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事文学的断想——兼谈2015年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

　《怎样去讲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是《士兵的重负》中的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名。记得当初看到这个篇名时我有点诧异，这也太不像小说了。于是我没急着读，先猜测了一下，设想在这样一个题目下作者想讲些什么？会讲些什么？能怎样来讲？这是小说引起我兴趣时，我常喜欢做的一个小游戏。大致想过了之后，我就带着期待开始了阅读。然后，我就发现我被这个叫蒂姆·奥布莱恩的家伙给涮了，我的所有设想连边都没沾上。
　　我喜欢这种阅读感受，你被带入陌生的熟悉中间，随处可见迷惑的会意，想象不断被颠覆，期待不断地落空，常在某一个岔路口突然被作者打翻在地，然后狼狈地从地上爬起，这时，你就会忍不住钦佩地朝作者瞥上一眼，在心里为人家喝彩，同时也暗暗地为自己的俗常思维感到羞愧自卑……这就是好小说的魅力，这样的阅读实在是一种享受。
　　我们期待2015年的军事文学年选能收获更多这样的中短篇小说。我们的期待是有理由的，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场战争过去了70年后的今天，在一个民族回望战争的日子里，文学的目光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这期待并非为迎合纪念日等功利趋附，并非希望作家盲目蜂拥而上，都挤到这个时候去奋笔“抗日”，只是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能有更多的战争文学思考得以迸发，能有更多的战争题材积累得到释放，能有更多优秀的战争题材小说出现。
　　表达
　　“……他们留下了什么，可是你竟然没有合适的思想，也没有合适的语言去表达。”这是西元在中篇小说《死亡重奏》中发出的感慨。《死亡重奏》是2015年军事文学中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在这部直面战争的小说中，西元把一场残酷的阵地阻击战写得神思灵动，飘逸飞扬，如同摄影师般不断地变换角度，拉伸镜头，极具质感地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战壕里的真实”。
　　但就在我被西元那充满战争美学的描述所吸引、饶有兴味地沉浸其间的时候，西元却突然从战争情境中抽身出来，站在了尸横遍野的七号高地上，站在了惟一幸存下来的新兵二斗伢子身旁。西元和二斗伢子一起，默默地看着连长魏大骡子跌坐在手榴弹木箱上的半截身体，看着那血肉中露出的几节脊梁骨和缠成乱麻的肠子，看着连长身后的战壕壁上挂着的密密麻麻的碎肉、牙齿、半块耳朵、几缕头发……面对这个吞噬了一个连的鲜活生命的阵地，面对无名的魏大骡子们和无数不被记忆的牺牲，西元满怀愧疚痛心地说：“他们承载了历史前进当中最刻骨铭心疼痛的那部分，但他们没有面目，没有声音，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他们一次又一次从土地中站立，又在土地上倒下，你一次又一次看见他们觉得似曾相识，却一次又一次与他们擦肩而过。”
　　此刻，我清晰地看到了西元眼中的泪水，真切地体会到了他写作至此时内心深处感受到的那种痛。是的，无数没有记载的牺牲，无数没有名字的生命，他们的确留下了什么，常在某个不期而遇的时刻，令我们怦然心动并隐隐作痛，但我们却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思想，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去表达。
　　这是西元的困境和无奈，这也是我的困境和无奈，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军事文学面对的困境和无奈。
　　真实
　　在提到“战壕真实派”时，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是会想到从邦达列夫到格拉宁等一连串战壕真实派作家的名字？还是会想到从《营请求炮火支援》到《我的中尉》等一连串战壕真实派小说的名字？
　　其实，越来越多地提及这一军事文学流派，是因为我们自身在发生着悄然变化。
　　过去，虽然我们也认可“战壕真实派”通过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描写普通人复杂细腻的内心活动，道出了战争的真实。但我们还是更愿意强调他们过于看重肉眼所见的真实，过分渲染战争的残酷、恐怖，人物缺乏英雄主义激情，只剩下求生的本能，显得猥琐。我们认为他们在创作思想上存在着“非英雄化”倾向和“自然主义”倾向。
