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本届上海之春几场民乐演出说起- d) c5 w% }1 Y o p9 O2 C7 q1 w
, b. o/ }6 O% F0 i- }8 Q
无论是何种音乐形式，创作上的蓬勃兴旺必然是其极具生命力的体现。今年上海之春上演民乐原创作品的数量众多，体裁题材多样，令人惊喜。其中不乏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同时一些现象也值得业界反思。 7 U& E4 U! [/ r v1 n6 P B4 S/ F. x' r: _% U z% N8 v/ \
5月11日“春天的律动”民乐协奏曲专场音乐会上，作曲家臧恒的古琴协奏曲《海纳百川》纯熟达练的乐队写作手法与主题创意令人印象深刻；青年作曲家孔志轩的柳琴狂想曲《赤壁》对于柳琴这一乐器在音乐语言和乐队音响上的探索也值得称道；再如5月7日另一场“大梦东方”音乐会上演的作曲家金复载的民族室内乐与乐队《冬欢》，也基于一种较为新颖的乐队编制形式与清新的音乐语汇进行创作。更加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在音乐语言上不再追求先锋与个性化，而是以民乐素来擅长的写意与叙事的方式和更具亲和力的姿态接近听众。 4 J! W- M! h; m9 w5 T$ s M( O: g: @9 Z6 h; ~, x Z: W/ O
对于中西关系的探讨是伴随民乐百年发展的议题，该如何用西方的成熟形式发展民族管弦乐的创作是讨论的焦点之一。可以说，民乐传统音声在百年以前以无处寻觅，而百年以来的，受西方深刻影响的声音已然成为当下的“传统”，应当正视这样的现实，继续探索民乐创作的时代性和表现方式。7 f* j4 U- U0 d7 v( j, K5 x
c4 u$ H7 G; ^8 A) _' ^
在本次上海之春的这些民族管弦乐作品中，不乏以“协奏曲”、“狂想曲”、“套曲”等西方音乐体裁进行创作。在民乐协奏曲专场音乐会中，一口气上演了三部古琴协奏曲，为古琴以协奏曲的形式创作，也延续了民乐上世纪以来大型独奏曲创作的常见方式，同时，作品中优美的旋律也是当下民乐创作中较为稀缺的亮点。但三部作品或多或少在音响平衡上无法达到“协奏曲”这一形式的要求，恐怕也是由古琴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 Q, J1 Q! u2 [5 H" e 8 {3 y4 \; ^" F: O* ~ 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的表现令人感动。在指挥吴强教授的训练下，这支学生乐团已然具备了相当成熟的表现力。音色干净统一而富有对比，那种室内乐表演中常见的声部默契感在这支学生乐队的演奏中随处可见。优秀的作品只有通过高质量的表演才能够体现其价值，11日五部民族管弦乐作品的成功首演和受到的广泛关注，离不开乐团的出色表现。8 f# s4 }( Y1 i4 g& ]0 k2 }) b
g3 W9 K; m' q' t2 K* L5 f2 n
今年上海之处舞台上，数位优秀的年轻演奏家表现优异，如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柳琴演奏家张碧云、二胡演奏家陆轶文，上海民族乐团的唐一雯、汤晓风等，都展现了他们独当一面的演奏功底。同时，也有部分新人稍显稚嫩，如“大梦东方”中《风舞竹》竹笛演奏相对而言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遥想历届上海之春民乐舞台上的新人，从闵惠芬到俞逊发，再到如今的唐俊乔、罗小慈等，都已成长为乐坛偶像。正因为他们，登台上海之春对于民乐新人而言，机会尤为珍贵而更需慎重。5 o! h8 r$ O+ I$ c# F
* j* @7 g& W* Z! J( \' c& |0 d+ s3 s9 F
民乐佳作层出不穷的同时，也有部分新作有值得商榷之处，如管乐与乐队《汲古》这部原创作品，听来与瞿小松的管乐协奏曲《神曲》部分段落有些相似，不免令人疑惑。另外，琵琶与乐队的作品《丝路花韵》独奏家所使用的仿古五弦琵琶，依敦煌壁画中的五弦琵琶而来，但壁画中的五弦琵琶并非竖弹——如果给这样一部作品添上文化教化作用，难免失之严谨。9 ^: N G* ^9 N. k8 g& h5 F! R
$ h3 L7 f% K. x- g 毕竟，我们的民族乐团承担着传承与探索传统民乐表述方式，甚至教育培养民乐受众的神圣使命，盼能以更加严肃的态度传达自身的理念。并且，在音乐厅文化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上海，也需要职业乐团在民乐的创作、表演等各方面给出更具责任感的引导。更重要的是，良好的音乐评论环境需要整个音乐界共同营造，对于原创作品、表演艺术以客观、真实的评论，引导大众审美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