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音乐哪儿去了？

近年，笔者在目击耳闻一些有关岭南音乐的文化事件时，与粤曲粤剧有了较多的接触，也多了几分关注。譬如岭南音乐文化馆、广东音乐博物馆的建立，广东音乐创作大赛、粤剧交响音乐会的举办，高胡大师余其伟的回归，舞剧《沙湾往事》的热演等。在这些文化事件中，也许有人从中感到振奋，但笔者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大师的回归煽起乐迷对广东音乐的热情，粤剧粤曲在与交响乐的交错中更显开放品格，人们在对粤腔粤调的反复咀嚼中，体味到更加醇香的音乐趣味。忧的是，在广东音乐被写入国家非遗名录和各种展览馆纷纷成立的时候，不免令人产生惜憾之情：莫非广东音乐真的只能皈依博物馆，成为博物馆艺术了？观察近年来广东音乐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尤其是创作表演上的萎靡，其前景确实难以令人乐观。
, b! G4 X4 ?9 m7 ?　　近代以降，广东音乐的创作和表演曾经是何等的蔚为壮观，不仅在百年来的发展中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作品、培育了众多人才，更是用声音的形式塑造了岭南文化性格，渗入南粤人的血液。广东音乐辉煌时代被视为“井喷”的时代（如大师辈出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广东音乐仍然得以迅猛发展，不仅在各个音乐院校专业设置中登堂入室，更是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在更开阔的文化舞台展现了中国音乐的美，让人们所喜闻乐见。也就是这种质朴的、让人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属性，使得广东音乐的普及性和影响力在西方音乐没有大规模进入内地音乐舞台时，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担当。曾几何时，广东音乐与粤剧、粤语歌曲、粤菜、岭南画派的绘画一样，在中华文化版图中色彩鲜明，魅力独具。
+ S* `1 Y. Q! D% P6 j/ n　　记得我中师毕业到边远的中学任教，原以为那里一定是音乐的沙漠，不曾想学校里虽没有西洋乐器，却有椰胡、高胡、秦琴等民族乐器。更令我吃惊的是，学校竟然在体育老师的建议下，几乎是在瞬间成立了小乐队，演奏的都是广东音乐，那些来自不同科组和不同年龄的老师们竟都背谱演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旱天雷》、《平湖秋月》、《连环扣》、《饿马摇铃》这些名曲他们了然于胸，需要看谱的只有我这个音乐老师。也许当时我们演奏的广东音乐在行家看来是多么的蹩脚，但对我们自己和来凑热闹的师生而言却已经是如痴如醉了。这种温情记忆，曾经是那么的生动，可现在四下环顾，广东音乐的声音之微弱，几乎听不到了，无不令人慨叹。
　　是的，在全球化迅猛的当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必然面临着时代对其生命力的考验，广东音乐的价值评估是需要理性思考的问题。说到价值评估，近百年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中，能像广东音乐一样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植根的艺术着实不多。如《旱天雷》、《步步高》、《雨打芭蕉》、《禅院钟声》等，几十年来凝聚了人们对此的情感依赖，多少改编和重新演绎发展出更多的音乐创作价值和美学价值。究其原因，广东音乐是近代中国文化中最具兼容并包素质的音乐形式，具有对中西乐器的接纳、嫁接和改造中显示其开放性胸襟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如在小提琴与二胡的结合中获得高胡，使得中国弦乐在高音上获得歌唱性，而且音色明朗，技巧上更加华丽，有花腔特质等创新性。也许有人认为广东音乐不够大气，表现的都是民俗民风，也不够高雅，总是追求清新花俏。但是，作为民乐中的“小家碧玉”、恰好展现一种“市民文化”的亲和力，而所谓的“市井气”，也正是接地气的表现，是可爱的地方。广东音乐以其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能力，一直以来对人们的文化生活、对民族音乐生态，都有着很坚定的影响力。这些价值的体现，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对于岭南文化都弥足珍贵。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美的形式呈现，靠的是广东音乐优美的旋律、生动活泼的节奏、传统文化的营养支撑，是对生活的细致体察，是对心灵自由的矢志追求，而不是什么现代作曲技巧、交响化、和声复调的机械附会。
价值认定之后，就要树立信心，在行动上有积极作为。但如何作为又是一个要面临的更为棘手的问题，需要业界同仁更加深入地思考，需要将思想付诸行动的文化自觉，更需要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更高的艺术智慧和开拓精神。广东音乐在民族音乐中是相对年轻的乐种，经受过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磨合，有着现代文化的基因。虽然新时期在发展中遭遇危机，而且有些掣肘力量无可避免，但其生命力与文化力不应低估。然而，如果仅将其列入非遗项目、将其归入博物馆便视为一种积极的发展策略，未免过于乐观，这恐怕恰好暗含着更大的危机。为什么在专业性更强、教学条件更优越的当今，却让广东音乐越来越走向衰微，甚至要被保护的地步？这个问题有点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