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视野到田野从“乐种学”到佛乐

　——袁静芳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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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3 G5 O4 a; X" M& Z3 ~　　在袁静芳2005年出版的个人文集《浅草集》中，精选了27篇文章，对民族器乐和佛教道教音乐的形态做了深入的研究。“这部文集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袁老师十分注重音乐本体研究，我认为这才是民族音乐学存身立命的根本。当然，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不是停留在本体研究层面，但是，越过本体研究，绝不会得出中肯的结论。”中国满族音乐舞蹈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国家卷特约编审杨久盛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现象，近年来民族音乐学研究出现一股新潮，放弃或轻视本体研究，认为那是雕虫小技，于是言必称“文化”“人类”，题目是民族音乐研究，满篇却看不到音乐，大有把音乐学变成人类学、民族学之势。

　　5月7日，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承办的“继往开来——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暨袁静芳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这次研讨会的举办不仅是对著名音乐理论家、教育家袁静芳学术成就及治学思想的一次集中而全面的总结，更是对民族音乐学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次深入地回望与梳理，有益于增进对当前诸多学术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 @! n# U1 Z4 m  }  R3 y　　“乐种学”开创了一门专门学科

　　在当天的研讨当中，“乐种学”是个高频词。这是袁静芳的一本专著，这本书的出现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体系的建构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创、规范了中国传统音乐系统研究的新局面。追述“乐种”一词的来源，最早见于杨荫浏、曹安和合编的《苏南吹打曲》（1957），但对乐种的收集、整理、研究是要远远早于这个时期。随后，学者们对乐种界定几经变迁，最终，在袁静芳撰写的《乐种学构想》（1998）一文中明确了下来，而《乐种学》（1999）的出版将乐种研究上升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乐种学》在对器乐“乐种”概念做界定时指出：历史传承于某一地域（或宫廷、寺院、道观）内的，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典型的音乐形态构架、规范的序列表演程式，并以音乐（主要是器乐）为其表现主体的各种艺术形式。

　　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理论家樊祖荫谈到，“《乐种学》对方法论的阐述与多种研究方法创造性的应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用中国传统音乐术语来研究、分析乐种的做法，对当下的传统音乐研究更具有启示性与指导性的意义。中国音乐历史悠久、品类繁多，由于音乐体系内部的结构甚为复杂，故需从理论上予以厘清和总结。《乐种学》的研究，正是站在此高度，以作者亲自田野调查所得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广泛应用各相关学科的方法。可以说，乐种学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我们提供了系统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范式”。台湾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教授吕锤宽认为，“借着袁静芳教授的《乐种学》提出的理论，能使即便对乐种认识无几的研究者，在面对习称为三四百乐种缤纷绚丽的音乐品种时，仍能掌握其要，犹如当熟读和声学或曲式学，即使对欧洲艺术音乐作品涉猎尚浅，也能对莫扎特或贝多芬的作品以相当程度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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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音乐研究的拓荒与繁盛

7 S( p) O5 p2 |2 q, ^" U6 Z　　藏族的音乐研究学者多杰仁宗是袁静芳的学生，现为青海省文史研究馆员。在研讨会上他特意献上哈达、唐卡给自己的恩师作为80岁华诞的礼物。“改革开放之后，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到我国的宗教音乐，并进行了拓宽性的研究工作。这些学者当中就有袁静芳老师，她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汉传佛教音乐研究之中，先后撰写了《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等一批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和文章。特别要提出的是下卷中，对中国汉传佛教若干仪式音乐分别进行了专题研究，把这些音乐的历史渊源、艺术特征、音乐结构以及音乐传承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多杰仁宗说，“从上世纪90年代起，袁静芳用她的影响力，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批学者对佛教音乐的关注和关心，并带动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国各地区不同派系的佛教音乐文化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举措直接推动了我国宗教音乐文化研究的发展，尤其对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3年，在袁静芳和韩国汉阳大学名誉教授、亚太民族音乐学会会长权五圣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后更名为亚太地区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召开，十几年中已经举办了九届，涌现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及著作，成绩也十分卓著。至今不过30年的时间里，佛教音乐研究的成果之丰硕令人瞩目。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艺术档案特藏部副研究员杨秋悦自本科开始便跟随袁静芳学习，博士生期间进入佛教音乐研究的领域，她谈到了袁静芳研究的特点，“先生致力于组织全国学者开展较大范围的全国多地区佛教音乐实地调查工作，抢救、挖掘濒危的佛教音乐品种和佛教仪式音乐，从汉、藏、南传佛教众多角度审视着中国佛教音乐文化。”

" |6 ~* S! j' f5 E　　在袁静芳的汉传佛教音乐的研究中，智化寺京音乐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乐种学研究。智化寺京音乐自明代建寺之初从宫廷传入寺中、代代相传，逐渐成为北京北传佛教音乐的中心，经过570多年的坚守和传承，目前已传至27代传承人，仍保留着明朝早期的音乐风格，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空灵神秘、古朴典雅是京音乐的主要特点，坚持口传心授、按代传承的方式，仍沿用有着千年历史的工尺谱来教习传唱。智化寺京音乐至今仍保留了15套中堂套曲和一套料峭套曲，让今人仍能听到它珍贵的遗响。袁静芳以沉淀极深的著述《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从音乐的形态性、结构性、功能性和人文性的全方位观照，给出了佛教音乐研究的一个经典式范本。

　　从“民间”活态中去征寻

! j8 k6 F; w' d$ s- }9 @　　中国有着深厚的音乐文化传统，但在上世纪中叶对中国传统音乐却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教材体系，一切都在探索过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们的教学都需要从“民间”活态中去征寻，使之不断充实到教学和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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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是中国音乐传统理论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工作就是架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史论体系’，当研究所划归文化部所属，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回到音乐学系，在这种意义上，袁静芳先生正是沿着杨荫浏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学术道路拓展前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代所长项阳对恩师袁静芳的治学和研究十分钦佩，“从个案入手，宏观把握，教学与科研同步进行，在实地考察中以其学术敏感认知中国传统音乐的‘类型性模式结构’，探索中国音乐本体的深层内涵；作为《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的领军人物，她站在本领域的制高点，对如何技术性操作、整体编纂进行顶层设计，针对全国范围的传统器乐形态不断归纳总结，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有引领意义，《乐种学》以第一手材料和宏观认知为基础，具有开拓性；对宗教音乐，特别是佛教音乐的研究更是她向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整体认知的重大进展，可谓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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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m& c1 v# X, `) {+ l9 R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曾讲到作为教师应该“给大学生常识，给研究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在项阳看来，袁静芳所著的《民族器乐》，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给予本科生的并非仅仅是常识，而是以第一手资料组合，彰显类型性与体系化意义。而她的《乐种学》以及《中国佛教音乐文化》彰显学科方法论意义和学术深度，作为学者和教师的她带出的学术团队，一起围绕“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这个研究方向全面架构、扎实前行，每个视角都有很大的延展空间，项阳认为，“这对中国音乐形态的系统化探索向更深层次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体系化、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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