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为中用”到“中为洋用”

　　《炎黄风情》是以西方管弦乐为载体，以向西方听众介绍中国民歌并向下一代传承民族文化为初衷的一组管弦乐曲。刘力前先生曾在《人民音乐》撰文，生趣盎然地分别以《诗经》诗句中的“木瓜”和“琼琚”，比拟西方经典音乐和《炎黄风情》：西方大师的经典，我们享用了几十年了，理应有所回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我们的回报是拿得出手的。不信，你听听《炎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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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西方大师的经典”，指的是欧洲交响音乐经典。交响音乐，是用欧洲管弦乐队演奏的各种形式和体裁的器乐音乐的通称，是伴随欧洲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产生和发展的现代西方文明的精华。经过历代艺术家的伟大创造，它成为了西方音乐中表现力最丰富，适应性最广泛的音乐艺术形式。在同各民族独特的传统音乐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大批反映不同民族社会生活，表现不同民族心理素质的风格多样的交响音乐作品，成为世界上许多民族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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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欧洲专业音乐是从宗教音乐发端而以和声为基础的，由于音乐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在旋律、音色、节奏等方面的发展大大地受到了限制，而这些方面，特别是旋律方面，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则有着西方专业音乐难以望其项背的独特神韵和丰富积淀。这些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古老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灿烂音乐遗产，向我们展示了无比广阔的艺术创造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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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西方管弦乐在多声部结构方面的优势同中国音乐在旋律方面的优势相结合，由此连接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空间差，连接古代与现代不同时代审美需求的时间差，使中国传统音乐打开同西方文化隔绝，同现实生活隔绝的封闭状态，从而在去粗取精、消化融会和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取得开放性发展。这就是《炎黄风情》的艺术宗旨。随着亚洲崛起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东西方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差别急剧缩小。同时，西方文化由高度生产力而形成的世界中心地位，受到了随经济发展而日渐复兴的东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中国古老的精神文明正酝酿着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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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中国同西方的文化交流不再仅是单向从西方吸取。中国需要世界文化，需要“洋为中用”，世界也需要中国文化，需要“中为洋用”。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却发现，尽管我们的交响音乐创作，在技术上已经从简单的结构方式跨入了最复杂的序列体系，但我们却未曾系统地把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精华通过交响音乐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当今听众并跨入到世界乐坛。这本是继承和发展民族音乐传统的基础工作，但一方面由于历史上内外战争、政治运动和各种思潮的影响而被耽搁，一方面也由于在此时之前，思想、艺术各个方面的条件尚未成熟。

　　在这样的背景下，《炎黄风情》应运而生。这部由《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欢》、《巴蜀山歌》、《江南雨丝》和《太行春秋》六个组曲共24首乐曲组成的音乐作品，获得了世界各地炎黄子孙的深刻共鸣，同时引起了西方乐坛的广泛关注，实现了东西方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伦敦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费城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美国国家交响乐团、芬兰西贝柳斯交响乐团等世界著名乐团，柏林爱乐厅、维也纳金色大厅、纽约林肯文化中心、华盛顿肯尼迪文化中心等世界著名音乐厅，都曾奏响这些以西方音乐形式演绎中国传统民歌的管弦乐曲。DECCA（迪卡）、飞利浦、DG（德意志留声机公司）、荷兰“音乐频道”等世界著名唱片公司，先后录制发行了《炎黄风情》选曲或改编曲的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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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过《炎黄风情》首演的音乐学家靳学东，对《炎黄风情》的创作初衷有深切的了解。他说：“鲍元恺的《炎黄风情》与以往的以民歌为素材的创作在创作动机上不尽相同。后者更着眼于‘请进来’，即为外来的交响乐作民族化的探索。而前者更立意于‘走出去’，即以交响音乐这一形式为桥梁，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确切地说，《炎黄风情》不是一部以民歌为素材的作品，而是一部以展示汉族民歌为目的的作品。这种创作动机的微妙变化，是中国音乐家在求索和反思中对自己民族音乐价值的重新确认，是鲍元恺在进行了各种创作实践后‘蓦然回首’的产物。”

　　世界史上任何一次文化繁荣，都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艺术相互融合为基础的。中国艺术家为重构自己民族的新音乐文化，在“洋为中用”的路上，已经苦苦探索了整整一个世纪。21世纪，该是我们沿着“中为洋用”的回程走向世界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