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Y2 {0 B$ o. v2 G 四五十年代,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到美国各地讲学。他的课受到各行艺术家的关注,凯奇是旁听中唯一的音乐家。铃木大拙早年当过英文教师,后专心与佛学大师参禅悟道,1897年铃木移居美国后,专心翻译中国禅宗典籍以及老子的《道德经》。铃木即不是和尚,也不是禅宗学者,倒更像一位神学家。铃木试图将禅宗与宗教及西方思想相联系,“他最主要的目标是人道主义,他认为禅能够舒缓现代生活中的紧张、填补精神空虚”。铃木的课和禅义幽玄的讲授方式都让凯奇着迷。如果要深究,“填补精神空虚”并不是禅学要义。由此,凯奇是否深入领会了东方哲学思想倒也值得怀疑。音乐学家余丹红在《放耳听世界——约翰-凯奇传》中摘录了《关于一无所有的演讲》中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让我们相信凯奇并非故弄玄虚,禅学在他的音乐中不只是个装饰品——他说,“假如你让它去,它自己会好。你不必去做……假如把世界从我们肩上移开,它也不会掉下去。责任在哪里?”宿命并非是放弃,而是回归,回到生命初创时的天然状态,才会理解它的清新活力与真正使命,那些在人性欲念与自我膨胀中被遗忘被轻易丢弃的本心,成为我们将被世界吞没那一瞬间的唯一救赎。那么,偶然即命运。' e I& z* W- q$ ]
/ P+ i8 i! o3 v; ^5 _/ m/ b
之后凯奇的兴趣由预制钢琴转向了偶然音乐和机遇音乐。1951年,他的学生送了他一本英译本的中国古籍《易经》。凯奇对其中八八六十四卦的中国古代占卜法很感兴趣。命运包含了太多的偶然,或许偶然就意味着选择,自然界的一双巨大的翻云覆雨手,牵引它的万物苍生。人类的意志被它阴差阳错地善意捉弄,或许融入自然,笑忘自我,终能释然。凯奇的道家美学思想逐渐走向深入。《变化的音乐》是根据《易经》的求卦方法,用抛数万次的硬币才完成的作品。这个作品以创作方式来暗示变化的永恒和命运的无常。在这一年中他的作曲一直跟随着《易经》的暗示。《想象的风景第四号》是为十二台收音机而作,要求十二台收音机同时响起。“通过无声的运用,各种声音结果的区别可以清晰地展现”。在那个时候,凯奇开始时不时地提到“无声”。凯奇的新作品叫《万千事物》,后来他解释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和禅宗思想中,“万”代表无限,他发现了禅的原则,“就是迎着意念,把自己的思维打开”。更重要的是“通过抛硬币可以约束自我主义,并使之无法影响我的创作。”# x& E: S7 {3 A% J
$ B) P- t. B; Q8 |9 z8 @ 在黑山大学的“行为艺术”之后,凯奇来到哈佛大学。哈佛有一个音响学实验室,可以吸掉百分之99.8的声波,真正的无声!当凯奇进入这间屋子,他分明听见两种清晰的声音,“一个是连贯的高音,另一个是有节奏的低音”,后来实验室的工程师告诉他,其中的高音是神经系统的声音,低音由血液循环产生。凯奇由此明白了声音的相对论。他说:“要打开我们的耳朵,必须好好地理解无声”。在此之后,他萌生出创作一首《无声的演奏者》的作品,这就是后来的《四分三十三秒》的雏形。
一首无声的《4分33秒》需要凯奇一生的创作思想来解释。因为虚无并不是“空”,“无”中生出比“有”更复杂更倏忽的意念流动。- N3 f; f l! A+ ~: H" H+ L4 _- c( i
) r. H G1 K1 F' p 以上凯奇对东方哲学的学习过程并不能简单说明《4分33秒》的音乐价值。从凯奇的自学与思考历程来看,他主要受到中国的道家学派和禅宗的影响。西方在上个世纪兴起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热烈崇拜,其重要原因就像铃木大拙说的那样,能够“舒缓现代生活中的紧张、填补精神空虚”。前半个世纪战争与经济萧条的双重阴影,后半个世纪进入信息时代高速运转的猛烈冲击,人类需要在一个世纪中承受之前几个世纪世故变迁的总和,开始发现人类才智创造的文明已经让自身来不及消受。在人为的世界中,肉体却总还是要跟随着自然的节拍律动。中国的老庄哲学、日本的禅宗、印度的佛学、瑜珈等等古老文化在西方主要是因为具有调节身体与社会外界的平衡功能而受到热烈欢迎,甚至成为时尚,特别是在美国:作为一个缺乏历史背景的移民国家,即对于古老的文化分外好奇,又有现代化大国的热情兼容精神。 9 I' l' [ @# U/ Q' ~. B @8 y) s8 `9 \3 Z
所谓的“无声”“无为”只是道家学派提供的一种超然物外中的自我发现的结论,并非是刻意的标榜,将它看作一种成熟的心态、一种对待成败胜负的健康心理只是现代人的活学活用,并非老庄本意。在“无声”与“无为”的背后,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早已识破了人的权力与意志构成的“眼障心囚”,从事物的固有观念中跳脱,融入自然,融入大地,才会获得鲜活的本质体验,才会获得天高云疏的广阔视野。在《道德经》中的大量象征性的例举,以反诘、甚至戏谑的方式嘲讽固有观念对人的束缚,只是为了回归本原——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世上有太多似是而非的人、事物和念头,本无定数。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上也提出了一种创造性的人格。7 }/ b. u% y$ B. g
- Q0 l$ K+ c' \' E5 M Z 学者叶维廉指出“道家从一开始对语言便有前瞻性的见解,看到语言和权力挂钩对人的真质本样的巨大伤害”,并认为“道家对语言的质疑,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重新考虑,完全是出自这种人性危机的警觉。”对语言的质疑体现在老庄的逍遥行为方式,和在写作中的欲解先惑,在矛盾重重的语言迷障中,引出读者一惊一悟的领会过程。对语言权力的质疑已溢于言表,而语言的功能缺陷也捉襟见肘。因此,在老庄的文本中更多地倾向美学、哲学。音乐与行为艺术等等无疑也是取消或逃脱语言绝对霸权的优良方式。在玄学时期,竹林七贤的反常举措早已有了行为艺术的先风,他们纵酒裸露,长歌放哭,对社会制度极度蔑视。从这种角度,凯奇将道家和禅宗哲学移植到音乐与行为艺术领域不仅是一个创举,也是还原。所有语言都无力把握意念与所有稍纵即逝的美,而它们在另一种表现向度中深入浅出,并且让你真正体会到这一种美的巨大冲击。《4分33秒》的作用远远地超越了音乐的功能。 9 t9 n I- [$ s( g S & O: E( K$ W1 |! {, u 铃木大拙认为西方人不可能真正懂得东方的思维。那么如果约翰-凯奇真正懂得了,或许只能解释为一种缘分吧。凯奇与东方哲学似乎真的很有缘分。不仅是在早年精神危机时遭遇了印度哲学,在他晚年身体不济的时候,关节炎、胃病、疼痛几乎将他击溃,此时,他再一次遭遇到东方养生之道,一个日本非职业医生提供的《易经》阴阳均衡原则挽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