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斯特恩的柏林爱乐回忆

原创歌词 · 发表于 2016-5-19 21:15:19

　如果说世界上除了纽约之外，也许只有柏林可以看做音乐之城的话，那么这就尤其应该归功于（柏林爱乐）这个乐团。世界上到处都期待着它维护不朽的古典主义音乐家并要求看到他们作品的演出。有些人不是为这样一个“博物馆”感到骄傲，而是特别喜欢让它把这种最高尚的任务限制在必要的最少数量上，目的是使它最终成为一个“现代”的乐团。

　　当我们的乐团经理、在任将近二十年的施台莱斯曼博士(后来我们才发觉：那是和平的岁月)1978年退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位新的继任者。我们注意到在汉堡的德国乐团联合会总经理佩特-基尔特博士。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人，对音乐不但有热情，而且很精通。由于他在德国乐团联合会工作，所以他很熟悉乐团运作的细节。此外，他还是一位法学家，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好处。

　　参与寻找乐团经理并起决定性的作用属于乐团的权利和传统。当时的乐团常务理事会对他的呼声极高，与市文化厅一起关心新经理的选举，也是常务理事会的任务。

　　基尔特博士在乐团做自我介绍，他对我们也很倾心。我们期待着他提出一个有趣的纲领性的新计划，这也早该提出了。首先，我们希望他能无拘无束、不卑不亢地把乐团和冯-卡拉扬先生之间已经变得困难的关系放在一个新的、公开的和充满信任的基础上。有一些障碍需要不断调整，尤其是爱乐乐团碰到的一些日常问题和他们之间的芥蒂，我们也想通过新经理的调解加以清除，这些东西外界是觉察不到的。

　　文化厅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他被任命为经理。冯-卡拉扬先生起初反对他，因为他是我们提名的。经过和他进行了几次谈话之后，他也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一位经理的任命也不能违背艺术指导或首席指挥的意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开始，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好像基尔特博士将会偏袒乐团一方似的，这一点卡拉扬也并不掩饰。后来发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化。第一个令人恼火的事情是这样引起来的，基尔特博士看到他作为经理的权威受到乐团若干成员的损害，首先是在所谓的需要得到许可的第二职业领域。

　　根据工资合同，第二职业需要经理的批准。但是，如果在各音乐家小组中工作调配得当，也就是说，在不损害乐团正常演出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么这个要求是不能拒绝的。有几位已经在乐团干了多年的音乐家为此和他发生了争吵，基尔特认为他们对他的批准权置之不理，使他感到受了伤害并导致他给《明镜》周刊一个采访的机会，他确认了公众舆论的成见，说我们总是只想“捞钱”。

　　于是，他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与乐团成员的敌对情绪之中，乐团不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同时也就使他越来越站到卡拉扬一边。基尔特声称，第二职业损害了整个乐团的工作。一个例子：一个室内乐团，其成员不仅有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而且有柏林的其他乐团成员。基尔特诱使冯-卡拉扬先生产生一个念头，认为那个室内乐团在节目编排上存在着和柏林爱乐乐团的竞争，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可笑的说法。因为那个室内乐团的领导同时也是爱乐乐团的常务理事之一，由于基尔特的唆使，卡拉扬就制造了一种与整个乐团的敌对关系。突然，乐团同事们所有的室内乐演出活动对他来说都变得可疑了，而从前他很少关心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已经得到书面确认的权利被任意剥夺，所以他就把我们日益增长的不信任看做是发誓反对他。于是基尔特博土就和卡拉扬联合起来，步调一致地对乐团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整个事件在所谓的迈耶尔丑闻中达到顶峰。

原创歌词 · 发表于 2016-5-19 21:15:32

　我已经说过音乐界常常比别的任何地方都更趋于保守。但是，当迈耶尔夫人来到我们乐团的时候，我们早已和反对女人进乐团的陈规陋习一刀两断。在那之前我们就已经邀请过女人参加排练。在美国和以色列我就已经习惯乐团有女同事——这在世界上早已司空见惯。此外，这期间我们乐团已经有十一位女同事成为固定的乐团成员，还有一些女研究人员和女助手定期和我们一起登台演出。奇怪的是我们的乐团有时候仍然被看做是歧视妇女的乐团，只要往台上一瞥就可以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与此同时，维也纳爱乐乐团成员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僵硬态度。当然，他们这期间已经雇佣了一位女竖琴演奏家——一个显然的无罪证明。迈耶尔夫人首先是作为助手替代一位生病的单簧管演奏者进入乐团的。她的协奏曲演奏得很好。她来过几次，也一起参加过巡回演出。终于她想谋求这个第一单簧管的空缺，考试演奏也很成功。她获得了必要的多数票。在考试演奏之后，单簧管演奏者小组方面最初的怀疑声音当然变高了，他们并不怀疑她作为单簧管演奏者的能力，同事们怀疑的是她在演奏中能否与小组其他人配合。尤其是在木管乐器吹奏者当中，这是一个对外行来说无法理解的问题。

　　现在，正式试用期开始了。她有很多演奏，也一起出去参加巡回演出，我们对待她像对待其他必须完成试用期的人一样加以仔细考核。这时候，许多同事对她的印象逐渐加深，认为开始时对她的疑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即使卡拉扬本人也必须做出判断。问题是卡拉扬对她的判断只能在她参加他指挥的演出之后才能做出。而我们在别人指挥演出的时候也都能听到她的演奏。

　　现在，莎比娜-迈耶尔的试用期到了，这时候，正好是卡拉扬和乐团闹别扭的时候。另一方面，1982年我们刚好很豪华地庆祝过我们乐团成立一百周年并且成功地到美国进行了巡回演出。虽然我们知道今后不可能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那样的危机，我们遇到一个冷不防，我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卡拉扬在美国的成功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和解的姿态。