　　如今，我们的目光也不再单纯地追求宏大，开始越来越关注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真实命运，越来越关注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真实价值了。刘跃清的《我的战友李克勤》写的是一个被解放的老兵油子；朱旻鸢的《证明》写的是一个与父结仇一心想逃回家寻媳妇的俘虏兵；李进祥的《讨白》写了一个从战争中逃跑的弟弟和一个为此追杀弟弟12年的哥哥；萧笛的《冰河》写的是一个流落民间处境悲惨的抗联女兵；裴指海的《士兵与蚯蚓》写的是一个分别被敌人和自己人两次处决又两次私放掉的女兵……
　　在通往真实的这条路上，我们的军事文学是绕得太远，走得太久了。这条路太泥泞，路上的荆棘太多，一不小心就会踩进泥坑，就会被划伤，我们因此而一直步履蹒跚。时至今日，我们也不敢说自己究竟抵达到了哪里。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抵达了，但只要向前看一眼，就会感到不安，就会发现前面的路还有很远。多年前我读《骑兵军》时就有过这种震撼。为此，我曾写过一篇小文《令人不安的巴别尔》，我在文中说——
　　巴别尔为什么会令我如此不安？是真实，我想，是弥漫在书中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真实。
　　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真实，正是我所一直追求的，与我的创作观念并不相悖，我怎么会为此不安呢？难道我的真实与巴别尔的真实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换句话说，就是我的真实与巴别尔的真实不在一个层面，不是一个维度？想到这，冷汗就止不住地从毛孔间渗了出来。
　　的确，现实中的确存在着很多种的真实。这些真实有大有小，有重有轻，甚至有真有伪。而不同的作家是会撷取到不同的真实的。虽是取自于同一棵现实之树，摘得的真实之果的质地却各不相同。这其间的差别恐怕不在于运气，更不在于技巧，而在于眼光，在于境界，在于隐在眼光和境界后面的那个主宰着你的心灵。
　　真实，是需要用心灵去感知的。你的心灵有多大的容量，就能感受到多大的真实；你的心灵有多重的质地，就能感受到多重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外在的真实，只有心灵的真实。因为所有表现出来的真实都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真实了，而只是再现的真实，是用心灵体察出来的真实，是用心灵虚构出来的另一种真实。因此，心灵的挣脱和修炼在此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伦理
　　战争伦理大概是在诸种伦理中最为复杂、最难界定的一种了。
　　麦家在《日本佬》中，把人性人道和民族气节作为一对矛盾，不动声色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一时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是站在救了落水的日本小孩的父亲一边呢？还是站在认为此举辱没了家族尊严愤而自杀的爷爷一边呢？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太想找到一个更为宽容的伦理立场了，我们谁也不想伤害。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民族气节与人性人道心灵交战的故事，但父亲和爷爷、人性人道和民族气节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父亲救那个孩子只是出于最本初的人道动机——不能眼看一个孩子淹死不救。情急之下的父亲眼中看到的孩子，是没有日本人、日本大官这类前缀的，父亲看到的只是一条性命，一个落到水里奄奄一息的孩子。爷爷自杀的心理动因较为复杂，这里有国家仇恨，有民族气节，有家族尊严，加之那样一个荒诞的社会政治背景，以爷爷那副秉承古风的刚烈性情，自然难以承受汉奸父亲的名声，难以承受令整个家族蒙羞的屈辱，在这样的情势下，爷爷是断然不可能活下去的。
　　如此看来，这又像是一个生存尊严的故事了。但若细细掂量还可能看出，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扼杀人性的故事。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这其实是一个寻常百姓为文化所制囿，舍身做了文化烈士的故事……有了这么多的可能性，自然就为阅读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方向。这就是了，这就是小说的多义性，这就是多义性的小说带给我们的审美享受。
　　2015年的许多战争题材中短篇小说都触摸到了战争伦理：刘照如的《蓝头巾》中那个不忍杀戮而最终自杀的小日本兵；裴指海的《士兵与蚯蚓》中那个私自放走“叛徒”的保卫股长，和那个私自放了女八路的日本小队长大岛健二；任珏方的《雪映坡》中那个出色的枪支机械师17号囚徒……
