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枉然的头脑风暴

　　彼得-基维（PeterKivy）这本《纯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思考》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音乐学名著译丛之一，出版距今已有六个年头。虽说不厚，我觉得还得很耐心细致才能跟上作者的节奏。

　　作者是美国当代音乐哲学家，鲁特格尔大学的教授，著作颇多。本书与市面上许多音乐批评书籍风格迥异——我的意思是，比之简单结论，它更加重视分析方法与严密明确的推理过程，提倡在解决大问题时从很小的问题着手，仿佛与20世纪初盛行于英国等地（基于数理逻辑基础）的“分析哲学”一脉同承，旨在对概念本身的最终理清。但以此手法来说音乐，之于国内读者恐怕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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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 l( o: u; k  K7 Y( o5 X  W　　基维带领我们探讨了几个根本性（也公认很艰难）的问题。其中一个即是，音乐究竟是如何让我们感动的？我想起博尔赫斯有过一句天马行空的话：“有人认为音乐需要乐器，那是荒谬的，如果我们的头脑里已经有了这样或那样的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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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W; V/ |4 _9 E' s7 I　　作为学者，基维的心态就不可以那么松弛了。他首先严厉否决了笛卡尔的“音乐刺激理论”——笛卡尔的意思是，音乐通过音高、节奏、音色等的变化从生理角度刺激我们体内的“动物元精”（espritsanimanx），从而有了使用瘾品般的愉悦或者悲伤。作者反驳说，将音乐视作某种刺激品的感官刺激论无疑是粗枝大叶的，婴孩与受过聆听训练的听众，感知深浅难道相同吗？不过他未直接给出答案，只将问题推到了一件事上：情感论者与认知论者间由来已久的冲突。前者坚持音乐唤醒了我们内心本来就有的情感，而在后者看来，具备认知能力才让人体会到音符所蕴的情感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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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R& S7 p" A4 I　　听音乐时，我们保持单纯空荡的大脑更好，还是应从声音特征中认知到一些规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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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问题的引入简单而犀利：当我们使用钟表时，想过了解钟表的原理吗？我们可以不了解，音乐却不一样。虽然谱上的句法特性最初只准备给演奏者，我们对音乐的理解，是能通过对感知、思考、欣赏（特别是语言描述）的过程加以证实与构建。换句话说，基维较赞成认知主义论，因为那是积极生长着的一种可动性。全书核心观点由此端出：鉴赏通过理解加深而增长，虽然有时会很消极（当聆听经验不完美），我们仍应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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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8 Z* ]+ x2 Y, y$ ?: S/ U; p# L, g　　记得笔者读过关于奏鸣曲发展史的一段话，大意是，奏鸣曲具备的丰富内在关系，让“一般爱好者和内行之间显出重要差别”，如清晰的调性布局、严整结构、乐思发展等，开始让听众群有了高低分野。可是，作品的深刻性是否一定来自于技法的高低呢？基维也是狐疑不定：“我们常会称呼对位法很有深度，而过于轻松的小夜曲很少被这么叫，其中有无美学的原理？我认为，在一定规定的风格范围，创作者对音乐之可能性做了完善的探索，就该承认其‘深度’了。这是从技艺方面衡量。若我们转而观察最伟大的作品，往往倒会发现，技艺固然好，然而技艺与音乐风格的最佳融合——竟让我们意识不到技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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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V- W) s　　他开了个小玩笑：主题涉及“宇宙”，一定比涉及“营养”来得有深度吗？《平均律》之深度除了形式上的尽善尽美，主题好像也并不在高深的宇宙里，基维的回应意味深长：“我说不出，还是再弹一遍《平均律》吧。”

　　历来许多大作曲家都拒绝谈论自己的作品，大家说瓦格纳“写出了太阳底下的万物，唯独不谈创作”。不熟悉他性格的人会觉得那是过于自信，只有评论家马吉话糙理不糙：“瓦格纳没有说什么，原因只能是：他说不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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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 g# I; D# m& P6 \/ `8 S" V8 L　　格鲁伯著、陈鸿铎教授译的《第二版MGG“音乐分析”词条》里提到，中世纪音乐理论多与哲学、宇宙学思维经验相联，而近代音乐学者希望将一些纯粹现象学层面（和声学、对位和曲式学）的东西转换成一种可理解的概念体系，并使之尽可能与作品逻辑相关。诚实地说，作者的落笔有着申克分析学派的深厚功底，但对细节太过纯粹执著的态度，反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游戏，在文字上容易把真实见解给“绕”进去，末了难免双手一摊：“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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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鲁伯的此话甚佳：“一种不带任何美学观点或摆脱了一切束缚的音乐分析是不存在的”，因此还是适应彼得-基维这样的“绕”为好，因为回家时即便双手空空，一整天的林间游荡之后，我们毕竟熟悉森林本身更多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