　　坚决被乐团接纳的决定，对任何人都不会感到轻松，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亲自通过这种严重的考验。每一个乐器组的人都要给予评价。当然，每个人所在的那个小组的意见占有最大的比重。如果那个小组的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积极的，可以说，乐团其他小组的人也都会跟着走。可是，如果那个负责的乐器小组的意见是消极的，或者意见褒贬不一，那么就要进行长时间的讨论。第一次考核，多数意见同意，就可以进入试用期，现在，不论男女候选人都必须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被最终雇佣。

　　对莎比娜-迈耶尔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是消极的。她没有得到必要的多数，虽然许多人，其中也有我，都为她投了赞成票。有些同事当然也都知道卡拉扬很宠爱莎比娜-迈耶尔——但是，对乐团决定没有任何影响。

　　表决结果通知了卡拉扬。这个消息引发了爆炸。1982年12月初，没有任何预先的警告，我们收到一封后来变得很著名的信，信中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一句话是：“根据你们的合同——决定推荐或者拒绝一位候选人——，这是你们的正当权力。可是另一方面，你们向我表明乐团和我在判断艺术家的尺度上存在着恰恰相反的对立。我将根据我的合同规定履行我在柏林的义务，但是：乐团的巡回演出、萨尔茨堡和洛桑的音乐节、为电视和电影以及其他全部音像制品进行歌剧和音乐会的录音，作为已产生情况的后果，将随着今天这个日子一笔勾销。”

　　惟一没有“勾销”的是萨尔茨堡的复活节音乐节——事实上他也险些损害了这个音乐节，他会比我们感到更不舒服。那封信在乐团里唤起了一种我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团结。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压力意味着对乐团民主结构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攻击。

　　由于卡拉扬的助手有意散布，这个事件被公之于世。于是《明镜》杂志上就出现了第一篇恶毒的文章，我们受到猛烈的轰击，说：乐团十分固执，对指挥忘恩负义，乐团应该为自己的名气感激他，此外，乐团对女性怀有敌意。新闻界完全歪曲了事实，好像乐团对此根本无权反驳只能持久地被他们议论似的。

　　然后，指责和控告像雪崩一样压了下来，然而，那些指控缺乏专业知识。当然，乐团内部对这种伎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也不排除个别同事私下里或者单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几位同事，他们在这种冲突下面也同样感到难过，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忠诚并且出于和平的愿望而不得不站到卡拉扬一边。但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种危险，假如再赋予指挥更大的权力，那么乐团共和国的发言权就将变成一句空话。更严重的是：如果投降，那么我们乐团成员的民主权力将会被剥夺，而这是乐团自1882年成立以来就有的、今天在德国几乎赋予所有乐团的权力。当然也有一些同事认为我们最好听之任之。但大多数成员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对各种完全过分的不实之词，对我们的收入，直至所谓的对卡拉扬的忘恩负义进行全面的反击。我们一向习惯于在高雅的文艺副刊阅读关于我们的文章，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出现在引起轰动的马路小报上或专门拨弄是非的专栏上。一部分一向把我们看做是“自己的”杰出乐团而热爱的观众，现在也认为有一堆患有自大狂的叛乱者在胡作非为、妖言惑众，捍卫“自以为是”的特权。很清楚，我们也必须进攻了。

莫秋言 · 发表于 2016-5-19 21:16:04

我们邀请乌姆巴赫先生到柏林来，他就是前面提到的《明镜》周刊上那篇文章的撰稿人。他来了，他完全相信自己的文章观点正确。可是，在谈话的过程中，他渐渐地发现，必须修正自己的观点。最后我们做到了让他进行深思，甚至表示可以提供档。他答应要对此再次进行最仔细的调查研究。不久，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首先是客观多了。

　　我们还认识到，我们也必须和政治家进行接触。我们和各个议会党团的代表进行了无数次的谈话——谈话卓有成效，现在，我们使政治家们在这场冲突中也开始站到我们一边。争论在乐团经理搞的一种令人吃惊的阴谋诡计之后升级了。也就是说，他对我们的章程设计了一种站不住脚的错误解释．他能够不受乐团表决的约束直接发给乐团成员一个合同，他用这种合同雇佣了迈耶尔夫人。当然，这就最粗暴地侵犯了我们艺术家的自治权。假如我们允许这个合同通过的话，那么，我们自治的实质部分就被剥夺了。

　　当时的副市长没有什么令人羡慕的任务，但他完全尊重乐团的权力。可是他被一种想法折磨着，认为卡拉扬在这场丑闻中可能会离开柏林。当时人们还根本不能理解：冯-卡拉扬先生根本不能、也不想离开柏林。那个时期，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卡拉扬把我们召到一间很大的调音室里。他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但却是决定性的：“先生们，你们不要抱任何幻想，你们摆脱不了我!”然后，他就摆出一种无礼的姿势扬长而去。然而，文化厅却害怕得要死，担心卡拉扬会走人。只要有什么不合卡拉扬的心意，每一次他都会说出那三个带有魔力的词汇：“我走人!”他们根本不懂，在那个时刻他根本无处可去。否则，没有乐团他就是光杆司令。也就是说他在赌博。

　　这期间，迈耶尔夫人撤回了自己的合同。她不能也不想更长久地忍受这件事情造成的烦恼。对我们来说，那位经理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我们要求解雇他，为了支持这个要求，我们又提出了在这件丑闻中发现的若干事实。他证实了他和卡拉扬一起，曾经在乐团和市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制定了的一个计划，根据那个计划，卡拉扬想悄悄地逃避指挥自己有责任指挥的、预订要举行的音乐会。