　　伦理是战争题材小说绕不过的命题，只是伦理需要悉心把握，把握得好它能带着小说飞翔，把握不好反会适得其反影响小说的质量。奥布莱恩在《怎样去讲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中说：“真实的战争故事没有概括和归纳，它们不沉湎于抽象概念和分析。”对此，奥布莱恩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在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里，即使存在所谓的道德，它也像织布的线，你不能把它拉直”。
　　是的，如果硬要拉直，线就会绷断，就会影响整块布的质地。
　　叙述
　　一条凶悍的阿尔泰尔猎犬，竟有着一个轻巧的名字“茉莉花”。当这条黑狗出现在峨眉镇后，几乎什么也没做，各方的心态就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徐贵祥善于讲故事，他以一条狗为牵引，在峨眉镇布下了一个局。这个局里有世豪中学的校长庄临川，有带队进驻峨眉镇的河岸中佐，有镇上的头面人物袁芦轩，当然更少不了那些狗：“茉莉花”、“峨眉狗”、“瀑布”、“雄狮”、“狂飙”。峨眉镇不是前线，不是兵戎相见的战场，所以这个局里展示的其实是人性和人的心理交战。狗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峨眉镇各类人等的心理外化，它们在不同情境下展现出或本能、或卑琐、或高贵、或残暴的人性。以狗喻人，徐贵祥既调动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又省却了呆板单调的叙述。
　　我们的小说已经越来越重视讲故事，越来越会讲故事了。
　　西元把一个关于战争与死亡的故事讲得如交响乐般跌宕，如重彩画般斑斓；刘跃清把一个俘虏兵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李进祥的讲述里有一种宗教般的从容；朱旻鸢讲故事的口气老到且饶有趣味；任珏方的故事中弥漫着沙漠一样的迷惑；张子影的故事里浸染着江南湿濡的潮气；曾剑的故事温和而忧伤；赵宇的故事真切而细腻……
　　我们的确需要好的故事，只是好的故事真不一定就是好的小说。常有这种情况，我们津津有味地捧读一个故事，这故事写得很有意思，很吸引我们，但越读下去手中的分量就变得越轻，读到最后竟如烟灰般随风散尽了。
　　为什么？我们究竟忽略了什么，让一个故事在我们的笔下失重？
　　也许，我是说也许，是我们忽略了精神叙述。
　　是的，精神叙述。
　　精神叙述是一个与我们自身的眼光、境界、心灵、格局息息相关的命题，是主宰我们高低成败的命门。说忽略其实是给自己留面子的说法，虽然我们有时在叙述故事时，会迷失在小说情节的辗转设置里，丢掉了精神叙述的线索。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捕捉到那个构成精神叙述的魂。因为我们自身的精神向度不够，所以没有合适的思想，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进行精神叙述。
　　重负
　　奥布莱恩在《士兵的重负》中，不厌其烦地介绍士兵的背囊里都装了些什么，除了武器弹药装备外还有哪些个人物品，一共有多少重量：中尉克罗斯一直带着一位名叫马沙的姑娘的所有来信；大个头的多宾斯带着桃子果酱；讲究野外卫生的詹森带着牙刷、牙线和几片小香皂；胆小的拉文德带着镇静剂和六七盎司的上乘毒品；桑德斯带了些避孕套；鲍克带着一个日记本；基利带着漫画书；基奥瓦带着一本他父亲送的插图《圣经》……他们还带着一些具有迷信色彩的物品：克罗斯中尉带着他的好运鹅卵石；詹森带着一条兔子腿；鲍克带着一个从尸体上割下来的大拇指；多宾斯带着女朋友的连裤袜并把它围在脖子上作为安慰……除此之外，他们还带着一些更为沉重的东西：他们带着自己的声誉；带着士兵最大的担心——羞愧；带着人类几乎不能抑制的共同秘密——懦弱；带着可能会死去的那些男人身上存在的所有感情包袱：悲痛、恐惧、爱情、渴望……
　　精神是无形的，但是，这些有形的物质却有着自己的质量和特定的引力，他们是有形的重量。奥布莱恩说，在许多方面，这是所有负担中最重的。
　　我于是仿佛看到了自己。我想，其实我们都是士兵，我们都有背囊，我们背囊里的东西虽然各异，但最重的那部分无疑都是精神重负。在我们的精神背囊里，塞有很多影响着我们、阻碍着我们的重负。有些是我们已经意识到或正在逐步意识到的，但还有许多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能力意识到的。背着这样的重负，必然会影响我们在军事文学的道路上前行。所以，我们只能不断地清理背囊，同时还得不断地充实背囊。实际上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再怎么清理，也减不掉背囊的重量，只能提高背囊的质量。
　　永远负重前行，这其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宿命。
　　那么好吧，就让我们坦然接受吧。
　　谁让我们加入了这个队伍，谁让我们是士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