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交响乐传统致敬

莫秋言 · 发表于 2016-5-19 21:10:17

　——评柏林爱乐、捷克爱乐与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音乐会

　　交响乐是一种传统。无论从创作、表演，还是从鉴赏、研究的角度观察，交响乐都让人感觉到历史的厚度与传统的充盈，尤其当我在音乐会现场聆听由指挥大师与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奏经典名作时，这种感觉就格外强烈。

　　然而，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提“传统”二字需三思而行。对许多人来讲，“传统”就是“老派”“保守”的同义词，他们喜好的语词则是“现代”、“后现代”、“当代思想”、“创新意识”……对这些充满时代气息和新潮意味的华丽语词和理论概念，说实话，我有时也挺心动的，也会时常思之、用之。但是，这些年来引起我更多关注、思考的是“传统”的价值及其当代意义。实际上，我们生存情状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在与“传统”发生联系，只是我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将其忽略而已。我认为，即使像“现代”“后现代”这样的探究也离不开“传统”的大语境。“传统”的问题既简单又复杂，它可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也可以是值得“学问”一番的理论辨析或思想碰撞。说到底，对“传统”的理解与态度关乎到我们对这个世界与时代的认识，渗透其中的是情感的归属、历史的意识和文化的认同。

　　将目光聚集于在当今音乐生活中占有显著地位的交响乐时，我们可以发现，“传统”这个语词的蕴涵是那么丰厚。交响乐亦称交响音乐（Symphonic Music），自从交响曲（Symphony）这一交响乐的最重要体裁于十八世纪上半叶诞生以来，交响乐艺术就成为现代社会里音乐会形式的“绝对主角”。谈论交响乐，我们实际上是在言说一种底蕴厚重、光彩夺目的整体性音乐文化景观，它由作曲家、交响乐作品、交响乐团、指挥家、音乐会听众共同建构，而与这一“景观”密切关联的音乐创作风格、音乐诠释与音乐审美又涉及到作品本身的艺术特征、指挥家与乐团的表演艺术和听众群体的审美趣味与接受选择等诸多问题。就音乐鉴赏而言，除歌剧之外，交响乐的艺术魅力最吸引人，因为它那波澜壮阔的气势和色彩斑斓的华美音响是其他任何音乐样式都无法达到的。我相信，对绝大多数乐于亲赴音乐厅聆听交响音乐会的人来说，每一次的现场聆听体验期待的都是一种特殊的音乐氛围和独一无二的艺术经历。交响音乐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场域：爱乐人在此敬仰崇高和伟大，体悟深邃和悠远，感怀悲壮与激扬，品味欢愉与幽默。无论是气象宏阔、大开大合的交响史诗，还是神采飞扬、精妙鲜活的交响小品，带给交响乐受众的都是一次次的艺术感动或震撼。再往深处想想，我们每一次兴致勃勃地来到音乐厅，面对熟悉或不熟悉的指挥和乐团，聆听烂熟于心的名曲或首次入耳的新作，重新在现场感知交响乐的气场与张力，我们不就是在历史的情境中与交响乐传统进行对话吗？

莫秋言 · 发表于 2016-5-19 21:10:30

2011年深秋与初冬的上海，我再一次感受到交响乐传统的巨大能量，它不仅激发出交响乐迷们强烈的爱乐热情，而且唤起了一种直面传统与经典的真诚敬意。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著名的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和捷克爱乐乐团相继访问上海，三场精彩纷呈的音乐会我都躬逢其盛。这三个乐团访沪音乐会的演奏曲目各不相同，但看得出都是精心设计，有备而来，很对上海乐迷的“胃口”。三场成功的音乐会印证了一个“硬道理”：交响乐是讲究传统的，音乐经典的魅力超越时空。

　　毫无疑问，这三个乐团中最大牌的当属柏林爱乐乐团，不仅乐团名气大，其现任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也是当今乐坛的顶级大师之一：塞蒙-莱托爵士。这是莱托第二次率柏林爱乐访问上海，上一次来访是2005年，当时在东方艺术中心的两场音乐会上演出了两套曲目，我去听了其中的一场音乐会，对那天演奏的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英雄的生涯》印象极为深刻。柏林爱乐此次访沪只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了一场音乐会，曲目的安排是费了心思的，明显可以感受到乐团的演出是为了在强调德奥交响乐传统的基础上丰富音乐会表演的“色彩”与“效果”。