　　由此出发，他们俩商定，几位有“PrincipalCuestConductor”(重要客席指挥)头衔的指挥家应该为卡拉扬让位。预订的指挥有穆蒂、小泽征尔、马策尔。显然已经和他们进行了接触，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被告知这是卡拉扬或者是基尔特的意思。当然，我们不会反对这位还是那位对我们怀有感激之情的著名指挥家常常在柏林指挥。但是，没有人把这些计划通知我们，却是一种进一步的侮辱。

　　此外，他们还打算聘请一位乐团总监，他受乐团经理委托，应该承担的职责是在我们书面确认的自治框架内，听取我们选举出来的常务理事会的意见。这是乐团纪律化和监督管理的又一个步骤。

　　现在，我们除了坚决反对乐团经理没有别的选择了。甚至连政治家们也不能继续容忍了。说到底，他们对乐团还是有监护义务的。于是就迈出这样一步，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的联盟党，都认为——即使晚了些，也终于意识到，至少乐团经理是不能再留下来了。

　　卡拉扬总是一再地坚持说：如果乐团经理被解雇，他就走人。因此基尔特采取强硬立场。我警告他说，卡拉扬会弃他于不顾，假如他不再需要他。对此，他只是大笑着说道：卡拉扬绝不会抛弃他。

　　事实上，卡拉扬在1983年初，也就是说，几乎在冲突一开始，就给市政府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说他虽然很信任基尔特博士，也强调了他有兴趣更久地合作，但同时又明确地对他不能延长与基尔特博土的合同表示遗憾，不过还是很尊敬他。这句话用很客气的方式表明卡拉扬已经抛弃了基尔特博土，如此而已。后来，基尔特到1984年夏天才在更多的争执之后离去。我们从前的乐团经理施台莱斯曼代替了他的位置，他再次临时地接受了这个他已经担任了二十年之久的位置。在整个冲突中，我们接受了全体成员理事会主席曼弗里德-鲍克的建议。他的支持对我们很有帮助，尤其是在与政治力量打交道的时候。

　　这场争执和出乎卡拉扬意料之外的乐团内部的团结大大损害了他的自尊心。我们希望他现在会变得安静一些，准备捐弃前嫌和大家言归于好，继续合作。他回来了，也说好了要重新共同录音。他也确实想最后完成已经开始的贝多芬全部九个交响曲的电影录音，他的公司“台莱毛迪亚尔”也投入了很多钱。

　　在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我们解除了“台莱毛迪亚尔”和柏林爱乐乐团之间的独家代理合同。我们借助那个步骤向卡拉扬和公众舆论发出信号，假如涉及到损害乐团一百年来所具有的基本权力的情况，我们就准备忍受物质上的损失。尤其是对政治家的敦促，他们先前曾经对我们的第二职业表现得十分激动，我们宣布，准备继续进行已经被我们“取消”的电影录音——当然不再受独家代理合同的制约。

　　观众可能以为，由于可见的合作，争论会被置之一边。但是，恰恰相反，我们从一次成功的巡回演出刚刚回来，一次美好的音乐会刚刚结束，就收到从萨尔茨堡附近的阿尼夫发来的一封快信，或者可以称之为进一步的刁难措施。卡拉扬一会儿取消一场音乐会，一会儿把我们排除于萨尔茨堡音乐节之外，用维也纳爱乐乐团取而代之，一会儿又和我们乐团常务理事会争吵，因为他觉得我们全体成员的计划不符合他的意图；烦恼的事情接连不断，这就导致我们不得不经常召开紧急会议，甚至不得不和政治家们会见，慢慢地我们感到自己更多的不是音乐家，而是成了政治家。

　　我们的问题是：不管幕后发生了什么，不管在位的乐团经理是否有能力，也不管站在指挥台上的指挥是不是那样好，我们提供的产品总是和我们的艺术家水平相一致。听众对此也有一种权利。因此我们的音乐产品的质量掩盖了我们和个别指挥或者乐团经理之间的困难。听众觉察不到这些，但我们必须在下面为此而忍受烦恼。假如说乐团共和国这个词汇应该具有这样的含义，那我们就有义务自己来调整这些问题，使音乐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不这样做，那我们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态度并在可能情况下进行明确的反抗。对此，听众并不总是能够给予必要的谅解，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这里面的关联。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这里详细叙述1983—1984年的冲突。对赫尔贝特-冯-卡拉扬再说几句。当他1989年7月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我想起和他一起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成功。同时我也想到在过去十年当中他与自己乐团的关系发生了多么大的戏剧性变化。照我的理解，这里决定性的原因有三个：一方面是他的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他的跳跃式的决定以及随着年龄的增加折磨他的疾病导致他性格上出现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受到他的顾问的影响，他们有意地使他和乐团发生冲突并让他拒绝一切妥协。第三方面，我认为是负责的政治家们在策略上采取的错误态度。当然，对于柏林来说，卡拉扬是一种机遇。他和我们乐团一起成为德国音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著名代表。政治家们有一切理由感激和欢迎赫尔贝特-冯-卡拉扬，特别是在柏林墙建立起来之后和与此相关联的对于这个城市来说的生存问题。假如政治家们不那么总是巧妙地回避，本来不断发生的危机和那些没有结果的烦恼都是可以避免的。正是由于害怕卡拉扬在争吵的时候离开柏林，所以他们总是一让再让，这就给他和他的顾问们一种印象，他们在乐团可以放开手为所欲为。这样一来，政治家们就招致了那样一种他们恰恰想避免的情况。

