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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又和梅塔打电话,他正好在香港巡回演出。我们立刻制定了计划。那是夏天。访问将在秋天进行,就是说一切都很仓促。他说,在以色列人们都欣喜若狂,准备给予一切帮助。我与他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同时我们也和达内尔-巴伦宝伊姆进行了联系,请他担任独奏。他也十分合作并准备推迟已经计划的在纽约进行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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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2 D$ t5 m T. w1 B 我们暂时没有把这个计划向不久前才重新(临时性地)担任代乐团经理的施台莱斯曼博士透露。大家不想让他刚刚重新上任就卷进一场新的和卡拉扬的冲突之中(1983—1984年的大冲突费尽周折刚刚才放到一边)。( c, w, P6 f+ u3 Z/ f9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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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塔对施台莱斯曼博士不知道以色列之行这件事一无所知,当他打电话请求乐团经理确认我说的都是事实的时候,他不仅感到出乎意料之外,而且感到愤怒。他否认了我的一切合法性——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的行动是官方的委托。梅塔那边当然感到十分惊愕。虽然他通过和市政府的通话确认了我是受委托“试探”访问的可能性,但梅塔仍然坚持,不想做任何违背乐团经理意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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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团经理已经知道访问计划的时候,这个计划当然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突然之间,卡拉扬将会如何反应的问题被摆到了最前面。施台莱斯曼博士好像不愿意因为这次出访损害刚刚重新得到的和平——尽管在原则上这次出访是重要的。迪普根市长似乎也相信了,和卡拉扬重新发生冲突的后果可能会导致他辞职,这对市政府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计划中的乐团出访就取消了,- M1 T) s8 T# O; L' @& L
% {; A/ z+ V5 ]2 k. E 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极大的失望。我对这种心胸狭隘的行为方式和表现出来的胆怯感到十分痛心,这里涉及的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这里不是什么文化政策——而是对卡拉扬推行的个人崇拜政策损害了乐团、最后也损害了柏林的形象。; z4 d& F6 Y% u5 L4 r
4 I* r5 P* d9 [& M, C6 j+ U 为卡拉扬引起的冲突越尖锐,和政治家与政党的接触便越多——包括反对党。关于爱乐乐团的那次告吹的、但一直秘而不宣的访问演出,直到1988年3月他们才从《明镜》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得知。他们完全看到了事件的爆炸力。现在,即使在执政党中也有许多人赞成那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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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当然更仔细地利用了那个机会。1988年夏天在议会大厦提出质问时达到顶点。当时负责文化的副市长具有一种处理不愉快事件的精湛技巧,能够使之走向反面。比如他说,人们不可能过高地期望以色列人会让卡拉扬来。但是,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事实是这里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去。此外,他还说,根本就没有给乐团的书面邀请。这是一个强词夺理的转折。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有会有正式的邀请。此外——也许甚至连他自己也忘记的是:邀请从1967年就提了出来,不是书面的,而是口头的。副市长的另一个理由是海因茨-伽林斯基的一次假定的说词,他当时是颇有影响的犹太人团体主席。伽林斯基可能发表了如下的意见,即他觉得用这次旅行来使乐团和冯-卡拉扬先生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也许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想象,恰恰是一向那么强烈地为以色列利益说项的海因茨-伽林斯基会为此提供进一步受欢迎的说词,而反对乐团的以色列之行。" f' j: ?9 D' o6 o0 J5 B+ w
( f% s( Y% w) Z 现在,柏林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化。1989年1月的选举选出了一个新的市政府。反对党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以及AL(“选择名单”组织)的政治家们都认识到,乐团的一次以色列之行是一个早就被忽视的文化政策上的重要任务,它那样重要,以至于在联盟党谈判中被接受下来,新市长瓦尔特-蒙坡尔甚至宣布把这个访问计划列入执政声明。/ s. F/ x$ ?4 b- I( ]2 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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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刻和卡拉扬的冲突早已达到顶峰——他更经常地以辞职相威胁。可是,关于去以色列访问演出的讨论却不是他有意要退位的理由,我甚至认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一点已经被写进新市政府的联合声明中。9 p6 J% m, f, m
