得流下泪来。我和这个同学后来失去了联系,二十年后我从别的同学那里得知他在几年前就因癌症死了。我默然无语,不知说什么好,我庆幸自己仍在苟活,他为我们唱送行歌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他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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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唱歌是很随意的,好在农村没人管,我们可以声嘶力竭,也可以浅吟低唱。上工、收工,干活、休息,张口便来。我们以为这些歌曲没人能听懂,不料有一天,男高音在收工的路上高唱《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这样一首外国歌曲居然有人能听懂,第二天上工时一个老人对我说:“昨天听到有人唱《拉兹之歌》,那‘啊――啊――啊――命运啊――我的命运我的星辰’,唱得真好!”他居然知道印度的《流浪者》?也难怪,人家是上海的珠宝商,57年被打成右派,不可等闲视之啊。' s( o6 O' C! t( a4 b3 y8 Y( z.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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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8 }: Z) S. n9 U在农村那几年一直没有通电,晚上除了偶尔打打扑克,只能闲聊或是唱歌。有一天晚上,四五个同学挤在我的铺上闲聊,聊着聊着有人唱起歌来,先是他一人小声吟唱,慢慢我们应和起来,越唱声音越大,越唱兴趣越浓,我们一支接一支地唱着,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室外一片漆黑,一盏昏黄的油灯照着我们,那歌声在村里飘荡,不知把多少人从梦中惊醒。那天我们的音乐会结束时已过了午夜两点。不知这是不是开了中国卡拉OK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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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 V; Q/ W8 V5 @2 T7 `第二天有人问我,昨天夜里你们在干什么?我哈哈一笑,大声回答:“穷――欢――乐!”+ P* s- s* F; R, J2 V, P* m, [4 f
8 Y1 ~# _! |! o! r$ }2 x# d离开农村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了,我再没有那样纵声高歌过,即使是在音响绝佳的歌厅里,我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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