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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的一些宴会上,我也不得不发表讲话,此外还有一次是在特拉维夫。当我讲完话之后,一个女人走过来,强烈地要求我也讲几句希伯来语。我克服了自己的矜持——因为我的希伯来语知识好像还不足以使我发表正式讲话——,我又走到麦克风前面,讲了几句话。这个姿态被所有在座的人十分高兴地接受了。: a4 [6 R' x5 s! }. X" |
! D2 D' Q E1 n) V+ r& S2 P 当我们在雅德瓦什姆植树的时候,耶路撒冷市的市长台迪-瓦莱克说道:“衷心感谢你们在这里种下了那么多树,可是,如果您不久再来浇灌它们,我们觉得也同样美好。”在以色列我又见到了我的女儿。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国家,可能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里人们的友好。后来她十六七岁时,曾经到以色列的公社里度假。她那样兴高采烈,后来每年都到那里去,她甚至成功地向几位女同学转达了她对以色列的热情。她上大学的时候决定定居以色列。这时候,她正在以色列上大学并在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德国历史研究所里工作。她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女儿名叫尤利娅。她的丈夫是记者,在以色列最大的报纸《ediothAchronoth》(最新消息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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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碰到四位以前的同事和熟人。这次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但也不是没有忧伤。他们的命运就是在我们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人的根被拔掉,他不得不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存下来并在那里重新扎根。这里面产生的就是对以色列来说很重要的,而在外国常常不能被正确理解的东西。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正常的、宁静的演变,而是发生在每一个人心中的一次革命。因此,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打上了烙印,一方面是构成这个国家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害怕重新失掉它。被驱逐的创伤和因为许多家庭成员被杀害而造成的损失也是以色列存在的精神基础。假如不是亲自遭遇的话,在理智上也许可以设身处地地着想,但在情感上却几乎不能理解。, F; n& L0 f/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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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旅行的高潮是和以色列爱乐乐团联合举办的那场音乐会。虽然以色列爱乐乐团的人员也进行了更新换代,但也还有一部分成员,以前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合作演奏过。当我坐到舞台上的时候,我向四周看了看,同时也想起了那些这期间已经退休或者已经作古的老同事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许多共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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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H* U b8 T 祖宾-梅塔指挥了这场音乐会。有时候他向我投来会心的微笑。几十年来,我们一再地谈到这次旅行和这场音乐会的可能性。他比别的大多数人更了解我心里是多么牵挂着这个计划以及我多少次不得不失望地把它隐藏起来。以色列之行,特别是这场音乐会曾经是这样一个事件,它在我的一生中,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像这件事那样令我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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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W4 y' t1 T: V4 | 作为犹太人,我和自己的父母亲一起从柏林流亡到中国。我们一起从中国来到以色列,后来又经过美国回到柏林。而现在我带着柏林爱乐乐团又来到以色列,来到这个许多不得不像我们一样流亡的犹太人生活过和仍然生活着的地方。此时此刻,有多少圆圈在这里圆满地完成,不仅有个人的,也有政治的!! v! ^6 p% v9 y0 V- }# r-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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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去以色列演出是1993年,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这一次的指挥是克劳迪奥-阿巴多,我们现在的艺术指导。我们有了一位新的乐团经理迈耶尔—舍尔科普夫先生,他和政府的大人物们一起准备了那次旅行。这次旅行像每次正常的音乐会巡回演出之行一样,乐团和观众之间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下一次旅行应该在1998年以色列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时进行。但后来没有成行,这里面必定有重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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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 ^' d1 K* h! g* c' C 最后,关于我的乐团我再说几句。是的,它仍然是“我的”,它怎么能是别人的呢!在对别的多少可以比较的机构从容地进行手术的时候,应该用戴着闪光手套的手来触摸。说得对,因为哪里还有一个机构像柏林爱乐乐团那样,能够一百一十八年来在音乐世界如此保持自己的艺术水平和自己的地位——尽管近几年也进行了更新换代。在选举后继者的过程中,再一次证明了乐团这个艺术家自治区的正确性。我很幸运,有可能参与制定了服务规章的新文本,它保证了乐团的这种自治以及乐团在所有艺术问题上的共同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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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7 W: l* |7 a0 e: X 当时由我们选举出来的乐团经理乌尔利希-迈耶尔—舍尔科普夫,仅仅在第一个任期之后,或者由于私人的原因而离开了乐团,我和乐团的成员和朋友们都深感遗憾。在他任职期间,他因其宁静平和的工作方式和始终高尚而又光明正大的态度而成为这个职务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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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期和中叶,在柏林爱乐乐团里不仅只是人员的换代,而且也发生了乐团顶尖岗位的更换:两位新的第二乐队首席,他们当中一位同时增加进入迄今为止通常说的三人小组,而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是新的“艺术指导”(克劳迪奥-阿巴多不想被称为总指挥)。