　　音乐会以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小丑的晨歌》开始，目的很明确，莱托与他的柏林爱乐在这里想要的就是大乐团的张扬和先声夺人的气场。与同时代另一位法国大作曲家德彪西的音乐相比，拉威尔的作品显得雅洁舒朗，生动鲜亮，尤其是音乐中经常显现的西班牙风味堪称一绝，就连西班牙作曲家对此都自叹不如。《小丑的晨歌》是拉威尔展示其管弦乐配器技艺与西班牙音乐风味最具效果的一首小型乐曲。此曲原是他1905年所作钢琴组曲《镜》中的第四首，篇幅不大，但很有艺术表现力。音乐一开始在轻巧的引子铺垫下呈现的谐谑主题立刻就能抓住人心。莱托对这一开始段落的处理很有特色，那种强劲的爆发力恰似突然喷射的音乐光彩，在场的听众无不为之情绪亢奋。在接下去的鲜明的音乐对比中，既能听出小丑的欢舞，也可以感受到小丑的忧伤，乐曲最后部分的演释更是情绪高涨，色彩极其绚丽。许多年前我曾现场听过法国里昂交响乐团演奏这首作品，但柏林爱乐的这次演奏无论是色彩的变化还是情绪的渲染都明显更胜一筹，拉威尔笔下的小丑形象竟能由德国乐团展现得如此光彩夺目，实在令人兴奋。此曲奏毕，全场掌声雷动，音乐会一开始场内的“热度”就这么High，真是非常少见。

　　莱托与柏林爱乐将一首法国作曲家的管弦乐小品作为音乐会的开场曲是耐人寻味的。像柏林爱乐这样顶尖的老牌德国乐团通常都会将德奥作曲家的一首序曲类的经典作品作为音乐会上半场的开始曲（例如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韦伯的《自由射手》序曲或勃拉姆斯的《悲剧序曲》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暖场”的同时突出德奥交响乐传统的“正宗脉络”。然而，在莱托这位英国指挥家统帅下的当今的柏林爱乐显然更具开放意识：《小丑的晨歌》之先声夺人不仅是“气场”构建的需要，更表明了对待德奥交响乐传统之外的音乐经典的尊重。只需回想一下近年来莱托（及客座指挥）指挥柏林爱乐新年音乐会的“专场曲目”——俄罗斯音乐、美国音乐与西班牙音乐——就可以理解莱托执棒以来柏林爱乐在音乐会曲目选择上的丰富多彩，这种“国际化”的视野反而更能体现出这个在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交响乐团宽广的胸怀和轩昂的气度。

　　塞蒙-莱托也是当代音乐的热心传播者，此次音乐会上演出的圆号协奏曲《花季》（柏林爱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伦敦巴比肯中心联合委约创作）正是由他指挥柏林爱乐与史蒂夫-多尔（Stefan Dohr）于2011年2月首演的。曲作者细川俊夫（Toshio Hosokawa, 1955-）是继武满彻之后知名度最高的日本作曲家，在当今乐坛颇为耀眼。听了这部献给柏林爱乐首席圆号史蒂芬-多尔的协奏曲，我觉得细川俊夫的确不负盛名。这部用现代技法写成的取名为《花季》（Moment of Blossoming）的圆号协奏曲蕴含着深意。在此，作曲家情有独钟的是极富东方神韵的莲花，音乐通过对莲花生长、绽放的意境描绘，表达了生命的过程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像其他许多当代音乐作品一样，《花季》的音响构建也是强调大型交响乐队丰富细腻的“色调”——以轻柔音响为力度基准的音乐呈现形成与古典－浪漫派交响乐（及不少现代派乐曲）大相径庭的作曲思路与艺术逻辑。坦率而言，对某些在那么一种虚无缥缈的音乐场域中秀技艺、玩神秘、云哲理的音乐作品，我是不敢恭维的，因为这类故弄玄虚的音乐打动不了我。讲得实在些，我以为音乐作品还是首先应该让人“动心”，只有在音乐声中产生心灵的共鸣，才能在艺术理解的层面上达到感怀、体悟和深思。《花季》让我为之心动，因为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作曲家力图表达的美妙意境。

