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忆：插队时迷上唱歌 专门用本子记歌词曲谱

老知青忆：插队时迷上唱歌 专门用本子记歌词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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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存着两个大32开的硬皮笔记本，那上面有我抄录的外国名歌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歌曲，其中一本的扉页上写着“没有歌声，便没有欢乐”。后来我又抄了第三本，那里面多了许多知青歌曲。这一切都是我插队时的杰作。农村六年，歌本与我须臾不分，在痛苦时它给我欢乐，在绝望时它给我期盼，颓唐时它给我力量。它给我带来歌声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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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G+ N6 l' i( F" r  d# H8 R* Z其实我本不喜欢音乐，缺五音、少六律，浑身上下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直到今天我连简谱都不识。上学时我最不感兴趣的就是音乐课，老师教唱时我往往大张其嘴做放声高歌状，不过这种滥竽充数一旦遇到老师单独教练就现了原形。老师似乎不愿与我计较或是认为朽木不可雕矣，只是摆手让我就座而已。因此我的音乐考试成绩最好时是三分，那还是老师照顾的结果。

《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而且这是考验一个人对伟大领袖忠不忠的政治态度问题，谁敢拿政治生命当儿戏。况且唱得好坏是水平问题，唱不唱则是态度问题。没得说，只有唱，管它好听不好听，管它丢脸不丢脸。

想不到，插队不久我却迷上了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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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d' J) a; y  ~一同插队的有一位大我两三岁的高中生，他性格开朗，还有一付嘹亮高亢的好嗓子，在学校时就是文艺积极分子，每次演出总少不了他的男高音独唱，说实在的，他唱的《赞歌》真不亚于胡松华。“男高音”是个乐天派，终日在歌声中生活，往往是未见其人，已先闻其声。

