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记忆：广东作家的努力

　　重建记忆：广东作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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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莫迪亚诺出生于在“二战”尾声，家庭背景复杂，他17岁便与父亲断绝了来往，一直靠政府资助读完中学。他的父亲是意大利犹太后裔，母亲是比利时表演艺术家，莫迪亚诺的父亲于二战期间从事走私活动，战后则在金融界工作，与纳粹时期的德国秘密警察以及有组织犯罪集团关系密切。有资料显示，莫迪亚诺之所以投身小说创作，是与他的父母二战经历以及由此导致的内心焦虑密不可分，他的创作有两个关键词：寻根与记忆。我对莫迪亚诺没有研究，但这两个词，如一束阳光——聚集并耀眼——直射我的心灵，我顿时觉得遥远法国的这位小说家莫名其妙地亲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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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问自己内心，与我多年关注并提倡文学“本土化”和“本土记忆”有关。时代急剧发展，城市乡村也在急剧变化，从外在的形态到每个人的内心，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乃至“找不到回家的路”，全民感叹：“时间都到哪去了？”与此同时，我们时代列车飞驰而过，历史的大书迅捷翻页，你还没有稳过神来，生活就翻篇了！快、快、可以更快吗？急、急、可以加急吗？所有人似乎都被一股无法遏制的旋流所裹挟，被拖向六神无主无须记忆、只需向前飞奔到一个大致相同的时代情境中去——我认识的“本土化”抵抗的是“同质化”危险的全球化，而“本土记忆”则是对上述“快”和“急”抵抗之后的一个补充和平衡。我认定：在生活急速翻页的同时，用记忆去保留一些历史，一些使我们，抑或后代可以借此反思的东西十分重要——而文学，无疑又是最佳的方式之一。

　　在这样一种心境下，我读到一批广东作家的作品，不由地产生重新估量作品价值的想法。殷国明的中篇小说《等待地铁》（原载《青年文学》）关注的对象是深圳的原住民，这是一个特区几十年极其容易忽略的人群，作为一个世界城市奇迹，一个原来只有三万余人的小渔村，如何在短短时间里崛起成为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增长的标志？真是眼花缭乱，但看其大却易忘其小，原住民就是可能被忽视的一群。殷国明选择了一个被开除的中学生作为代表，颇具匠心。作品主角的出身缠结着特殊地域——深港两地的纠葛：父亲早年到香港工作，母亲留守深圳抚养子女，但血缘亲情又非地域可以阻隔，于是特殊家庭成为孩子童年的创伤记忆，成为他成长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也成为深圳这座城市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一道伤疤。这是作家的发现，也是作品的价值所在，也许在若干年以后，其价值会愈加明显、愈见珍贵。当然，用地铁开通象征一种新生，用“麦田守望者”的方式寓意一种抵抗，创作理念值得进一步斟酌。但无论如何，作家的关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 X8 T- o5 |% u$ S: A$ R- q　　鲍十和王威廉收在《中华文学选刊》的作品也是一种“记忆”的再现。我喜欢鲍十的《走马川》，把今天神州大地村庄的消失写得栩栩如生，一种人文情怀而出的伤感，没有明说，却弥散全篇。当读到小女孩独自上学那“两行清晰的小脚印”时，我再次体会鲍十的小说利器：在貌似平静的叙述下暗含着一种爆发力！一个曾经喧闹的村庄，如今就剩下最后一户人家，最后一名小学生——缅怀历史的挽歌余音袅袅。王威廉是80后，但他的小说并不惯常地青春飞扬，而是靠近社会现实的大都市：“城中村”里的青年，恋爱生活中的创伤记忆。富有技巧的小说笔法，可以感受新一代写作者在沐浴西风之后的变化，梦幻与现实的交织，使得一个十分世俗的故事，呈现出新的小说形态，并由此实现一个作家对于都市的介入。也许有一天，在铺天盖地的城市改造后，“城中村”会成为历史，但王威廉式的小说恰恰补充了可能宏大叙事忽略乃至遗忘记忆，因小说照亮一个历史的角落，留下一个人生的际遇，纾解一个时代的焦虑，寻找一种根由，我想，这就是身处广东的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莫迪亚诺相似的创作动机——也是小说家应有的历史责任和他们存在的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