　　《花季》有着强烈的“画面感”，整部协奏曲的乐思流动与音响呈现让我联想到中国画作中泼墨大写意的展示过程。作为“主角”的独奏圆号无疑象征着莲花的“形象”，而作曲家对这一充满寓意的特殊“形象”的塑造注重的是空间变化中“主角”的层层显现。这里，交响乐队作为音乐表现的“空间”象征着围绕莲花的自然环境，它的寂静、微响、波澜映衬着独奏圆号幽静而澄明的意绪——莲花的“形象”时隐时现，明暗交替，更多的时候仿佛处在朦胧的情景之中。或许，正是这种朦胧意境才能显现莲花高雅姿态的独特美感。欣赏协奏曲自然会特别关注担任“主角”演绎的独奏者。斯蒂芬-多尔不愧为当今最优秀的圆号演奏家，这部协奏曲给予他充分展示精湛技艺的机会。多尔的演奏，音响、音色的把握潇洒自如，与乐队的配合可谓严丝合缝。我尤其欣赏多尔演奏此曲时那种从容、淡定的表现，艺术分寸感极佳，这样的姿态与品格正符合了乐曲内涵深婉含蓄的音乐意境。细川俊夫为了扩展交响乐队的音响空间，特意将两支圆号、一支长号和一支小号安排在音乐会现场的不同角落（观众席），它们的吹奏及声音回响与舞台表演区独奏圆号和乐队主体的遥相呼应极有效果地制造出一种神奇的纵深感。尽管我们在其他的音乐作品中也曾见到过类似挑出一个、几个或一组乐器在幕后或观众席上演奏的做法，但我觉得细川俊夫运用于此曲中的这种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处理恰到好处，非常契合音乐的表现意图。整个音乐厅似乎都融入了交响－协奏的艺术承载，此起彼伏的音响组接，隽永意纵的悠然景致，《花季》的诗情画意深刻而唯美地传递了作曲家的创作理念：“我心目中最完美的音乐就是大自然的声响。水、海、云，这些都是我的灵感之源。我的音乐主体就是寻求与自然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如今已与这种文化渐行渐远。”圆号协奏曲《花季》应当细细品味，细川俊夫的感怀更值得好好深思，至少对我而言，“细川俊夫”“协奏曲”“《花季》”与“当代音乐创作”都应归入与交响乐传统相关的“关键词”，其中的人文蕴意期待着进一步的解读。

ycgc · 发表于 2016-5-19 21:11:05

　与许多乐迷一样，我这次到上海大剧院听柏林爱乐的音乐会主要是冲着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而去。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与北美地区交响音乐会舞台上的演奏曲目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乐派和早期浪漫派名曲已经让位于晚期浪漫派音乐，马勒与布鲁克纳则成为最受欢迎的交响乐大师，他们的交响曲不仅是衡量指挥家、交响乐团表演艺术水准的试金石，而且在许多国家都已成为交响音乐会上座率的有力保证。马勒的备受关注自然与1960年代所谓的“马勒复兴”（Mahler revival）及今日“马勒热”的持续高涨密切相关，这里面包含着其特定的、富于深意的社会－文化原因。那么布鲁克纳的走红又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呢？布鲁克纳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曲家，完成第一部交响曲时已年逾不惑，其一生的创作主要集中于交响曲与宗教音乐。尽管交响曲是他的最爱，对这一体裁的探索、实践可算努力用功、孜孜不倦，但布鲁克纳在世时从未真正享受过交响曲创作成功的喜悦。布鲁克纳不仅一直纠结于自己作品的反复修改甚至重写——这种创作上的强烈不自信导致了所谓的“布鲁克纳问题”，即：他的大部分交响曲都存在几个版本，长期以来令演奏者困惑——他更要面对不断袭来的非议、责难，其中就包括当时在维也纳音乐界呼风唤雨的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的种种刁难。众所周知，汉斯立克是勃拉姆斯音乐最坚定的捍卫者和宣扬者，对于像布鲁克纳这种崇敬瓦格纳的人肯定是一贯打压。因此，当时布鲁克纳每部交响曲的演出都历经磨难，例如，《第三交响曲》的首演终场时只剩下包括马勒在内的十几个听众。事过境迁，汉斯立克这位“理论权威”怎么都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布鲁克纳的交响曲竟然会比他所钟情的勃拉姆斯的交响曲更加热门。