　　为了乐团，我想坚持我们从自己方面决不找茬挑起冲突——为什么要那样呢?和卡拉扬一起我们已经很好地合作了二十年，我们可以庆祝我们共同的伟大成就。在卡拉扬最后的十年里我们也只是自卫，开始的时候甚至非常克制，后来态度才渐渐地明显了。每一次冲突之后，我们都在结束的时候和乐团经理施台莱斯曼博土一起讨论，有时候甚至进行自我否定，为的是努力重建昔日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此外，这种情况在那些年里我们举行的各种音乐会中变得很明显：我们通过加强投入掩饰了卡拉扬由于健康造成的困难，他在音乐工作中也落下了残疾。

原创歌词 · 发表于 2016-5-19 21:16:25

　显然，卡拉扬不能理解，他为了更多的权力所做的僵化的努力和由此而造成的与乐团的疏远不亚于一次无意义的截肢，特别是对于他来说，这必定带来痛苦的后果。直到今天，我还为此而感到痛心，卡拉扬总是一再地耍手腕并让别人搞阴谋，把自己推进走投无路的境地，因此阻挡了他理应得到、我们本来也乐意给予他的和谐的告别。

　　卡拉扬恰恰在不停地致力于建立一些纪念碑。他的许多行动，不论是搞电影、搞音乐节、成立学院或者搞比赛，都隶属于这个目的。直到他进入高龄的时候，还致力于利用当时最现代化的媒体技术，借助于那种东西为了“永恒”而生产。

　　如果他作为组织者和发起人，在这个领域里几乎已经很完善了，那么人们就必须另眼看待他的音乐人格。他的前任冯-比洛，尼基什和富特文格勒都曾经为同时代的作曲家出过力(从柴科夫斯基，布拉姆斯，欣德米特直到勋伯格)，因此对丰富他们时代的音乐生活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相反，卡拉扬仅限于指挥那些早已定论的作曲家的作品(这里个别的例外也只确认了这个准则)。与其他指挥家不同的是他不作曲，不作为独奏家登台，也不习惯和作曲家们进行有创意的接触。他“只是”指挥——当然是杰出的。

　　我估计，许多被肤浅地看做是“妒忌”的东西，必定和他的重要性这种下意识的自我认识极限有关——即担心自己受到比他的前任富特文格勒更糟糕的对待，或者是因为他对伦纳德-伯恩斯坦躁狂的反感。这两个人是那样不同，他们那样站立着，代表着不同的音乐个性，而那个人则显示出比卡拉扬具有更多方面的和更深刻的能力。因此他不得不证明自己的独特之处和在媒体领域与组织能力方面的权威。

　　正因为如此，他的权力意识表现得很明显，正因为如此，一旦他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可能受到攻击或者限制，他就会做出惊惶失措的反应，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悲剧性在于不能在恰当的时刻或者——最后——及时退位。

　　1967年7月，“六日战争”结束。当时，几乎全世界都担心以色列可能被打败，但后来人们却带着敬意和热情经历了这个小国怎样成功地反击了大很多倍并占压倒优势的阿拉伯国家军队。这时候，我认为，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以色列的时机到了。像往常一样，我们每年都去圣毛利茨。卡拉扬和他的妻子对那场战争的结束也都很高兴，我的尽快去以色列访问的建议被积极地接受了。我不得不承认，在那之前，我对卡拉扬的过去知之甚少。我与卡拉扬谈话之后，和他的秘书埃米尔-尤克尔进行了一次商谈。尤克尔先生出身于半犹太人家庭，他的妻子生于以色列，是卡拉扬的财产管理人，我向他询问卡拉扬的过去。尤克尔对我说道：“亲爱的斯特恩先生，假如卡拉扬曾经真的是一个纳粹分子，您真的会相信，我能为他服务二十年之久吗?男匡我是不会坚持下去的。”当我接着告诉他我想马上要到以色列去为乐团和卡拉扬一起到那里演出做宣传时，他说道：“当然，去做吧。冯-卡拉扬先生在国外被不光明地看做纳粹，特别在美国和以色列。这种情况必须纠正，做这件事情，如果他本人去则显得太狂妄。”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进一步的鼓励。于是我就去了以色列并立刻和以色列爱乐乐团进行接触。当时在以色列这个乐团也作为组织者行使组织外国乐团举办音乐会的职权。我和那个乐团的常务理事会坐在一起说明了我们的意图。以色列爱乐乐团的同事们对我的欣喜反应表现得十分矜持。他们说：“你们乐团当然很受欢迎。我们一点也不反对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我们甚至很乐意看到他们来到这里。但是，不要和冯-卡拉扬先生一起来。”接着我很天真地说：“真的，那为什么?”“这您应该知道为什么。冯-卡拉扬先生的过去不是没有瑕疵的。”我为卡拉扬先生辩解道：“首先，这种对他的谴责完全是美国没有多少学问、但热衷于制造轰动的新闻记者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不分青红皂白的夸大。我认为这是不光明的。恰恰是曾经遭受过不宽容对待的我们，应该从我们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宽容来。此外，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我认为，对这次会面的封锁对和解没有一点好处。现在是相互接近的时代。”他们对我的话不以为然，说道：“这都是漂亮话，但是，涉及到卡拉扬，不管他是纳粹的一个大人物还是一个较小的人物，不管他是为了飞黄腾达还是为了什么别的动机，对此我们本来并不感兴趣。没有冯-卡拉扬先生我们也照样生活。然而，主要问题是，即使我们同意了——这里，在以色列也还是有很多曾经在集中营经历过难以形容遭遇的人。赫尔贝特-冯-卡拉扬先生的名字会唤起他们的强烈情感和对那种痛苦感受的回忆。”

