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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什么比一个乐队在演奏贝多芬音乐时更需要多方面的素质,特别是在演奏第七交响曲时,他给你一种激动和力量的感觉。人们从早期乐器 (period instrument)能得到的是额外的清晰,每种乐器的特殊分量能够使贝多芬交响曲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时被清晰地感受到,特别是在节奏的轮廓有很尖锐的棱角时,带点的音符的节奏不会像通常那样退化为双倍时间。在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的第一部分,人们听到号角高声吹响,同时定音鼓好像迸发出整个乐曲的节奏能量,把乐队推动向前,在同一时间内,有神奇的、多种色彩的声音来自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而弦乐器则快速地演奏着。我相信贝多芬用的早期乐器不仅帮助我们听到更多的东西,而且加强了他的天才的革命性的一面。对比地来说,后来的乐器在19世纪经过改造以后,产生一种使音乐边缘模糊的作用。它们和以后的音乐的表达方式有不可避免的 联系。所以,现代乐器在技术上的额外流畅和放射出额外的音量 是需要代价的。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贝多芬时代的每一种乐器都有其完全独特的声音与个性,能比现代乐器更方便,更直接地传达出贝多芬的思想倾向。你失去了朦胧,得到了额外的透明度 和修辞式的表达。假如有一种乐器被贝多芬用全新的办法使用,那就是铜鼓(Kettle drum)。贝多芬时代的铜鼓,和现代交响乐 队所用的塑料皮定音鼓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们更小,有一个动物皮的蒙子,发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音响,更便于转调变音,更富色 彩;而当代定音鼓则丰满、圆润。贝多芬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他对定音鼓的使用,特别是在第九交响曲中,他的处理达到、一个令我震撼的程度,使定音鼓成为作品动机和内容的载体。在谐谑曲 部分有极好的一段,开始时有九节由管乐器吹奏E小调,用类似 门德尔松的风格,接着又有九节 A小调加在A小调的属七上,都是轻声的,然后突然定音鼓在八度上发出强音,这种定音鼓F大调介入的效果是迫使管乐器突然 转入D小调。所以,定音鼓是使变调发生的手段。在贝多芬之前,没有人梦想过这样做。这一段令人着迷的地方是,贝多芬在乐谱上的定音鼓部分注释是减弱而不是加强,其效果是神奇的。这不是音量的减低,强音之后出现弱音,而从乐曲总体角度看是一个后退的声音,好像声音的来源离我们越来越远,为这段音乐对话增添了强烈的戏剧色彩。这 些好像是无足轻重的细节,但非常重要并且预示了最近一些学者如约翰-德尔马和克里布朗在他们工作中所做到的,即转变了我们对这些名乐曲的理解。* c" U7 `( J* C* ?; ~1 u
4 v/ Y" `" I' P8 f 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十分出名的作品,经常不是按贝多芬自始至终的愿望来演奏的,像他在亲自签名的乐谱或他亲笔修改的第一个版本的乐谱中所规定的那样。我们在此次演奏中,希望给以改正。或迟或早,任何一个贝多芬的阐释者都必须面对速度这个重大问题。在贝多芬的谈话记录和同时代的报导里,贝多芬非常怀疑当代的演奏家是否具有实现他的要求的能力,因此他很欢迎节拍机的发明。先不管他那个节拍机是否有时会有问题,贝多芬头脑中所听到的速度比一个庞大的乐队在有回声的演奏厅、在正常情况下所能奏出的要快。有这样的证明,当贝多芬面对一个比他要求大得多的乐队时,速度就降了下来, 这使他很烦恼。他更喜欢一个由大约60人组成的乐队所发出的凝聚而精练的声音,我们现在的演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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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同时要求他的演奏家拼命到了极限,这是他的美学整体的一部分。以第八交响曲的最后乐章为例,那里充满了能量、 幻想和光彩,要想把极快的三连音段落准确地演奏出来,不管是用现代的乐器还是早期的乐器都是极端困难的,但这不是主要问题。当你指挥一个由早期乐器组成的乐队时,很大的优点是那些乐器所发出的音响不会互相冲撞,形成音响的交通阻塞,像指挥现代乐队很容易发生的那样。你可以清晰地听到每个三连音的节奏,这样一个乐段的速度已到了演奏者的极限,而这正是贝多芬所追求的。