　　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和马勒的交响曲（两者均为九部）同样受到爱乐人的追捧，但语境、原因及意义都不同。马勒的交响曲是一种蕴含“现代性”深意的强有力的“音乐言说”，它在充分表达作曲家的个人情感和人生意义思考的同时，也折射出我们当代人的心态与面对生存环境的思绪。所以，我坚信：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精神“启示录”，马勒的“交响之声”已经形成特殊的力量而渗透于当代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人文关怀。与马勒其人其乐相比，布鲁克纳与他的交响曲则要“纯粹”得多。这些年在爱乐人圈子中广受赞誉的指挥大师切利毕达克（Sergiu Celibidache, 1912-1996）就明确表示不喜欢马勒音乐中的“杂乱”，而对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纯粹之美”大为赞赏。（顺便一提，切利毕达克指挥幕尼黑爱乐乐团演出的布鲁克纳九部交响曲的现场录音版的CD是众多乐迷珍爱的精品。）作为一种艺术美的品格，“纯粹”一词显得比较抽象，如果具体解读，我以为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纯粹”就是对德奥古典-浪漫派音乐传统的坚守。无论是整体结构、乐章特性，还是乐队基本编制、交响-奏鸣进程（procedure），布鲁克纳的交响曲都遵循着传统的基本准则，尤其是对“纯音乐”（absolutemusic）的崇尚与追求使得他的交响曲显示出庄重、淳朴的艺术特质，这在色彩缤纷的浪漫主义音乐世界中无疑是独树一帜的。由于布鲁克纳的大部分交响曲在乐思的生成及衍展、核心主题的呈现与管弦乐音色-音响构建方面都有着其常规的“套路”（以第一乐章开始的音乐形态为典型），所以有人戏称布鲁克纳是把一部交响曲重复写了九遍。我倒是想对这一夸张的笑谈另作一番解释：布鲁克纳交响曲创作的“思维定势”表达了他对德奥传统的坚定信念与执着态度，而以宗教意识主导整个音乐话语的艺术展示正是他人生旅途和精神世界中永恒不变的价值体现。或许，对当代社会中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来讲，布鲁克纳交响曲的音乐美感和艺术蕴涵不失为一种意味深长的精神慰籍。

　　尽管我们从布鲁克纳九部交响曲的发展脉络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条“风格主线”，但他的每部交响曲依然呈现出各自的特色，这在他的《第四交响曲》（浪漫）和最后三部交响曲中表现得更为鲜明。这四部交响曲实际上也是布鲁克纳交响曲创作的精华所在，上演率很高。在莱托与柏林爱乐此次访沪之前，上海的听众已经在2009年分别领略过世界著名交响乐团奉献的“布鲁克纳音乐盛宴”：海廷克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的《第七交响曲》和夏伊指挥莱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演奏的《第四交响曲》。这两场演出的精彩我至今不能忘怀。听了莱托与柏林爱乐演奏的《第九交响曲》后我必须坦言：布鲁克纳“纯粹之美”的魅力的确让人心潮澎湃。