( N& |+ f2 @& |8 I- [9 F* Z'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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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艺术家们一贯的水平还能够得到保持吗?更新换代特别符合阿巴多对合奏的年轻人的兴趣。如果他有时间,他是那样乐意指挥年轻人的乐团,而他们则用无保留的赞赏感谢他。8 m# m! [! f& H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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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扬时代的。“残余”虽然在1989年选了他,但在音乐上他们大概不那么完全符合他的想象和他的演出计划。顺便说一下:在乐团里,指挥通常都只是最喜欢看自己周围年轻人的面孔。只有他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熟起来。较大岁数的乐团音乐家被看做是用旧了的东西,据说会阻碍乐团音乐的发展(指挥们这样认为)。此外,他们也还是那样喜欢挑刺儿,有时候甚至过于执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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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劳迪奥:阿巴多1989年因乐团成员无记名投票、出乎公众舆论意料之外当选时,大家就期待着他提出有趣的演出计划。他作为乐团最高领导在任职的七年当中,连续地贯彻了这个演出计划。他塑造的节目,涉及到有关的艺术门类如文学、绘画等等,不仅在柏林引起了兴趣。周期性地演出个别作曲家的作品,间隔的时间也更长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创新。他们当中的几位作曲家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 D6 F. ]% M2 W5 P/ u; ^
3 V3 _. k+ t# O4 w+ D 这种讨论对柏林的文化生活十分必要。阿巴多在音乐上把几位同时代的作曲家如诺诺、利盖蒂、贝尔格等人也列为重点。在他的节目单上除了马勒之外,有许多俄国作曲家,尤其是穆索尔斯基。几个最发人深思的事件是罗西尼的歌剧《莱姆斯之行》和《包单斯-苟杜诺夫》的十六分音符协奏曲的演出,在柏林是协奏曲形式的,在萨尔茨堡是舞台形式的,同样的还有阿尔班-贝尔格的《艾莱克特拉》和《沃采克》。 a# C U, _6 J6 H6 t
; w9 _' {, O- w5 E 一些对我们乐团的排练日期非常担心的批评家现在必须放心了:如果说对于“保守的”保留节目来说,从前平均三次排练就够了(我们在乐团里则习惯说:“为了达到世界声誉!”),那么今天至少要练五遍。现在,恰恰这些节目,通过更多次的排练,与从前排练的次数相比是否获得了质量,做出判断是听众的事情。* ^( l9 x& Z6 B5 g) ^' L6 J- X9 f
3 G: g( ] Y" {) V% ^) Q2 i, A 我们经常被问及卡拉扬和阿巴多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要对这个问题给予一个绝对明确的回答是不可能的。他们两个人的性情、出身、生活观和世界观以及由此形成的他们的演奏风格都那样不同,以至于每次比较都会得出不准确的结果。在有些羞怯、但相当冲动的和情绪化的卡拉扬对面站着的是更内向、更理智的至善主义者阿巴多。这种区别在排练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阿巴多在相对轻松的排练之后,会在晚上的演出中“爆炸”开来,这是一个常常被观察和评论的现象。至于一向是我们乐团特别突出特征的音响的热情是否被听众感受到了,这时候就变得不那么引入注目了,柏林爱乐乐团的一些多年的赞赏者会思索和争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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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6 R0 n) i0 \ 有时候,乐团被人用带着贬低的弦外之音责难评价说,简直成了“博物馆”了。节目单中,“先锋派们”发觉更大部分的现代派不见了。连马勒和施特劳斯,巴托克和欣德米斯,普罗科菲耶夫,布里顿,只提及这样几位“古典主义者”,都已经被送进博物馆去了。这种对柏林爱乐乐团博物馆性质的指责恰恰发生在阿巴多时代,不仅不光明正大,而且是出自对事实和专业知识的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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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世界上除了纽约之外,也许只有柏林可以看做音乐之城的话,那么这就尤其应该归功于这个乐团。世界上到处都期待着它维护不朽的古典主义音乐家并要求看到他们作品的演出。有些人不是为这样一个“博物馆”感到骄傲,而是特别喜欢让它把这种最高尚的任务限制在必要的最少数量上,目的是使它最终成为一个“现代”的乐团。当然,人们也不可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在布拉姆斯年里演奏他的全部作品,不管那些作品是不是每年都在演出也都再演一遍,这一次我觉得“周期的”规定有点过分,从计划角度看就不是很独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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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 L; v1 h# z: i- X* J8 W 在结束的时候,通常要说些感谢的话。我想对古德伦-弗罗巴和莱纳尔-尼车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努力,使我本来恰恰不是一个作家的人成了作家——我这个人在通常情况下很懒惰,最多写一张明信片而已。他们帮助我在那样一个可怕的时期之后,赋予我离开乐团之后那个时期新的内容。感谢我的朋友严斯-布吕宁和海因茨-威廉-施普莱茨给了我智慧的建议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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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m3 Y+ h3 P% E 我还要感谢的有,每个阅读本书的读者都会理解,还有我的父母亲:从表面看,我们不仅是一个“家庭”,而且是一个命运的集体。没有我母亲的勇敢,没有我父亲的动力,我这一生中,——最谦虚地说——我所做到的一切,本来是不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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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2 n' _& Z. w. ?* k) y" J 感谢我的生活伴侣唐伲娅的耐心,尤其是在我没有耐心的时候。感谢建设出版社的弗兰齐斯卡-君特尔十分专业的审查意见,特别应该感谢建设出版社新闻处处长芭芭拉-史堂女士,由于她的努力和帮助,我的“名气”更大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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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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