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地球一样大的中篇小说

一、《变形记》的百年影响
柳冬妩：2015年是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发表一百周年，作为一百年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它对世界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前些天苏童在北师大有个演讲，题目叫“地球一样大的短篇小说”。我觉得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地球一样大的小说。1947年，马尔克斯读到《变形记》，大声惊叹：“天呀，小说可以这样写！”许多年后，马尔克斯多次谈到《变形记》对他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没有卡夫卡便没有马尔克斯，没有《变形记》便没有《百年孤独》。《变形记》不仅给马尔克斯以醍醐灌顶之感，也给中国当代作家带来了巨大启示，为他们的写作注入了强大能量，并由此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一百年来，由这部小说衍生出的无数理论、无数小说创作方法，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变形记》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典小说之一，原因就在于它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进行诠释，它为各种批评流派都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它值得一读再读，可被永无休止地读下去，每读一次都能发现新东西。
胡磊：我们今天之所以乐此不疲、津津乐道地谈论卡夫卡，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谈论人类自身的一些困境时背后都有卡夫卡小说的影子，就像冬妩的近作《解密〈变形记〉》一书提到，卡夫卡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不同时代人类共同的经验困境，这是现代人普遍遭遇的精神症候。我们回到《变形记》里，小职员格里高尔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荒诞大甲虫，格里高尔跟他父母、妹妹等家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关系，和他变成甲虫身份之后的冷漠异变关系，在今天现实社会中很多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抑或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困惑。从这一逻辑思考出发，我们今天谈论卡夫卡，谈论《变形记》，就像卡夫卡提到的在他创作过程中，有一种被照亮的状态和感觉，我们同卡夫卡的阅读对话一下子会变得豁然开朗。

二、通过描绘一种动物的生活提出了人的问题
袁敦卫：卡夫卡作品中的甲虫形象，是出于偶然，还是卡夫卡长期构思的结果？通过查证资料，我个人认为这个甲虫的形象是在卡夫卡的成长过程中长期酝酿而形成的。大约1919年的时候卡夫卡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篇幅很长，三万字左右，比《变形记》稍短一点。他在这封信里谈到一个细节，说当时德国有个犹太演员叫洛维，到布拉格演出，卡夫卡非常喜欢这个演员，把他当作朋友，但是他的父亲知道后就骂这个演员是甲虫。他在书信里也多次谈到，卡夫卡在他父亲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只甲虫。比如说他模仿父亲的口吻回应他写的信：我承认我俩互相斗争着，不过斗争也分两种，一种是骑士的斗争，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卡夫卡想象他的父亲把他当作甲虫，不仅蜇人，还吸血。显然，卡夫卡父子的关系对他创作《变形记》有非常直接的影响。他有一部早期作品叫《乡村婚礼》，那时候卡夫卡才24岁，他在那部作品里已经想象自己是一只甲虫，躺在床上不想去见他的未婚妻，而他的躯体则穿得衣冠楚楚踏上旅程，可见身心的分裂。在卡夫卡一生的文学创作中，甲虫始终是一个核心的意象，以至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形象，值得深入探讨。
柳冬妩：“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1782年，政府当局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姓氏改用德语的名姓，许多人迫于压力就用了动物和鸟类的名字。而卡夫卡的许多小说都通过描绘一种动物的生活提出了人的问题。对于卡夫卡来说，动物形象贯穿于其整个写作历史，若干核心象征和核心隐喻便是由动物构成。卡夫卡仿佛是动物部落的人类酋长，在它们身上发现了更为绚丽、生动的人间诗学，这种发现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卡夫卡将动物定位在了他的诗学坐标上，进行宏观和微观的透视，于是，在他的观察下，具象的动物拥有了灵异的符号学意义。卡夫卡想象过许多动物，卡夫卡小说中的动物既有某类动物的某些外形、相貌和行为特征，又有人身上的某些特征，如，会说会听、会思考，可是又不是人。总之，是非妖、非魔、非鬼、非人，但同时又兼有着动物、人、鬼怪综合特征的动物。在《变形记》中，卡夫卡通过对大甲虫这一动物隐喻的书写，实现了对世界的精微体认和象征性的诠释。当然，卡夫卡对动物的书写并不是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一个动物形象谱系。在中国文学中最集中体现“变成小动物”艺术特征的是明末清初的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而卡夫卡恰巧读过这部小说的德文节译本，并对这部小说给予了极高评价。《变形记》中的大甲虫书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能找到最为接近的先例。格里高尔的幻想早就由《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的言论表达了出来：“诸位，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听），为什么我甚至不会变成一只臭虫。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有许多次我曾经想变成一只臭虫。”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把人变成甲虫的奇思妙想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甲虫是受《地下室手记》的启发，因为在这部小说里面，意志消沉的主人公“很多次想变成虫子”。《变形记》也可能受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影响，因为里面的德米特里说整个卡拉马佐夫家族都是虫豸。卡夫卡作为一个敏锐的读者，不会看不出虫豸其实是人的另一个自我的不同形态，在受此启发后他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意象放在了自己小说的开头。