　　爱乐人都知道莱托擅长马勒与布鲁克纳作品的演释，亲自在现场聆听他指挥的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果然名不虚传。《第九交响曲》是布鲁克纳的“绝笔之作”，全曲只有三个乐章，作曲家仅留下了第四乐章的部分草稿。但是人们现在听到的三个乐章已经足够震撼，不仅篇幅庞大，而且音乐内涵深邃、厚重，布鲁克纳最后的“内心之声”似乎已经在此尽情倾诉。布鲁克纳在延续自己一贯的醇厚悠长、闲和严静的乐风同时，赋予了《第九交响曲》一种耐人寻味的悲壮意涵，这或许是作曲家面临死亡时的深切感怀。显而易见，这部具有深刻内涵的作品对指挥与乐团的表演艺术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约胡姆（Eugen Jochum, 1902-1987）、瓦尔特（Bruno Walter,1876-1962）和卡拉扬版本的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堪称经典，但我本人更欣赏切利毕达克对此曲的演释（慕尼黑爱乐乐团的现场演奏录音版）。尽管切利毕达克版的首尾两个乐章的速度要比其他版本慢许多（这两个乐章的时间都超过了三十分钟），但音乐的流动绝无拖沓感。更为精彩的是，切利毕达克以他对音乐构造中内声部线条的特殊敏感和对其艺术蕴意的独特理解，将布鲁克纳作品中超然的宗教意绪和纯净的浪漫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带着对自己钟情的演释版本的印象去听同一作品的“不同演奏”，难免多一份挑剔，但我得承认，现场聆听莱托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我依然深受震撼。这种艺术震撼首先来自交响乐团现场演奏的强大气场。比较而论，在各个时代的交响乐曲目中，晚期浪漫派的作品最具现场表演的冲击力，因为这一时代作品的音响构建与音乐气势已将现代管弦乐队制造的“交响空间”的艺术张力发挥到了极致，而提供现场“实况”聆听的音乐厅是感受其真实艺术效果的最佳场域。无疑，布鲁克纳与马勒的交响曲是喷涌这种冲击力的最佳载体。莱托驾驭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可谓得心应手，乐团的演奏绝对是一流。与那些经典版本相比，莱托与柏林爱乐的演奏更具有现代气息，这不仅表现在偏快的速度处理上，还体现于“音响结构”的设计中，铜管组的强势显得极为突出。很显然，莱托力图在加强音乐流动感的同时，强力扩张第一和第三乐章庄严风格的气场与厚重蕴涵的意义。尽管在这两个乐章的某些细节处理上有点过于夸张，但莱托对音乐的整体把握相当出色。从第一乐章中我能感觉到融入庄严风格的神秘意味（如作曲家对第一乐章的演奏提示：Feierlich, Misterioso），而第三乐章中几个主要主题长气息的优美呈现和高潮迭起的情绪转换将作曲家晚年的复杂心境表现得荡气回肠。我觉得莱托与柏林爱乐演奏的第二乐章极其出色，其中弦乐部分最具光彩，让我领略了超一流乐团弦乐群体强大的艺术能量，布鲁克纳赋予这一独特的谐谑曲的复杂意象——神秘、怪异、欢愉、机趣——得到了动人的展示。如果让我用一个词语来概括莱托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我的选择是“大气磅礴”。艺术上的大气不是一种临场决定的风格选择，而是一种长久积淀的气质风采。柏林爱乐悠久的历史与高贵的传统使它自然具备了超越一般标准的艺术境界和诠释音乐的充足底气，莱托则以其对晚期浪漫派音乐的特殊喜好（尤其对马勒与布鲁克纳的钟爱）和多年指挥这类作品的经验，形成了个性化的音乐理解与洒脱明畅的演释姿态。当布鲁克纳的“皇皇巨著”遇上莱托与柏林爱乐的“大气磅礴”，我想这其中的“化学效应”肯定会产生出绚丽的光彩。

　　捷克爱乐乐团也是近年来的第二次访沪（上一次音乐会是在2007年，曲目为斯美塔那的“六首一体”的交响诗《我的祖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乐团。虽然它现在的名气不及柏林爱乐，建团的历史也比不过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但这支正统捷克乐团的艺术实力绝不可忽视。捷克所在的地区属于历史地理中的波西米亚，这是一片音乐的沃土，许多年来它曾源源不断地为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奥地区输送了众多优秀的音乐家，其中就包括为曼海姆乐派的交响乐艺术做出卓越贡献的约翰-施塔米茨（Johann Stamitz, 1717-1757）和弗朗兹-泽维埃-里赫特（FranzXaver Richter, 1709-1789）。欧洲人几乎皆知波西米亚“盛产音乐家”，捷克乐队的高超水平更是音乐圈内的美谈。十八世纪的大音乐学者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 1726－1814）感慨于波西米亚繁荣兴旺的音乐文化，动情地将“欧洲音乐学院”的美名赠予这片音乐沃土。同时，音乐名城布拉格也长久地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地的音乐家们，莫扎特就把自己的歌剧杰作《唐乔凡尼》的首演放在了布拉格（1787年）。在十九世纪民族乐派的发展中，“捷克民族乐派”的路向与俄罗斯“强力集团”激情对抗西欧音乐影响的做法不同，采取的是温和开放的姿态——在挖掘本民族音乐文化宝藏的同时，坦然地接纳西欧（主要是德奥）的艺术音乐传统，努力将“捷克民族乐派”的发展融入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大潮之中。德沃夏克的音乐创作与勃拉姆斯艺术影响的关联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更是让人感到温馨的音乐史佳话。