　　一方面接受大众汽车，另一方面却把卡拉扬作为纳粹的象征诅咒，当时我对这种不一贯的态度感到很陌生。但他们却回答道：“唉，你知道，我们很需要大众汽车，但是不需要冯-卡拉扬先生。”

　　我像一只被浇了一身水的长毛狗快快地回来了。我没有想到那里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我回到家里，考虑该如何向卡拉扬做出解释。绝对不能这样告诉他实情。但是，对这件事我也不想美化或者撒谎。也就是说——根本不去做任何解释。永远不要和赫尔贝特-冯-卡拉扬先生探讨这个题目。

　　后来，尤克尔先生去世以后，我才对卡拉扬的过去有了一点更多的了解。像许多别的人一样，他当时也是随大流的，甚至超出了必要的程度。早在1933年，为了安全的缘故，他就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加入了NSDAP(国社党)，那以后多次参与了纳粹的宣传集会。

　　完全可能的是因为从前我抑制了某些可能的暗示，因为这个人是我的上司，由于不同的职务我不得不和他密切地合作，而且也乐意做，否则我可能也不会那样接受他。直到今天，仍然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卡拉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表示遗憾的话——无论是关于他的乐观主义，还是关于许多同事遭受的迫害，那些人也像他一样谋求音乐上的飞黄腾达，但却被纳粹谋杀了或者被赶走了。相反：当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假如他有第二次生命将会干什么的时候，他用坚定的声音回答道：“什么都不干!”

　　在以色列，我被告知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会受到欢迎。于是，我就在另一个层次上尝试实施我的计划——不和卡拉扬一起去。尽管乐团有义务随着自己的首席指挥巡回演出。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想，市政府负责文化的政治家和第一市长必定会找他并请他给予谅解，市政府必须把他的最著名的文化机构当做大使投入使用。假如在以色列有人对他持保留意见，那么在这一点上，城市的利益必须高于冯-卡拉扬先生的利益。我不能想象他将会与这种情况针锋相对说不。也正因为如此，他不能干这样引起轰动的事情。此外，直到今天我还是相信，他可能没有说不。

　　不仅市政府没有，而且各党派或当时的乐团经理，都没有尝试过直接对冯-卡拉扬先生讲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那还是在他和乐团密切合作的时期。出现含糊不清的情况、障碍和破裂都是那以后才发生的。

　　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这期间，以色列爱乐乐团已经到我们西柏林这里访问过三次。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柏林爱乐乐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指挥是祖宾-梅塔，独奏演员是巴伦宝伊姆。卡拉扬和巡回演出的事情根本没再提及。我的去以色列巡回演出的梦想仍然遥遥无期。

　　但是，当柏林市长迪普根1984年想去以色列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时，机会还是重新到来了。他有一个主意，同时把允许柏林爱乐乐团举行音乐会作为“客人的礼物”。为了试探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和会不会得到以色列方面的支持，我被市政府请求去利用我的关系并小心翼翼地探询。很清楚，这次旅行只能在没有卡拉扬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只能在所有其他问题都得到解释的情况下才能涉及到有关的困难。我与我们的常务理事会进行商谈并和梅塔打了电话，然后才去尝试争取伯恩斯坦担任这次访问演出的指挥。梅塔曾经在以色列爱乐乐团担任首席指挥多年。

　　伯恩斯坦的经纪人和最亲密的知己哈瑞-克劳特先生表示拒绝。我试图使他相信，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任务。可是他却说：“伯恩斯坦到以色列去的次数已经够多了，他根本不想指挥那么多，而且也根本不想指挥那么多乐团，他有维也纳乐团，有时候，他也指挥纽约的乐团。他觉得这已经够了。您知道，您必须自己来解决和冯-卡拉扬先生的冲突。我们不想到那里插一杠子。”我的肺快要气炸了，因为伯恩斯坦没有任何理由去照顾冯-卡拉扬先生的感情，卡拉扬对他一向居高自傲而又故意显示宽容。

geci110 · 发表于 2016-5-19 21:17:18

接着，我又和梅塔打电话，他正好在香港巡回演出。我们立刻制定了计划。那是夏天。访问将在秋天进行，就是说一切都很仓促。他说，在以色列人们都欣喜若狂，准备给予一切帮助。我与他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同时我们也和达内尔-巴伦宝伊姆进行了联系，请他担任独奏。他也十分合作并准备推迟已经计划的在纽约进行的演出。

　　我们暂时没有把这个计划向不久前才重新(临时性地)担任代乐团经理的施台莱斯曼博士透露。大家不想让他刚刚重新上任就卷进一场新的和卡拉扬的冲突之中(1983—1984年的大冲突费尽周折刚刚才放到一边)。

　　梅塔对施台莱斯曼博士不知道以色列之行这件事一无所知，当他打电话请求乐团经理确认我说的都是事实的时候，他不仅感到出乎意料之外，而且感到愤怒。他否认了我的一切合法性——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的行动是官方的委托。梅塔那边当然感到十分惊愕。虽然他通过和市政府的通话确认了我是受委托“试探”访问的可能性，但梅塔仍然坚持，不想做任何违背乐团经理意愿的事情。

　　在乐团经理已经知道访问计划的时候，这个计划当然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突然之间，卡拉扬将会如何反应的问题被摆到了最前面。施台莱斯曼博士好像不愿意因为这次出访损害刚刚重新得到的和平——尽管在原则上这次出访是重要的。迪普根市长似乎也相信了，和卡拉扬重新发生冲突的后果可能会导致他辞职，这对市政府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计划中的乐团出访就取消了，