三、卡夫卡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象征小说
胡磊：卡夫卡的写作中始终贯穿着“生活、存在、思想”这些文学原则。刚才提到卡夫卡笔下为什么会出现带有明显象征意义的甲虫形象，这是卡夫卡现代主义小说一个惯常的套路，是现代人和人性中一个具象化符号化的象征。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形象，同他现代主义小说都贯穿着的一个写作理念，那就是探讨他小说中存在的一切可能性，艺术走得比知识深远，他企图通过他的小说试探人和人之间、人和世界之间存在的一切可能不可预设的结果，表达现实社会中隐秘存在的可能性。他要表达的这种可能性，可能他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他甚至怀疑他的写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可能，最后导致了现实世界包括他写作本身的悲哀。卡夫卡正直地泄露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他认为艺术改变其意义和标志，正是艺术彰显其高贵的地方。尼采说“靠艺术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卡夫卡却说艺术毫无力量，在现实生活中艺术不能拯救人类自身，艺术即使是在其最高层次也没有任何能力和行动相抗衡。我们带着这一认识进入对甲虫形象的解读，就会在其文本中有另一种新的发现。
袁敦卫：卡夫卡并不是第一个通过动物来描写人类生存境遇的作家，这种手法自古就有，关键在于怎么表现。他在《变形记》中写一只甲虫，这在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味，比如甲虫很肮脏、渺小、脆弱，容易受伤害。在此我们又会想起卡夫卡与他父亲的关系，在书信里他想象父亲是一只大脚，随时可能把他踩扁，这象征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可能突然某一天就没有了，彻底地被粉碎、毁灭，人变成孤立、脆弱的个体。卡夫卡在他的书信里已经多次写到不同的动物，甲虫是最常见的，还有狗、跳蚤、寄生虫，这个寄生虫在某种意义上指的就是甲虫，还有麻雀，还有鸽子。这些动物形象在他那里都有自己特殊的含义，当然从整体上看，卡夫卡一直倾向于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甲虫，就是在他强大的父亲面前。我们先不从宏观的社会学和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而是单单来看《变形记》对他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卡夫卡在书信里说：我写作，还有我结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逃出父亲的阴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变形记》这样的作品首先对卡夫卡本人意义重大，倒不是说它首先是要表现作为群体的现代人，表达一个多么深刻的思想。因此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出现，本身带有很强的偶然性，文学这种东西也带有很强的偶然性。
胡磊：卡夫卡的小说揭示现代人精神困境的东西。小说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格里高尔突然由人变成甲虫，失掉人形发出虫鸣，但仍保留着人的观察思考能力，还一厢情愿地想工作赚钱，还像以前那样处心积虑地为父母妹妹着想，这是他小说中人物性格里善的一面。然而大家都把他当怪物并置他于死地。小说中说他死后，他的家人像卸掉包袱似的轻松，并郊游庆祝。现实生活给格里高尔的又是另外一种待遇，譬如苹果砸在身上般沉重。卡夫卡在他的小说里质疑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定义。当我们被无法预料与逃避的现实情境所俘虏时，现实的荒诞与小说的荒诞就建立了一种比拟关系，那么问题随之出现了：当我们突然丧失了人的自主能力变得无能为力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在如此荒诞的突变中，卡夫卡以象征、夸张的手法表现现实生活内里的本质问题。尽管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卡夫卡也没有让这些丑恶的意象从背面发出一点美的光芒。但在小说里他总是试图在往好的方面写，试图寻找一种善。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这正是著名小说家卡夫卡的天赋之所在。如果我们站在这些角度综合地观照他的小说，这是我们找寻解读卡夫卡小说通道的其中一个出口。