村里还有一位同学虽然声音不美，但也是小曲不离口，我们常常嘲笑他的破锣嗓子，其实现在想起来人家那时用的就是气声唱法。不过他交际广、信息灵通，不少知青歌曲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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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排遣寂寞，也为了抒发一腔郁闷，再加上这些人的影响和熏陶，我以那五音不全的嗓子也偷偷唱起歌来。学歌总要有个依据，没有歌词曲谱毕竟难以抒情。幸好男高音有一本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出版的64开的小书（比毛主席语录稍大一点），书名是《外国名歌200首》。在我们插队的年代这本小书风靡了所有知青部落，那时谁要有这本书，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可以找到饭吃。我对那本书觊觎已久，不过男高音把这个小歌本视为至宝，密不示人。我不知敬了多少烟说了多少好话，他才同意借给我，但有一条，绝对不能外传，他什么时候要就得什么时候还给他，我千恩万谢一通保证，他才千叮咛万嘱咐地交给我，我就像华老栓买到了人血馒头，虔诚地捧着他，并买了当时最好的笔记本边学边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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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7 V3 f* e% W为了抄那些外国名歌我真是起早贪黑，一笔一划一丝不苟。不过因为我不识谱，所以抄起来格外费劲，只会看一眼抄一下。至于学歌纯粹是瞎掰，因为我不识谱，我能唱的歌都是我听会的，但是那许多动人的歌词却至今让我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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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1 w/ `' I- D# C不同的歌词有不同的主题，许多词准确地反映了我们这群人当时的心态。像一首苏联歌曲这样唱道“我们告别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这是当时国内的歌曲不可能有的情绪，它的人情味加速了它的传播，打动我们这些异乡游子，尽管人们认为它是修正主义的。唱的最多的当然是爱情歌曲，谁让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呢？再说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正值春情萌动的时期，爱的欲望悄悄在心里产生，歌声是最好的宣泄。对于那些离开了异性朋友的知青来说，相思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而歌声恰恰表达了难以言传的脉脉深情。你听那《夜半歌声》：“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飘零，在这茫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啊，姑娘，只有你的眼能看穿我的生平，只有你的心能理解我的衷情。你是那天边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你是那山上的树，我是那树上的枯藤；你是那池中的水，我是那水上的浮萍……”。身处异地他乡，年轻的我们饱尝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痛苦。同学从外面学来一首《从北京到屯留》（屯留是山西县名），据说歌词是一位女知青写的。“从北京到屯留，千里路悠悠，远离了家乡，告别了父母，谁知在今宵。苦难总得有个头，厄运总得有个完，幸福就在前面招手，一定能团圆。中秋节月儿圆，我伴着朋友上了山，小妹你我远隔千里，何日能相见？……”中国人感情内向，性格内敛，不会大喜大悲，一切喜怒哀乐都在歌声中流露无遗。记得鲁迅说过“世上真有想要活下去的人，首先应该敢笑敢哭敢骂敢打”，想不到几十年后的后生小子，依然摆脱不了三十年代国民的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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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N+ N& K+ d! C5 z8 U歌声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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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 @7 B, |8 U; Z  p) P记得有一次，“男高音”从县里弄回一台老式手摇留声机和几张老唱片，唱片中有周璇的几首歌，感谢那个时代，不然我可能永世不会对周璇有所了解。那一段时间我们每天收工回来第一件事是摇上一阵留声机，待歌声响起时，我们在一边哼着“靡靡之音”，一边拉风箱点火做饭，拉几下后又去摇几下留声机，周璇的《疯狂世界》成了那些天嘴边唱得最多的歌曲。现在回想起来，三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的歌曲与六十年代的革命小将，这种组合奇怪而自然，费解又合理。我们的那个时代耳朵里终日奏响的是革命的最强音，是语录诗词歌曲，是革命样板戏。古语说耳熟能详，那时的小学生都可以把整出的样板戏背出来，却唱不出一首抒情歌曲。比起现在的青少年，那时的人太无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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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 c4 w, D* J( y5 K! x) p有一年，一位在邻县的同学与我一同从北京回来，在我的邀请下，他在我这里小住几日。他的嗓音浑厚，那几天教我们唱了好几首新歌，有一首《送行歌》至今记忆犹新，成了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歌中唱到“条条的锁链锁住了我，锁不住我唱给你心中的歌，歌儿有血又有泪，伴随着你和车轮飞……人生的路啊雪花碎，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挥泪……”那歌声如泣如诉，似在与亲人话别，似在控诉命运的捉弄。动情时我们能唱得流下泪来。我和这个同学后来失去了联系，二十年后我从别的同学那里得知他在几年前就因癌症死了。我默然无语，不知说什么好，我庆幸自己仍在苟活，他为我们唱送行歌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他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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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唱歌是很随意的，好在农村没人管，我们可以声嘶力竭，也可以浅吟低唱。上工、收工，干活、休息，张口便来。我们以为这些歌曲没人能听懂，不料有一天，男高音在收工的路上高唱《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这样一首外国歌曲居然有人能听懂，第二天上工时一个老人对我说：“昨天听到有人唱《拉兹之歌》，那‘啊――啊――啊――命运啊――我的命运我的星辰’，唱得真好！”他居然知道印度的《流浪者》？也难怪，人家是上海的珠宝商，57年被打成右派，不可等闲视之啊。


在农村那几年一直没有通电，晚上除了偶尔打打扑克，只能闲聊或是唱歌。有一天晚上，四五个同学挤在我的铺上闲聊，聊着聊着有人唱起歌来，先是他一人小声吟唱，慢慢我们应和起来，越唱声音越大，越唱兴趣越浓，我们一支接一支地唱着，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室外一片漆黑，一盏昏黄的油灯照着我们，那歌声在村里飘荡，不知把多少人从梦中惊醒。那天我们的音乐会结束时已过了午夜两点。不知这是不是开了中国卡拉OK的先河？

第二天有人问我，昨天夜里你们在干什么？我哈哈一笑，大声回答：“穷――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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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农村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了，我再没有那样纵声高歌过，即使是在音响绝佳的歌厅里，我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

永久的回忆。苦的，甜的，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