　　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极大的失望。我对这种心胸狭隘的行为方式和表现出来的胆怯感到十分痛心，这里涉及的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这里不是什么文化政策——而是对卡拉扬推行的个人崇拜政策损害了乐团、最后也损害了柏林的形象。

　　为卡拉扬引起的冲突越尖锐，和政治家与政党的接触便越多——包括反对党。关于爱乐乐团的那次告吹的、但一直秘而不宣的访问演出，直到1988年3月他们才从《明镜》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得知。他们完全看到了事件的爆炸力。现在，即使在执政党中也有许多人赞成那次旅行。

　　反对党当然更仔细地利用了那个机会。1988年夏天在议会大厦提出质问时达到顶点。当时负责文化的副市长具有一种处理不愉快事件的精湛技巧，能够使之走向反面。比如他说，人们不可能过高地期望以色列人会让卡拉扬来。但是，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事实是这里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去。此外，他还说，根本就没有给乐团的书面邀请。这是一个强词夺理的转折。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有会有正式的邀请。此外——也许甚至连他自己也忘记的是：邀请从1967年就提了出来，不是书面的，而是口头的。副市长的另一个理由是海因茨-伽林斯基的一次假定的说词，他当时是颇有影响的犹太人团体主席。伽林斯基可能发表了如下的意见，即他觉得用这次旅行来使乐团和冯-卡拉扬先生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也许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想象，恰恰是一向那么强烈地为以色列利益说项的海因茨-伽林斯基会为此提供进一步受欢迎的说词，而反对乐团的以色列之行。

　　现在，柏林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化。1989年1月的选举选出了一个新的市政府。反对党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以及AL(“选择名单”组织)的政治家们都认识到，乐团的一次以色列之行是一个早就被忽视的文化政策上的重要任务，它那样重要，以至于在联盟党谈判中被接受下来，新市长瓦尔特-蒙坡尔甚至宣布把这个访问计划列入执政声明。

　　那个时刻和卡拉扬的冲突早已达到顶峰——他更经常地以辞职相威胁。可是，关于去以色列访问演出的讨论却不是他有意要退位的理由，我甚至认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一点已经被写进新市政府的联合声明中。

　　1989年，我们被卡拉扬从我们长期共同举办的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排斥在外。这是对乐团的一种侮辱，卡拉扬把这看做一种惩罚。我立刻想到，这也许正是一个机会，实现早就应该实现的以色列之行，于是，我就去找新上任的乐团经理舍费尔先生。

　　长期实行的对卡拉扬不假思索的顺从仍然在起作用：现在乐团经理宁愿安排一次去西班牙的巡回演出。可是，这期间局面已经有所改变：乐团看到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再照顾卡拉扬的面子了，他粗暴地对待乐团已经足够了，而从市政府方面看，柏林爱乐乐团到以色列访问演出的重要意义绝对优先考虑。经过与常务理事会以及各个委员会的长时间谈判和谈话以后决定，1990年4月去以色列。

　　这期间，舍费尔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临时的乐团经理是乌尔利希-艾克哈特博士，长期以来，他也是柏林联欢节有限公司的经理。他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次旅行，事实也恰恰相反。

　　在这次巡回演出中，同事们将有更多的机会熟悉被访问的国家和那里的人们，这也一直是我的愿望，它应该比通常的巡回演出有更多的内容。计划中的巡回演出与在开罗的音乐会联系起来。我们计划先到耶路撒冷，然后去开罗，回来去特拉维夫，我们不仅要在那里单独举行一场音乐会，还要和以色列爱乐乐团联合举行音乐会。可惜，去开罗的计划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被取消，只好说以后有机会再去，用空话敷衍了埃及人。

　　达内尔-巴伦宝伊姆立刻做好准备接受音乐会之后，寻找指挥就不困难了。祖宾-梅塔作为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并作为“主人”只能指挥一场音乐会，也就是指挥那一场联合举行的音乐会。现在，我们就可以筹划履行的细节了。柏林市长兼当时的联邦参议院主席瓦尔特-蒙坡尔愿意同行在政治上提高访问演出的重要性。

　　当我于1990年重新被选进常务理事会以后，我在参与准备以色列巡回演出的工作中当然就更积极，所负的责任也更大了。我得到当时的同事鲁道夫-瓦策尔和鲍尔-许摩尔的支持。他们为这次巡回演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对我来说，这当然是一次特别的挑战。一方面，二十年前我就在为此努力工作，另一方面，无论对我的柏林同事来说，还是对以色列爱乐乐团中我从前老同事们来说，这次巡回演出都必须格外成功。

　　在去以色列出发之前大约一个星期，伊拉克总统威胁要用火箭袭击以色列；与此同时有一个报导，说在以色列将散发防毒面具并进行紧急状态演习。这在同事们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恰恰是来自伊拉克的威胁不能掉以轻心。我去和外交部以及德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谈话。我使同事们安下心来，他们的恐惧大部分被解除了。

　　我们一到特拉维夫就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人们会怎样对待我们，会不会带着憎恨，我没有把握。达内尔-巴伦博伊姆首先回答了一些关于音乐方面的问题，例如我们乐团是德国音乐界的代表等等。我被问及和卡拉扬的关系，报告了这次来以色列巡回演出之前的历史，为什么到现在才实现。我被事先警告，以色列记者提出的问题将比德国记者的问题更难以回答。然而，总的说来，那次记者招待会进行得相当平和。刚才提到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记者提问时得到深化：即在纳粹时代乐团扮演的角色，乐团与卡拉扬的关系。对此，我的回答是，乐团作为一个机构当然被纳粹所利用，但是，这期间人员已经换代，而现在的音乐家那时候大都还没有出生。