柳冬妩：卡夫卡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象征小说，《变形记》是运用象征的典范。格里高尔变形后的甲虫硬壳象征着主人公承担的生活压力和自我封闭的精神状态，而甲虫背负硬壳爬行则是格里高尔身负沉重压力卑屈生活的写照。“象征”与“意象”和“隐喻”之间的区别在于，“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一个“意象”可以被一次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系统的一部分。大甲虫是《变形记》的“核心象征”之一。《变形记》是用一种“象征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的，这是它的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象征主义无论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的文学活动和表现里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普遍和重要的元素。只是在卡夫卡的小说里，这些元素象征到一个极高的程度，象征被赋予了一个更为现代的内涵。卡夫卡用高度的写实主义来承载新奇虚幻的象征主题和内容，这是《变形记》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卡夫卡的作品与纯粹荒诞作品的区别在于卡夫卡作品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作为中心事件的陪衬物却是真实可信的。《变形记》除了“人变虫”这一荒诞事件外，主人公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特征都符合现实生活的必然逻辑。象征艺术构建了卡夫卡小说的巨大阐释空间。《变形记》里的一切都是象征，是可以作多样解释的、含混的、无法捉摸的象征，想穷尽它的潜在意义几乎不大可能。卡夫卡一方面要让读者从他的小说中找出极富力量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又在抗拒这种解读。
胡磊：卡夫卡无论是其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还是长篇小说《城堡》等，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充满现代主义的象征，都是神话式的，都是卡夫卡式的，都是像卡夫卡小说那样诡异的，人一下子变成了甲虫。“大甲虫”这个词对卡夫卡来说具有独特的隐喻性和象征性，卡夫卡在布拉格住了一辈子，他成长的生活圈子其实就压缩在一个如此窄小的背景范围里。多少年来他就是在近在咫尺的住所、学校、公司之间，在布拉格起伏不平的千年胡同里穿梭着，构思着他的那些日后成为文学不朽之作的文字。我们很容易发现卡夫卡小说中所叙述的故事都是属于故事中狭隘的某个人物，也可以说是只属于卡夫卡他自己的故事。这种写作应该说是超出我们写作凡常的经验之外，超出现实可信的范围，这种带有个性化神话性的叙事，往往在叙事过程中人跟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都存在着一种诡异的矛盾关系，我们能从那极度的变形与夸张里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与冲突。我觉得这无论对读者还是创作者来说，都是值得探究值得分享的一个写作经验。刚才冬妩讲到卡夫卡小说的多意性和不确定性，我就想到我之前读卡夫卡作品的过程经常怀有的一种认识。卡夫卡在他的作品里总是试图保持一种设问的模式，世界仿佛是这样的也是那样的，不界定的，任何结果都是可能，甚至任何努力是徒劳的，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依然绝望地继续着。这就是我们有些读者在他的小说审美空间里看到了悲哀和绝望。