如果一个人不是绝对地、丝毫不差地表现出贝多芬的这种速度,他就是逃避责任。我认为关键的是,必须将他对节拍的注解看成他对音乐的整体表达的副产品,并不是作为一种万能药,单纯地为了改正过去解释者的误读。以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的la Marcia部分为例,有两件事容易引起解释者的错误:首先,现在很明确,贝多芬对他的侄儿卡尔讲速度时,卡尔写错了。但这不是节拍的速度错了,而是用以衡量此速度的时间单位错了。贝多芬说6/8=84,卡尔似乎解释为每小节由两个带点的1/4音符组成两拍,但贝多芬的意思是整个小节是84。这个解释完全符合当合唱再重现时在 Allegro energico也标84。贝多芬说“Sempre istesso tempo(一直用同样速度)”。但这个指示一直被指挥者忽略了。这似乎也符合当时法国军队进行曲的标准节 拍,你在~laMarcia部分所听到的首先是用奇怪的打击乐器奏出的狂野的音乐,这是典型的18 世纪后期土耳其风格的音乐。它最初出现在格鲁克的歌剧里,然后又在莫扎特的作品里,也出现在贝多芬早期的一些音乐中。这里他运用乐器暗示军队的走近,效果是全新的。独唱男高音好像是一位信使,来自城市的那一边或另一个世界带来那里令人兴奋的消息。接着一个Fugato,充满了极大的能量,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只有作品133“大赋格”和庄严弥撒(Missa solemnis)的最后部分可与之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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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a; |5 x6 V8 i3 \* l Y, T 非常有意义的是,贝多芬的每一部交响曲都是他自身的小型戏剧,有他自己的哲学信息,有时也有政治的层面。以第五交响曲为例,贝多芬把当时的法国大革命推向前台,通过使用那时的主题、进行曲、甚至于诗歌,作为他的音乐的内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第一乐章中他引用了法国诗人卡罗赛尼的诗句:“抬着英雄的棺木。我们所有的人将手中拿着武器去为共和国而献身,去为人类的权利而献身。”诗句的美好节奏,与整个交响曲的主题非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革命与浪漫交响乐队是接着巴黎音乐学院乐队的模式形成的。该乐队成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授们和有荣誉地位的音乐家们,巴黎音乐学院乐队由赫伯耐克于 1828年建立。这个乐队已获得了几方面的成就:他们把贝多芬据为己有,演奏贝多芬交响曲的准备工作无可挑剔,远非贝多芬在他有生之年所能见到的。该乐队第一次采用同样弓法,而且对乐蓝的演奏准确到令人不习惯的程度。乐队按着典型法国方式,抓着命运的脖子,告诉音乐世界音乐的未来。这个演奏对于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以及无数听到这些演出的音乐家们的冲击是极大的。其目的显然就是要表达贝多芬的革命的浪漫精神,正是为表达贝多芬的革命和浪漫的性质,1989 年诞生了我们的乐队(虽然当时还没有公开叫这个名字),录制了贝多芬的<庄严的弥撒》,作品1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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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没有什么能比指挥这九部贝多芬交响曲对一个人的整个指挥成就更为重要,更为核心。要接受和掌握这些音乐,对任何一个指挥家都是有吸引力的挑战。在和一群非常投入的音乐家进行录制时,为了这个音乐,他们置生死于度外,作为集体和个人,他们做到一切必须做的,以求准确地掌握贝多芬的音乐。 这好像是一次探险旅行,参加者感到非常荣幸,没有什么能削弱这种兴奋感,没有什么能减弱面对贝多芬的恐惧和敬畏,而你所面对的是那样一个没有人能降服的人物和他那了不起的创造,以及他大量注入在技巧方面和音乐方面的许多困难。对我来说,这是重要和颇具讽刺性的,正是研究贝多芬的著名专家奥托科兰坡尔多年以前曾经说过:我告诉你,没有什么比指挥演奏贝多芬交响曲更困难了,因为自从他写了这些乐谱以后,乐器就改革了,而且什么都变“大”了。贝多芬绝不应该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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