　　巴伦宝伊姆提出了一个节目单，我先是抱着怀疑态度评论说：四首布拉姆斯的交响乐，舒伯特，布鲁克纳，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也就是说这些节目几乎是每一个巡回演出乐团的保留节目。但是人们期待于我们的显然是把我们看做演出这些作品的真正担保人。巴伦博伊姆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们在特拉维夫的第一场音乐会登台时受到欢迎的掌声起初是很矜持的。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舒伯特的交响曲。乐团里非常紧张，对音乐会效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在那首交响曲演出结束时，掌声虽然不那么热情，但已经很引人注目了。然后我们开始演奏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我们大家都清楚，必须用音乐征服听众。我们先前的声誉被期望推到更高的高度。当整个音乐会结束时，全体听众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向我们致敬。现在，坚冰被冲破了——被音乐的力量冲破了。

　　作为加演节目我们演出了《哈蒂克瓦》，以色列的国歌，这首曲子被当时在以色列担任客席指挥的著名意大利指挥家毛利纳利改编成一种特别美的管弦乐曲。这是一个信号并且也被这样理解——不仅我哭了，而且我的许多同事和听众都掉下了眼泪。

geci110 · 发表于 2016-5-19 21:17:35

　在以色列的一些宴会上，我也不得不发表讲话，此外还有一次是在特拉维夫。当我讲完话之后，一个女人走过来，强烈地要求我也讲几句希伯来语。我克服了自己的矜持——因为我的希伯来语知识好像还不足以使我发表正式讲话——，我又走到麦克风前面，讲了几句话。这个姿态被所有在座的人十分高兴地接受了。

　　当我们在雅德瓦什姆植树的时候，耶路撒冷市的市长台迪-瓦莱克说道：“衷心感谢你们在这里种下了那么多树，可是，如果您不久再来浇灌它们，我们觉得也同样美好。”在以色列我又见到了我的女儿。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国家，可能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里人们的友好。后来她十六七岁时，曾经到以色列的公社里度假。她那样兴高采烈，后来每年都到那里去，她甚至成功地向几位女同学转达了她对以色列的热情。她上大学的时候决定定居以色列。这时候，她正在以色列上大学并在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德国历史研究所里工作。她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女儿名叫尤利娅。她的丈夫是记者，在以色列最大的报纸《ediothAchronoth》(最新消息报)工作。

　　我还碰到四位以前的同事和熟人。这次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但也不是没有忧伤。他们的命运就是在我们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人的根被拔掉，他不得不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存下来并在那里重新扎根。这里面产生的就是对以色列来说很重要的，而在外国常常不能被正确理解的东西。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正常的、宁静的演变，而是发生在每一个人心中的一次革命。因此，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打上了烙印，一方面是构成这个国家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害怕重新失掉它。被驱逐的创伤和因为许多家庭成员被杀害而造成的损失也是以色列存在的精神基础。假如不是亲自遭遇的话，在理智上也许可以设身处地地着想，但在情感上却几乎不能理解。

　　我们旅行的高潮是和以色列爱乐乐团联合举办的那场音乐会。虽然以色列爱乐乐团的人员也进行了更新换代，但也还有一部分成员，以前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合作演奏过。当我坐到舞台上的时候，我向四周看了看，同时也想起了那些这期间已经退休或者已经作古的老同事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许多共同经历。

　　祖宾-梅塔指挥了这场音乐会。有时候他向我投来会心的微笑。几十年来，我们一再地谈到这次旅行和这场音乐会的可能性。他比别的大多数人更了解我心里是多么牵挂着这个计划以及我多少次不得不失望地把它隐藏起来。以色列之行，特别是这场音乐会曾经是这样一个事件，它在我的一生中，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像这件事那样令我心潮澎湃。

　　作为犹太人，我和自己的父母亲一起从柏林流亡到中国。我们一起从中国来到以色列，后来又经过美国回到柏林。而现在我带着柏林爱乐乐团又来到以色列，来到这个许多不得不像我们一样流亡的犹太人生活过和仍然生活着的地方。此时此刻，有多少圆圈在这里圆满地完成，不仅有个人的，也有政治的!

　　第二次去以色列演出是1993年，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这一次的指挥是克劳迪奥-阿巴多，我们现在的艺术指导。我们有了一位新的乐团经理迈耶尔—舍尔科普夫先生，他和政府的大人物们一起准备了那次旅行。这次旅行像每次正常的音乐会巡回演出之行一样，乐团和观众之间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下一次旅行应该在1998年以色列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时进行。但后来没有成行，这里面必定有重大的理由。

　　最后，关于我的乐团我再说几句。是的，它仍然是“我的”，它怎么能是别人的呢!在对别的多少可以比较的机构从容地进行手术的时候，应该用戴着闪光手套的手来触摸。说得对，因为哪里还有一个机构像柏林爱乐乐团那样，能够一百一十八年来在音乐世界如此保持自己的艺术水平和自己的地位——尽管近几年也进行了更新换代。在选举后继者的过程中，再一次证明了乐团这个艺术家自治区的正确性。我很幸运，有可能参与制定了服务规章的新文本，它保证了乐团的这种自治以及乐团在所有艺术问题上的共同决定权。

　　当时由我们选举出来的乐团经理乌尔利希-迈耶尔—舍尔科普夫，仅仅在第一个任期之后，或者由于私人的原因而离开了乐团，我和乐团的成员和朋友们都深感遗憾。在他任职期间，他因其宁静平和的工作方式和始终高尚而又光明正大的态度而成为这个职务的楷模。

