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第一次回中国,朱晓玫深受感动,“我终于认为,其实中国人是最听得懂巴赫的。”这次回国,她特地去西安、太原、贵阳等城市举办演奏会,甚至还想过去拉萨。她希望更多人听到巴赫,特别是中西部观众。# [& h( l5 H+ n4 S
0 T' U; a/ f. q+ S7 B% J 66岁的钢琴家朱晓玫,留着最朴素的旧式童花头,穿着深褐色中式绸缎外套,缓缓走上台,双手合十,鞠躬,在钢琴前坐下。在没有座位号的王府井天主教堂里,黑压压的听众超负荷地填满了室内的每一个缝隙。 * M/ V/ T+ Y/ |, D I. P* M5 E' A: o
10月13日,朱晓玫将她弹了一辈子的《哥德堡变奏曲》带到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当她在琴键上奏出柔和纯净的咏叹调主题,教堂空阔的拱顶将这琴音放大,复调音乐在空气中回旋缠绕,制造出完全不同于现代音乐厅的层次感与平衡度。这也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历史上的第十场教堂音乐会。 , J7 u2 y; u. J2 V. ]4 l" [; w0 A
“教堂是给人们祷告的地方,很安静。我一走进教堂,就会不知不觉感受这种静的气氛,这对我帮助很大。我大概已经在25个国家的200多个教堂弹过《哥德堡变奏曲》。在我有生之年,在我退休之前,能在中国教堂弹这个曲子,真的很有意义。”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朱晓玫说,比起那些新建造的音乐厅舞台,她更喜欢在几十人的小场地演出,而教堂,则是她认为最适合演奏巴赫的场所,“巴赫的音乐就是教堂的产物”。/ W2 p# @' _8 k) w$ y
( w+ J* o' a4 o7 u( L 去年,旅居法国30多年的朱晓玫第一次回中国演出,成为国内古典音乐圈热捧的“朱晓玫现象”。她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演奏会均是一票难求。有人通宵排队,有人从黄牛手中高价求购,哪怕主办方增开一场,演出票仍是迅速被秒杀一空。8 \2 K) |- o5 O7 z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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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蛰居海外的钢琴隐士,对于开演奏会的态度向来谨慎,回国又遭遇如此罕见的热情,多少有些不适应。但另一方面,朱晓玫看到中国听众对巴赫的热忱,又不免感触万分,“说老实话,几年前我不敢回中国开演奏会。我是弹巴赫的钢琴家,觉得中国人听巴赫大概时机不成熟,他们可能更接受浪漫派的东西。去年第一次回中国,我深受感动,尤其是看到年轻人,他们非常open,想知道巴赫的音乐是怎么回事,想买唱片来听。在国外,顶级大师的音乐会过后,也不过就是二三十张唱片签售出去。但我去年的音乐会,每一场过后都是签售出两三百张唱片,被年轻人抢走。” ) _* a# `( C! o i8 Q5 r! m* V 8 d: E* I; H3 c6 Z3 U 她还记得,一个年轻女孩认真听完她的《哥德堡变奏曲》,默默抹着泪,还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写下音乐会后的感受。亲历过这些,她发现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年代,“我终于认为,其实中国人是最听得懂巴赫的。”第二次回国,她绕开大城市,特地去西安、太原、贵阳等城市举办演奏会,甚至还想过去拉萨。她希望更多人听到巴赫,特别是中西部观众。之所以把最后一站放在北京,全因喜欢教堂这个特殊的演出场地。6 L# H$ j7 Q# f1 E [
& E, y9 X, @- W. C2 X d 朱晓玫还像老一辈中国音乐家那样,习惯把巴赫称为“巴哈”。1954年,5岁的朱晓玫第一次弹巴赫的小步舞曲,“那时候特别喜欢巴赫,也不知道为什么。‘文革’的时候在张家口劳改农场干活,冬天没有暖气,为了取暖,就弹巴赫,弹琴可以活动手指。后来觉得,巴赫不但把身体暖了,把人的心都暖了。他的音乐像水和空气一样,非常平稳、平衡,又很深邃。巴赫不是大喜大怒的,他的音乐很有分寸感,有一种安静的喜悦。” & P+ O; ?) ?0 T4 v3 J9 t6 J3 y. Y8 v2 R. W5 U2 }3 c: i6 N- O
个头不高的朱晓玫,伸出手来,小小的一双,这曾是她学钢琴的短板。劳改期间,她把一架英国产的罗宾逊钢琴运到张家口,以巴赫的琴音慰藉内心。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指挥家余隆很佩服朱晓玫的经历,1980年,她为了能去洛杉矶音乐学院学琴,跑到香港打工两个月才买得起机票。初到洛杉矶,她在寄宿的美国人家里做保姆赚学费,也正是在这家人的钢琴前,她只有每天弹《哥德堡变奏曲》才不会被主人家反对,“所以天天弹,越弹越喜欢。”) ^2 P; `6 l2 ^
9 L) t8 v8 \0 `8 G3 Y) z3 [& i, g 朱晓玫把巴赫当做每日清晨的打坐,数十年如一日,每天练习,“哪怕肖邦那么伟大的钢琴家,每天早晨也会弹一遍巴赫的《平均律》。我一直认为巴赫不是一个宗教的作曲家,他是世界性的。我经常跟德国人开玩笑说,你们大概不知道一件事,巴赫其实是佛教徒。因为佛教追求的安静、平衡,都可以在巴赫的音乐中找到。”
( S8 R) N' r. I0 j. | 名与利无法带给她满足感。她的满足来自于听众,来自于她的音乐能打动一些意想不到的人,“我在国外经常给精神患者、老人、囚犯弹巴赫。有一次我去监狱弹琴,告诉他们,我准备弹10个变奏,因为巴赫很不容易听,如果你们能听得下去,我再弹。结果我一连弹了25个变奏,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听。这个经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就连囚犯都可以在巴赫的音乐里安静下来。”7 ]4 a, b/ c! w) z6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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