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的音调

舒芜写过《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这种间接的联系中即包括第三者的书信。舒芜主要梳理的乃第三者通过书信将一方的情况告诉另一方：如章廷谦致周作人函中，讲北新与鲁迅的版税纠纷，鲁迅与林语堂闹翻的事等；周建人致周作人函中，谈鲁迅从中山大学辞职，及鲁迅逝世后丧仪办理等事。这种钩稽是撮要式的，遗漏较多，不妨可以补充一些，并加上未必告知而是论及的某些书信，里面所包含的信息或不可小视。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徐志摩写信给周作人，是来劝《语丝》和“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的那场“架”的，其中提及鲁迅，“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时希为转致”。周氏兄弟都痛骂陈西滢，徐志摩不敢找鲁迅，却写信与周作人推心置腹，表明徐诗人直觉周作人血液中“绅士鬼”的成分，是自己可引为同调的。至于“希为转致”，不知是他本不知道还是诗人“糊涂”，周氏兄弟早已失和，怎么能代他“转致”呢？

郑振铎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月报》七八月拟作为‘非战文学号’，除了迦尔洵、安得列夫、巴比塞，诸人的译文外，论文极少，先生及鲁迅先生能抽暇作一二篇寄下否？”从约稿的请求看来，郑振铎信息不太灵通，并不知晓上一年七月时周作人和鲁迅已然绝交，不再来往了。

另有冒昧“希为转致”的，如一位叫王乔南的，想改编鲁迅的小说，却写信到周作人这里：“我想以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改编电影剧本，自然须征求著者同意而后着手，但连问多人，都不知道鲁迅先生的住址，您能代他答应我么？或您肯替我转求一下么？无论如何，请赐我一封回信才好！”不知周作人是怎样作答的，但为难却是必然。

而让周作人为难的，还有汪静之，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的信中说：“《京报副刊》上‘青年必读书’里面鲁迅先生说的‘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一见就拍案叫绝，这真是至理名言，是中国学界的警钟，的针砭，意见极高明，话语极痛快，我看了高兴得很，和前年看见吴稚晖先生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里说‘不读线装书’一样高兴。”鲁迅的这个主张，周作人是颇有微词的，而如今汪静之来了这么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虽也有其他内容，但围绕“青年必读书”之上下四旁却是主干，想来周作人读后也是有些无奈，回函只能是不置可否罢。

郁达夫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九日致周作人信，有云：“近事之足资谈助者，是鲁迅与北新算版税，与鲁迅和语堂反目两事。前者是鲁迅应有的要求，后者是出于鲁迅的误解。这两事，我与川岛都在场做中间人，大约川岛总已经和你讲过，细事不说了。”这封信可与章廷谦的信互为补充，他们二人均在现场，可谓最好的述说者。

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信中，郁达夫还说起一个叫史济行的文学青年，偷自己的未完成稿件去卖，还借郁达夫之名到处告贷，“据他的对友人之所说这就是阶级斗争在文学上的应用。真真是漪欤盛哉，普罗万岁了”，郁达夫又加了一句，“鲁迅先生，近来被普罗包围得厉害，大约日后总也得尝尝这一种斗争的苦味”。这句话倒是一语成谶了。

江绍原曾与鲁迅同在广州，自然是告知消息的好人选。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先生因颉刚来辞职，校中各方面挽留无效，聘书已第三次送还委员会。颉刚则不日离粤，为校采办大批图书。原本想与鲁迅先生同去，孟真等自然不肯放行，而且我回京饿死也太不成话，只得维持到暑假再说。”他还报告鲁迅的著译工作情况，“鲁迅先生在译《小约翰》并编《唐宋传奇集》；《野草》闻亦已编定寄出矣”。

鲁迅的著作之被查被禁，在友人致周作人的信函中也有谈及。曹聚仁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来信中说：“鲁迅先生有一本《集外集》，由我送去检查，虽说抽去了十篇，出版还是可以出版。”而更严重的一次，是李小峰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提起的：“即见报载老蒋电行政院取缔左倾思想，不数日而杭州三十六家书店被搜查，开明被封，又隔数日而有左翼作家一切作品均须扣留之说，又数日而寄平之《呐喊》与《伪自由书》在平被扣，最近良友与艺华均被捣毁，而又有大搜索上海各书店之说，昨日又接到恐骇信，谓如再售左倾书籍，即以严厉手段对付。”而同一封信里告知周作人之《苦茶庵笑话选》已印出，这与前述左倾书籍无意间构成鲜明比照，表明知堂老人如何在十字街头的塔中躲避风雨了。

章衣萍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云：“鲁郁躲后，该同盟就未闻有何进行。但当日因他们到各学校讲演，说激烈话，学生们有跟着说两句激烈话而被捕的，但五月一过，也放了一些出来了。我个人觉得该同盟甚无聊。”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二月，鲁迅、郁达夫均名列发起者，三月，据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鲁迅暂避一时。章衣萍所说“鲁郁躲后”即指此事，他说“该同盟甚无聊”，或认为会获周作人认同。

鲁迅一向对邵洵美没什么好话，而邵洵美对鲁迅也是微词不少。鲁迅已逝，邵洵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透露不少自己的看法：“鲁迅死后，上海热闹非凡；但此后文坛却将冷静不少！一般青年出路又要成问题了。我对鲁迅极佩服，可惜他死也没有明白。弟才力薄，著作少，偶有写述，赞我者仅志摩，骂我者仅鲁迅：现在二位均归道山，我将来恐更无心涂抹了。中国散文，上有知堂，下有鲁迅，文章若不与人并论，鲁迅的无聊文字应有不朽之价值，亦未可厚非也。”“极佩服”多半是虚辞，被鲁迅骂得心有余悸可能才是真的，若文字为“无聊”，何以有“不朽之价值”？邵洵美能给周作人说这些话，自然是知晓他会不以为杵，可引为同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