　　四、最深刻的宗教式体验世界的证词

　　袁敦卫：格里高尔以前当过兵，后来没想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当兵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变成甲虫后就一无所能，这个也有象征意义。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前，人类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像荷马史诗，里面个个都是英雄，希腊神话，里面个个都是英雄，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间，直至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作品最后基本上都会得到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人没有信仰不行。但是到了卡夫卡这里，信仰模糊了，就像冬妩在《解密〈变形记〉》一书里所讲的，一些作家到20世纪开始戏仿、调侃圣经，觉得信仰没用了。卡夫卡也觉得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是明确的，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他的书信写道：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确信无疑，我对最亲近的事物——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把握了。卡夫卡在他作品里流露出对时代非常深刻的困惑，这个困惑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应对方案。现代人不是这样吗？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对什么都没有把握，哪怕是对我们吃的东西，穿的东西，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没有把握，没有确信。因此卡夫卡在今天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柳冬妩：说到圣经，圣经的宗教背景毫无疑问地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体现出来。在《变形记》中，卡夫卡以一种似有神助的叙述，使其成为最深刻的宗教式体验世界的证词。格里高尔打算在圣诞节之夜宣布，让妹妹读音乐学院；妹妹进格里高尔房间时向圣者做的喁喁祈祷；格里高尔死后，一家人在胸前画着十字。这些小说细节表明，格里高尔一家都皈依基督教了，这是一个宗教家庭，格里高尔生活在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中。《变形记》对《圣经》的叙事结构、主题以及人物都进行了全面的戏仿。《变形记》中有着大量《圣经》文本元素，但其对《圣经》的戏仿远非表层单向度的存在，而是深层次多元立体呈现。卡夫卡小说人物言语行为里无所不在地浸透着基督教文化思维方式，以及圣经式的叙事模式，都从不同层面将《变形记》这一经典小说与基督教文化经典《圣经》之间的深厚而密切的内在关联表现出来。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属性又非常复杂。

　　胡磊：刚才我们谈到卡夫卡小说与《圣经》的情结，我的感觉是，卡夫卡小说的叙事是神话般的非个人化叙事，是象征性口吻的描述。《变形记》的文本叙述几乎破除时空限制，对故事背景及其情节交代模糊不清，甚至消弭了幻象和日常生活的界限，虚幻与现实纠缠混杂。我想，卡夫卡力图把我们带往现实生活陌生的另一所在，它原本属于我们人性中本质的部分，而卡夫卡试图用他的叙事方式与策略来展示我们人性中看不见的幽暗，我们生活中潜伏的诸多不安全感。或许我们日常熟视无睹，所以我们对卡夫卡及其小说感到陌生、怪异和难以理喻。我们还谈到他小说中的宗教意识。按照常理，卡夫卡应该生活在宗教或者在朋友社群里寻找信仰。他把写作当成了他对世界祈祷的形式，刚才说到他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他本来应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比如结婚，但是他却选择了醉心于写作。他觉得除了写作，好像没有他路可走。卡夫卡觉得写作占了他生活的上风，他记日记、写信，写作的过程远胜于写作的结果，他的作品写了毁，毁了又写，他自己销毁了多少作品已不可考，他活着的时候发表的作品只占他已知作品的十分之一。卡夫卡信笃文学是他的一切，然而文学始终难以满足他，文学对他的使命永远难以确定，他在写作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困惑。他说，如果在写作中没有困惑就没有语言，没有文字，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调查和研究。现实对人的束缚压抑太重，人永远是现实的奴隶，永远在现实的魔幻中异化，人的异化具有普遍性。

　　袁敦卫：卡夫卡的作品中有非常浓厚的《圣经》色彩，这个不奇怪，他出身于一个犹太教家庭，他自己也信奉犹太教。很多学者研究《变形记》的时候都倾向于往宗教的角度延伸，这是我们解读西方文学作品的惯常思路，如果这个成为一种惯例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作品对他个人的意义。我们讨论《变形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讨论它的文化转型意义，这些都没有错。我更关注这个作品与作家本人之间有什么更亲密的联系，如果我们把这个解析清楚，我们对作品就有更直观的把握。卡夫卡一般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的鼻祖，他之所以对20世纪乃至持续对21世纪的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是因为他的作品用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说他的《变形记》，实际上是从四个方面表现各种“变形”：首先是生理的变形，格里高尔早晨起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其次，在生理变形背后是更深的心理变形，心理变形比生理变形更早发生。第三是各种人际关系的变形，就是他变成甲虫之后跟社会、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完全颠覆了。第四，还有一个变形，就是作品本身的表现手法与传统文学相比已经“面目全非”。这些变形或许象征着现代社会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我们今天为什么很自然地把卡夫卡当作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卡夫卡在1922年给朋友的信中写到一句话，他说凡是我所写到的将来都必发生。这句话非常像《圣经》的口吻，他就像一位先知一样，带着一种圣经作者独有的确信无疑。但事实也证明，他所写的东西后来都真正发生了。这让我们认识到卡夫卡的创作对我们今天的预见性。

