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空谷足音

浪漫主义的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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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没听国内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了。不到一周前刚刚领略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醇厚娴熟的俄罗斯之声，突然有一种憾意油然而生起于心头。自从2001年听了汤沐海指挥国交在中山音乐堂上演的音乐会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我再也没听过汤沐海的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爱乐音乐会的前一天，如果先听听汤沐海的老柴第五交响曲，再对比一下中俄乐团国家队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确实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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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D- v: Z8 L) j: M7 r　　不过我也一直以为，邵恩的指挥技术和音乐品味并不在汤沐海之下，二人的差别大概主要来自于气质和生活环境。但是邵恩这场曲目却实实在在地令我动心了。李斯特的交响诗《前奏曲》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最爱，因为大学时便对着“光华出版社”的盗版袖珍总谱反复地听，可以说已经到了滚瓜烂熟的地步，可是我还从未在现场听过这部作品，这有点不可思议。理查-施特劳斯的《四首最后的歌》在任何时候我都会拥抱响应，更何况由孙秀苇演唱也实在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音乐会的重头戏是关峡的第二交响曲“希望”，记得我曾经听过他的第一交响曲，还写下几句评论，现在一晃也有十年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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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音乐会进行到下半场，关峡的第二交响曲第二乐章音乐于袅袅之中趋于寂静时刻，我脑子蓦然意识到，这场音乐会分明是浪漫主义音乐的空谷足音，由李斯特《前奏曲》之滥觞，经过一个世纪后理查-施特劳斯以个人之力而延续的余晖，再到关峡的严肃致敬之作。如果说。关峡的第一交响曲在音响基因中仍残存着瓦格纳的部分影响，那么第二交响曲至少在第一乐章兼顾了理查-施特劳斯和肖斯塔科维奇的和声基调，从音响风格辨认，似乎卢托斯拉夫斯基、潘德雷茨基甚至施尼特克的痕迹都比较明显。也许是为了制造一种强烈的对比，第二乐章的柔板更具有英语国家的气质，比如英国的埃尔加、沃尔顿和蒂佩特以及美国的艾夫斯和巴伯。恭喜关峡写出来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主题旋律，畅美如歌，配器亦不落俗套，主题素材的变化和一系列对应都很有新意，可以说发展得非常有力、有机，这在中国作曲家的交响乐作品中尤其难得。就整部作品而言，第一乐章带有唤起的意味，主题呈现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使我意识到音乐有时候承担的社会功能诉求，除了说教和渗透，可能更需要当头棒喝，这音响冲击力不仅强硬，几乎是暴力美学在交响乐领域的登场。如果说民族性，第三乐章是很好的实验，且现代音乐语汇特征明显，还那么富有变化，饶有新意。

# Q# A  g! t% I　　说说音乐会上最令我激动的李斯特《前奏曲》吧。我说过因为我对这部作品烂熟于胸，所以我对邵恩的处理非常赞赏，他的激情也让我感动，他的萌萌的投入与爆发都让我把他和巴洛特利和索科洛夫产生联想，那可是两位大神级人物，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也称邵恩为神吧——恩神！邵恩对音乐的刻画既细致又富于线条感，在《前奏曲》中，他也很好地控制了力度的分配，再加上国交各个声部非常争气的状态，无论是铜管、木管、竖琴还是弦乐，无不沉浸在伟大音乐的精心塑造之中，陶醉在浪漫主义的音响洪流中。这是一个应当获得满分的演奏！

　　能够坐在乐队里演奏《四首最后的歌》，足以使乐师们产生无法抑制的兴奋，不仅是乐师，指挥也同样兴奋过头，虽说作曲家为声乐与乐队提供了极为高超的和声空间，但在相对空间拥挤的北京音乐厅，乐队的声音一直有压过女高音之嫌。孙秀苇可能是第一次演唱这部作品，越唱到最后，越显得自信心不足，吐词基本听不清楚，能够保证声音不走样已属最大成功。其实她的《春天》一出声，我还是蛮欣喜的，味道很对，高音尤其饱满圆润，很有杰西-诺曼的意思。我一直以为，德语歌曲的难度在语言的吐字和韵味的掌控，如果对这两点稍加忽略，有意大利歌唱底子的人会把德语歌曲唱的更婉转更抒情，也许有人会说这样要求是损失了德语歌曲的精神性，或者说把德语歌曲唱俗了。但是我主张在做艺术评论的时候尽可能放弃绝对标准，而能够就现实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我最近经常听到孙秀苇嗓子出问题的议论，也就是说她在演唱意大利歌剧角色的时候声音会有一些问题，而恰恰我也认为演唱德语艺术歌曲是对嗓子的最好犒劳，它可以是一种休息，也可以是一种调整。在我听过的意大利女高音唱《四首最后的歌》的经验里，远到奈特莱布柯，近到和慧、孙秀苇或者王威，她们都是毫不费力地便演唱下来，声音还多有富余，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就像我在选择好的录音时，总是把所谓的精神性放在首位，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奈特莱布柯、弗莱明、诺曼、布莉维尔、迪-卡娜娃我可能都要排除在外，但是，因为我实在太爱这部作品，我不会错过任何一种可能性。更何况我还有可能听到现场演唱，这是音乐不可或缺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