　　90年代初期和中叶，在柏林爱乐乐团里不仅只是人员的换代，而且也发生了乐团顶尖岗位的更换：两位新的第二乐队首席，他们当中一位同时增加进入迄今为止通常说的三人小组，而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是新的“艺术指导”(克劳迪奥-阿巴多不想被称为总指挥)。

　　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艺术家们一贯的水平还能够得到保持吗?更新换代特别符合阿巴多对合奏的年轻人的兴趣。如果他有时间，他是那样乐意指挥年轻人的乐团，而他们则用无保留的赞赏感谢他。

　　卡拉扬时代的。“残余”虽然在1989年选了他，但在音乐上他们大概不那么完全符合他的想象和他的演出计划。顺便说一下：在乐团里，指挥通常都只是最喜欢看自己周围年轻人的面孔。只有他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熟起来。较大岁数的乐团音乐家被看做是用旧了的东西，据说会阻碍乐团音乐的发展(指挥们这样认为)。此外，他们也还是那样喜欢挑刺儿，有时候甚至过于执拗。

　　当克劳迪奥：阿巴多1989年因乐团成员无记名投票、出乎公众舆论意料之外当选时，大家就期待着他提出有趣的演出计划。他作为乐团最高领导在任职的七年当中，连续地贯彻了这个演出计划。他塑造的节目，涉及到有关的艺术门类如文学、绘画等等，不仅在柏林引起了兴趣。周期性地演出个别作曲家的作品，间隔的时间也更长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创新。他们当中的几位作曲家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

　　这种讨论对柏林的文化生活十分必要。阿巴多在音乐上把几位同时代的作曲家如诺诺、利盖蒂、贝尔格等人也列为重点。在他的节目单上除了马勒之外，有许多俄国作曲家，尤其是穆索尔斯基。几个最发人深思的事件是罗西尼的歌剧《莱姆斯之行》和《包单斯-苟杜诺夫》的十六分音符协奏曲的演出，在柏林是协奏曲形式的，在萨尔茨堡是舞台形式的，同样的还有阿尔班-贝尔格的《艾莱克特拉》和《沃采克》。

　　一些对我们乐团的排练日期非常担心的批评家现在必须放心了：如果说对于“保守的”保留节目来说，从前平均三次排练就够了(我们在乐团里则习惯说：“为了达到世界声誉!”)，那么今天至少要练五遍。现在，恰恰这些节目，通过更多次的排练，与从前排练的次数相比是否获得了质量，做出判断是听众的事情。

　　我们经常被问及卡拉扬和阿巴多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要对这个问题给予一个绝对明确的回答是不可能的。他们两个人的性情、出身、生活观和世界观以及由此形成的他们的演奏风格都那样不同，以至于每次比较都会得出不准确的结果。在有些羞怯、但相当冲动的和情绪化的卡拉扬对面站着的是更内向、更理智的至善主义者阿巴多。这种区别在排练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阿巴多在相对轻松的排练之后，会在晚上的演出中“爆炸”开来，这是一个常常被观察和评论的现象。至于一向是我们乐团特别突出特征的音响的热情是否被听众感受到了，这时候就变得不那么引入注目了，柏林爱乐乐团的一些多年的赞赏者会思索和争论这个问题。

　　有时候，乐团被人用带着贬低的弦外之音责难评价说，简直成了“博物馆”了。节目单中，“先锋派们”发觉更大部分的现代派不见了。连马勒和施特劳斯，巴托克和欣德米斯，普罗科菲耶夫，布里顿，只提及这样几位“古典主义者”，都已经被送进博物馆去了。这种对柏林爱乐乐团博物馆性质的指责恰恰发生在阿巴多时代，不仅不光明正大，而且是出自对事实和专业知识的一知半解。

　　如果说世界上除了纽约之外，也许只有柏林可以看做音乐之城的话，那么这就尤其应该归功于这个乐团。世界上到处都期待着它维护不朽的古典主义音乐家并要求看到他们作品的演出。有些人不是为这样一个“博物馆”感到骄傲，而是特别喜欢让它把这种最高尚的任务限制在必要的最少数量上，目的是使它最终成为一个“现代”的乐团。当然，人们也不可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在布拉姆斯年里演奏他的全部作品，不管那些作品是不是每年都在演出也都再演一遍，这一次我觉得“周期的”规定有点过分，从计划角度看就不是很独特了。

　　在结束的时候，通常要说些感谢的话。我想对古德伦-弗罗巴和莱纳尔-尼车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努力，使我本来恰恰不是一个作家的人成了作家——我这个人在通常情况下很懒惰，最多写一张明信片而已。他们帮助我在那样一个可怕的时期之后，赋予我离开乐团之后那个时期新的内容。感谢我的朋友严斯-布吕宁和海因茨-威廉-施普莱茨给了我智慧的建议和激励。

　　我还要感谢的有，每个阅读本书的读者都会理解，还有我的父母亲：从表面看，我们不仅是一个“家庭”，而且是一个命运的集体。没有我母亲的勇敢，没有我父亲的动力，我这一生中，——最谦虚地说——我所做到的一切，本来是不能做到的。

　　感谢我的生活伴侣唐伲娅的耐心，尤其是在我没有耐心的时候。感谢建设出版社的弗兰齐斯卡-君特尔十分专业的审查意见，特别应该感谢建设出版社新闻处处长芭芭拉-史堂女士，由于她的努力和帮助，我的“名气”更大了一些。

　　本文来源：《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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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技巧] 乐记，斯特恩的柏林爱乐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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