- j7 p0 r" n6 i$ r 1989年,我们被卡拉扬从我们长期共同举办的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排斥在外。这是对乐团的一种侮辱,卡拉扬把这看做一种惩罚。我立刻想到,这也许正是一个机会,实现早就应该实现的以色列之行,于是,我就去找新上任的乐团经理舍费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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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实行的对卡拉扬不假思索的顺从仍然在起作用:现在乐团经理宁愿安排一次去西班牙的巡回演出。可是,这期间局面已经有所改变:乐团看到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再照顾卡拉扬的面子了,他粗暴地对待乐团已经足够了,而从市政府方面看,柏林爱乐乐团到以色列访问演出的重要意义绝对优先考虑。经过与常务理事会以及各个委员会的长时间谈判和谈话以后决定,1990年4月去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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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U! p6 B, v& s9 `/ s6 k 这期间,舍费尔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临时的乐团经理是乌尔利希-艾克哈特博士,长期以来,他也是柏林联欢节有限公司的经理。他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次旅行,事实也恰恰相反。9 c( O1 q" w* {& k7 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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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巡回演出中,同事们将有更多的机会熟悉被访问的国家和那里的人们,这也一直是我的愿望,它应该比通常的巡回演出有更多的内容。计划中的巡回演出与在开罗的音乐会联系起来。我们计划先到耶路撒冷,然后去开罗,回来去特拉维夫,我们不仅要在那里单独举行一场音乐会,还要和以色列爱乐乐团联合举行音乐会。可惜,去开罗的计划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被取消,只好说以后有机会再去,用空话敷衍了埃及人。: Q. {6 v+ J1 y$ T- X! d3 T4 o
% p1 d7 ^/ K& w! g6 V: r2 c 达内尔-巴伦宝伊姆立刻做好准备接受音乐会之后,寻找指挥就不困难了。祖宾-梅塔作为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并作为“主人”只能指挥一场音乐会,也就是指挥那一场联合举行的音乐会。现在,我们就可以筹划履行的细节了。柏林市长兼当时的联邦参议院主席瓦尔特-蒙坡尔愿意同行在政治上提高访问演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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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于1990年重新被选进常务理事会以后,我在参与准备以色列巡回演出的工作中当然就更积极,所负的责任也更大了。我得到当时的同事鲁道夫-瓦策尔和鲍尔-许摩尔的支持。他们为这次巡回演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对我来说,这当然是一次特别的挑战。一方面,二十年前我就在为此努力工作,另一方面,无论对我的柏林同事来说,还是对以色列爱乐乐团中我从前老同事们来说,这次巡回演出都必须格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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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7 V, I! \/ u. n 在去以色列出发之前大约一个星期,伊拉克总统威胁要用火箭袭击以色列;与此同时有一个报导,说在以色列将散发防毒面具并进行紧急状态演习。这在同事们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恰恰是来自伊拉克的威胁不能掉以轻心。我去和外交部以及德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谈话。我使同事们安下心来,他们的恐惧大部分被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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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到特拉维夫就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人们会怎样对待我们,会不会带着憎恨,我没有把握。达内尔-巴伦博伊姆首先回答了一些关于音乐方面的问题,例如我们乐团是德国音乐界的代表等等。我被问及和卡拉扬的关系,报告了这次来以色列巡回演出之前的历史,为什么到现在才实现。我被事先警告,以色列记者提出的问题将比德国记者的问题更难以回答。然而,总的说来,那次记者招待会进行得相当平和。刚才提到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记者提问时得到深化:即在纳粹时代乐团扮演的角色,乐团与卡拉扬的关系。对此,我的回答是,乐团作为一个机构当然被纳粹所利用,但是,这期间人员已经换代,而现在的音乐家那时候大都还没有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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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V& H, ^& f% Q y 巴伦宝伊姆提出了一个节目单,我先是抱着怀疑态度评论说:四首布拉姆斯的交响乐,舒伯特,布鲁克纳,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也就是说这些节目几乎是每一个巡回演出乐团的保留节目。但是人们期待于我们的显然是把我们看做演出这些作品的真正担保人。巴伦博伊姆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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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 w( p( a2 j2 c7 Y* ] 我们在特拉维夫的第一场音乐会登台时受到欢迎的掌声起初是很矜持的。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舒伯特的交响曲。乐团里非常紧张,对音乐会效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在那首交响曲演出结束时,掌声虽然不那么热情,但已经很引人注目了。然后我们开始演奏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我们大家都清楚,必须用音乐征服听众。我们先前的声誉被期望推到更高的高度。当整个音乐会结束时,全体听众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向我们致敬。现在,坚冰被冲破了——被音乐的力量冲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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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H$ i/ [' r, m) Q6 x; K 作为加演节目我们演出了《哈蒂克瓦》,以色列的国歌,这首曲子被当时在以色列担任客席指挥的著名意大利指挥家毛利纳利改编成一种特别美的管弦乐曲。这是一个信号并且也被这样理解——不仅我哭了,而且我的许多同事和听众都掉下了眼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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