ycgc · 发表于 2016-5-19 21:11:28

捷克爱乐这次在上海的音乐会演出可谓对其艺术传统的最好展示。一头一尾的两首曲目“捷克味”十足：斯美塔那的交响诗《伏尔塔瓦河》与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置于这两部作品中间的正是堪称经典的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显然，勃拉姆斯的“加入”，使得捷克交响乐艺术的呈现多了一份传统的厚重和历史的情致。担任小提琴独奏的是古典音乐界的新偶像，被不少乐迷视为“梦中情人”的诹访内晶子（AkikoSuwanai，1972-）。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当红的美女小提琴家，其优雅的气质、迷人的外貌的确Hold住了全场，但更吸引我的是她美妙的琴声。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被公认为小提琴协奏曲中最伟大、最艰深的作品之一，它不仅要求极高的演奏技术、更需要具备深厚的艺术造诣，很多小提琴家都是达到了一定的艺术火候才敢碰这部大作。诹访内晶子的演奏的确非常精彩，她的表演中带着一种“冷艳”之美，技巧娴熟但并不夸张，收放自如的同时却透露出精深的功力与独具风姿的艺术自信。我很欣赏诹访内晶子亮丽外表中的沉稳与理性（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国际政治思想专业有关），这种赏心悦目的高雅气质和稳重大方的表演使她当晚奏响的勃拉姆斯显现出别具魅力的光彩。可以肯定地讲，在今后的几十年里，诹访内晶子这个名字将会越来越响亮。

　　捷克爱乐在其客座指挥克劳斯-彼得-弗洛（ClausPeter Flor）的带领下演奏的那两部捷克作曲家的作品同样让人心动，这种原汁原味的波希米亚风情真是久违了。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是一部越听越好听的作品，与他那部流传甚广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相比，这部作品更能体现作曲家的创作特征与“捷克民族乐派”的艺术神韵。不仅如此，我还一直认为，《第八交响曲》在某种程度上最为接近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意态与趣致，比较一下这两首乐曲的第三乐章就可以发现，同为优雅的小快板（Allegretto grazioso）的“舞曲乐章”都小心地回避了谐谑曲（Scherzo）的强度与张力，走的是雅致抒情的路子。无疑，德沃夏克对于勃拉姆斯这种“古典－浪漫”的情致交融是心领神会的，他在这里的写作正是体悟德奥浪漫传统精神的最好实践。听捷克爱乐演奏的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我能感觉到一种天性使然的潇洒和亲切朴实的明畅，因为只有长久享受波希米亚泥土芬芳的音乐家才能奏出如此清新朴素、富于生气的音乐。

　　说心里话，我对欧洲老牌乐团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访沪音乐会的期待不亚于柏林爱乐，因为我不仅盼望再次现场聆听我非常喜爱的马勒的《第五交响曲》，而且很想亲眼见识一下该团现任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大卫-津曼（David Zinman,1936-）的风采。我第一次知道大卫-津曼这个名字是在1992年，那时我正在洛杉矶的加州大学（UCLA）攻读音乐学博士学位。还记得那天我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唱片行闲逛，刚跨进大门，里面正在播放的一张唱片就立刻吸引了我，管弦乐队的如泣如诉和女高音震人心弦的悲伤之歌让我分外感动。一打听才知道，正在播放的是当代波兰作曲家格莱斯基（Henryk Gorecki, 1933-2010）的《第三交响曲》（悲歌），演唱者是美国正当红的女高音歌唱家唐-乌普肖（Dawn Upshaw），伦敦小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大卫-津曼。格莱斯基的这部交响曲完成于1976年，作品问世后并无多大反响。但是，十六年后，当津曼指挥的版本一出现，立刻在欧美音乐界引起轰动，唱片的销量超过百万张，并长时间地占据古典音乐畅销榜的显赫位置。这一独特现象的原因除了格莱斯基音乐本身的艺术蕴涵重新受到关注之外，津曼与他手下音乐家的激情演释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津曼吃透了这部交响曲的悲剧精神，乐队与女高音才能在他的指导下将音乐的戏剧张力与艺术美感发挥到极致。在我看来，就凭这张唱片的艺术震撼，津曼完全可以跻身当代大指挥家的行列。津曼也是马勒音乐的专家，他和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一起录制的《马勒交响曲全集》受到很高的评价。所以，亲历现场聆听由自己心仪的大指挥家演释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我自然是充满了期待。

　　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音乐会的演奏曲目除了马勒的《第五交响曲》还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这样的安排意图明确，那就是“呈现传统，感怀浪漫”。舒伯特与马勒虽然都是浪漫派作曲家，但他们分属于两个时期，前者的浪漫风格中蕴含着古典主义的韵致，后者的浪漫激情中则透露出“现代性”的意味。然而，将舒伯特与马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德奥交响曲的艺术传统，尤其是独特的“维也纳气质”成为他们共享的艺术源泉之底蕴。舒伯特逝世于1828年，他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浪漫派作曲家并无什么影响，真正从舒伯特的音乐遗产中受益的是活跃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勃拉姆斯，布鲁克纳与马勒等人。因此，我认为这台音乐会的特殊意义在于体悟浪漫传统的“情”与“味”。