　　五、文体形式所具有的难以替代的魅力

　　柳冬妩：卡夫卡的《变形记》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小说的经典，不仅仅在于它对《圣经》的戏仿，而在于它怎样讲述了一个人变虫的故事，在于它怎样表达了宗教意义，在于它对传统叙事方式进行了颠覆和消解。卡夫卡以他高超的叙事技巧，为小说文体形式赋予自主的意义，使我们感到《变形记》的文体形式所具有的难以替代的魅力。小说美学观念的嬗变在《变形记》里引起叙事各要素的变革，而其中，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的变化最具有革命性意义。我曾经从叙事学的角度，写了几万字的文章，分析卡夫卡如何寻找最佳的叙述方式以实现叙述的意图，研究《变形记》的视角运用、话语形态和表达方式。在《变形记》中，叙述者不仅借用了格里高尔的有限视角，也借用了其他次要人物的有限视角，从一个人物的有限感知转到另一人物的有限感知。小说中的事件不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物对事件的反应。卡夫卡不但坚持人物有限叙述角度，而且用各种机会探索人物有限角度所具有的种种可能的意义。在《变形记》第一部分的开头，小说迅速从叙述者视角转向格里高尔的视角，是格里高尔“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而不是叙述者的发现。在格里高尔变成“干瘪的尸体”之前，在格里高尔还存在生命知觉之前，叙述者和这位主人公一直共用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和大脑，及至整个身体。从叙述学的角度看，还是从其他的角度考察，《变形记》都是具有开创性的现代小说样本。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式，分析小说的社会历史语境；运用结构主义批评范式，指出小说用以建构意义的符码；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解剖小说对神话原型主题的再现、变形和想象；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分析那些“伟大的读者”在《变形记》的经典构成中起到的应有作用。当然，对卡夫卡研究，我们不能先验地、固执地崇拜或者排斥某种研究方法，各种研究方法都包含产生洞见的可能。即使对《变形记》进行社会学解读，也可能提出意味深长的发现，我们没有理由将失败的社会学观点当成社会学方法的失败。

　　胡磊：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变形记》作为卡夫卡最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我对它的直观解读主要是从思想性方面切入。我认为《变形记》能够映照当下社会的某些现实，卡夫卡的文字奇异,深刻,冷峻，充满现代主义的夸张变形，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现象，人的扭曲和人性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跟现代社会人的某种情绪反映同频共振为，与现代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悲观失望的情绪遥相呼应。卡夫卡之所以在中国读者心中有这么高的位置，我觉得跟读者的潜在认可密不可分。

　　袁敦卫：卡夫卡与但丁、歌德相比，我觉得他在创作上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假如按照日裔学者福山的说法：历史终结了，那么在文学领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卡夫卡的创作代表文学主题终结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已经很难读出一个很明确的、大家都认可的主题。人在现代社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就是感觉到生存的意义好像都变成了有问题的东西，就像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之后人类都不知道怎么生存了。我们读卡夫卡的书信、格言、随笔，几乎没有一部作品我们能够肯定地说这就是他要表现的主题。他知名度最高的作品是《变形记》，但是学界大都认为最能够代表他成就的还是《城堡》，现在研究出来的关于《城堡》的主题已经有好几十个，诸如揭露集权主义或排犹主义，或高举宗教信仰，还有揭示个人存在境遇等等。这样的主题可以说都是有可能的，都有它的现实指向性。这个再一次向我们说明：卡夫卡的创作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其最大的开创性在于它是开放性的，主题很开放，表现的手法很开放，包括他手稿中标点的使用、一些词汇的组合等都是打破常规的，以至读者会怀疑某个标点的使用也是有深意的。所以我们对卡夫卡的研究无限敞开，即便过去了一百年，我们的研究好像没有穷尽。

　　柳冬妩：《变形记》的确给不同的解释都留下了巨大空间。不同的读者，会对这部小说有不同的感受。卡夫卡很难为我们所穷尽，《变形记》也很难为我们所穷尽。卡夫卡深邃多变的艺术本质，决定了任何单独的研究都无法充分“解码”《变形记》丰富的内涵。最令人满意的结果也许就是让这部小说独立存在，不去打扰它，因为它似乎拒绝任何阐释和归类。但它的不可阐释性恰恰构成了它无穷无尽的阐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