　　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堪称交响乐艺术领域中的经典，几乎每位指挥家都乐意将此曲纳入自己的音乐会曲目。如果说津曼对第一乐章的处理显得中规中矩，那么他在第二乐章的演释中则融入了个性化的理解：长气息的歌唱性呈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淳厚、舒展的抒情品质让人感到舒伯特音乐风格中特有的清澈与隽永。显然，津曼深知他手下这个乐团弦乐声部超乎寻常的表现力，而这种柔美的音色和细腻变化的表现层次是展示舒伯特这部交响曲必须具备的“核心要素”。

　　与《未完成交响曲》相比，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无疑给了津曼与他的乐团更多展示精湛艺术水平的空间。正是有了这种宽阔的表现空间，津曼指挥的马勒《第五交响曲》带给了我们更多富于新意的浪漫韵味。例如，谐谑曲乐章的处理就别具一格。在马勒的构思中，这个处于作品整体构架“中心”的舞曲乐章具有独特的艺术意义。为了突出谐谑曲浓烈的奥地利民俗气息，津曼安排担当演奏重任的独奏圆号站立于靠近指挥的舞台口，这类似于协奏曲中独奏家表演的形式不仅加强了独奏圆号的音乐气势，而且在更开阔的场域中展现出独奏圆号传递的音乐蕴涵——连德勒舞曲的率真、舒朗让我们倍感人生的欢畅。

　　像众多喜欢马勒《第五交响曲》的人一样，我也特别注意指挥家对第四乐章小柔板（Adagietto）的处理。这是浪漫派音乐中最优美动听的乐章之一，它本是马勒向阿尔玛表达爱意的情感倾诉。有的指挥家对此乐章的演释过于夸张，有意拉长的速度总让人觉得少了一份真挚。刚开始，感觉津曼的速度似乎又稍微快了一点，然而经过几次的音乐起伏，当音乐达到情绪的最高潮时，我才体会到津曼对这一乐章的速度变化及整体把握相当有说服力，因为在这种比较流畅的韵律中，马勒的柔情音乐反而更显现出动感中的悠远和浪漫情怀的温润。

　　马勒《第五交响曲》中最令人激动的应该是第五乐章，它表达的正是让我向往的美好情境：田园的美景、生机的勃发和通透心灵的光明。津曼对这一乐章的演绎格外强调音乐的流动感，极力营造乐观向上的情趣。在此，乐团超一流的弦乐再次显现出丰富多变的表现力与强烈的艺术激情，推动着音乐一层层地冲向高潮。感到略有不足的地方是音乐高潮处的铜管部分少了一点爆发的“劲头”，这里本当出现让人震颤无比的艺术激昂。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音乐会上的马勒《第五交响曲》，其实柏林爱乐和捷克爱乐此次访华都上演了马勒的作品，前者奉献的是《第九交响曲》，后者演释了《第六交响曲》，只是由于档期或其他原因，这两台音乐会仅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这对渴望融入“马勒年”（2011年适逢马勒逝世的百年纪念）的上海众多马勒乐迷来说确实有些不公平。但是，这种遗憾也有可能激发出更大的爱乐热情。为缅怀著名作曲家诞生或逝世而专门策划的“纪念年”自然是推进传播这位作曲家其人其乐影响的不可缺少的动力，然而，我以为感悟音乐、走近大师、理解传统的最重要的“接受”（reception）来自于“纪念年”热潮之外的持久的静心聆听与独自品味（包括音乐会现场体验和唱片鉴赏）。真正的爱乐精神绝不是一种赶时髦的文艺冲动，而是一种期盼与音乐大师进行“对话”的精神诉求——爱乐的“原动力”永远关联着触动心灵的艺术感怀和人文体察。我们无需膜拜音乐大师，但我们必须真诚地向交响乐传统致敬，因为正是有了舒伯特、勃拉姆斯、布鲁克纳、马勒、德沃夏克、拉威尔等伟大作曲家笔下的交响杰作以及像柏林爱乐这样卓越品质的交响乐团的精彩表演，我们才能多拥有一份珍贵的人生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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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教程] 向交响乐传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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