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的推理乐趣

电视剧《白夜行》的原著者东野圭吾被称为“出版界的印钞机”本报记者 江丹

　　近日，因为喜剧推理电影《唐人街探案》的上映，侦探小说引起诸多读者的关注。其实，作为一种讲究逻辑和智慧的类型小说，侦探小说一直在小众地流行着，它的写作者和作品也不仅仅是每年都位列畅销榜前列的东野圭吾和《白夜行》。

　　一场智力较量

　　电影《唐人街探案》上映后，不仅收获票房，也收获口碑。不少影评表示，这部电影堪称惊艳，其中的优质元素不仅仅是让人捧腹的喜剧情节，还有出乎意料的本格推理：密室杀人、逻辑设计、多重反转等。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如此类型和质量的电影实在有点难得。一些喜欢侦探小说的观众甚至梳理了电影台词和情节涉及的名家和作品，如埃勒里·奎因的《暹罗连体人之谜》、歌野晶午的《密室杀人游戏1.0》、杰克·福翠尔的《遗失的镭》，以及青崎有吾的《体育馆杀人》等，当然，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也是必不可少的，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更是不能忽视的。电影主人公所说的那句“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那也是真相”，便是福尔摩斯的名言。

　　从严格意义上说，最早的侦探小说始于170多年前的那部《莫格街谋杀案》，美国作者埃德加·爱伦·坡在其中塑造了一位私家侦探杜宾的形象。故事讲的是巴黎莫格街上发生的一起凶杀案，一对富有的母女遇害，屋内的贵重金币却未丢失，证人听到却听不懂两位受害者之外的第三者声音，但是案件发生后又没有看到任何人从现场离开。杜宾通过重重推理，最终判断凶手是一只猩猩，并设计捉住了猩猩的主人。

　　此后的很多侦探小说都借鉴了《莫格街谋杀案》的形式。日本侦探小说作家岛田庄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的成名作《占星术杀人魔法》的主人公御手洗洁便有杜宾的影子，在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想到了埃德加·爱伦·坡的那部《莫格街谋杀案》。

　　如果你不喜欢侦探小说，那么你可能这样描述它的脉络特征：一位私家侦探或者警察，通过缜密的推理，发现不可能之后的一点点可能，最后侦破案件。英国诗人、批评家W·H·奥登曾如此总结过侦探小说：“一起凶杀案发生了，多人受到怀疑。除凶手之外，其他人都被排除。结局是凶手被绳之以法。”侦探小说能够吸引那么多的读者，显然不是因为这样的总结，而是其中挑战智力的推理过程和最后不可思议的结局。

　　在福尔摩斯迷的心目中，《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猎犬》算得上是经典，尽管面临剽窃的争议，但是其中的推理设计在当时堪称一绝。巴斯克维尔家族面临继承的问题，庄园主查尔斯爵士却在夜间被一条浑身燃着蓝色火焰的恶犬袭击，受惊而亡，新的继承人亨利爵士也受到这样的威胁。整个庄园人心惶惶，因为巴斯克维尔家族祖上有过恶行，祖辈就有人丧命在凶悍猎犬的利齿之下。最后，福尔摩斯通过观察和设计验证，发现凶手是想要争夺庄园继承权的家族成员斯台普敦利。他利用家族恶犬的传说，豢养凶犬，给它涂上磷后在夜间放出，埋伏在庄园附近袭击继承者。

　　对中国读者来说，最熟悉的当属东野圭吾。他被称为“出版界的印钞机”，作品长居图书畅销榜前列，并不断地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搬上银幕或者登陆荧屏。《嫌疑人X的献身》被视为东野圭吾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并帮助他获得日本文坛价值相当高的直木奖。故事里，石神哲哉是一位数学天才，却只能做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石神哲哉暗恋着邻居花冈靖子，在发现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后，为其设计了一个足以掩盖真相的不在场证明躲过了警方的盘查。石神哲哉杀死了一位死去却不会引起注意的流浪汉，调换了靖子丈夫的尸体，从而改变“案发”时间。当然，这一切最终被思维缜密的警察汤川学识破。

　　关注社会问题“解谜”是不少读者阅读推理小说的动力和乐趣所在，就像走迷宫，配合作者的重重设计，最终找到真凶，跟故事里的警察或侦探一起探案。但是，这并非推理小说作者的最终写作目的，他们并不满足自己的作品仅仅被用来消遣和进行智力闯关，更看重以这种自己所擅长的方式来关注社会问题。要知道，就连动漫《名侦探柯南》每一集的开头都会提醒观众，现代社会飞速发展，新型犯罪层出不穷。

　　暨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卫景宜就曾在其论文《柯南·道尔侦探小说里的社会伦理镜像》中，探究福尔摩斯世界对当时道德价值和社会心态的折射问题。在卫景宜的研究中，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侦探技巧和逻辑推演值得关注，但是其中反映的社会伦理问题也不应该被忽视。

　　福尔摩斯系列的创作时间跨越英国维多利亚后期至20世纪初期，当时百年工业革命成功，英国社会从农业和手工商业向现代工业化转型，政治与文化相对宽松民主，国家和人民开始重视个人权利。这些在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中均有反映，比如复仇类故事的结局往往是正义必胜，法律责任不可避免，“共同构建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在一些与隐私有关的故事中，福尔摩斯往往尽力保护社会人士尤其是上流社会人士的个人隐私，在《米尔沃顿的奇遇》中，福尔摩斯和搭档华生夜间潜入利用上流社会隐私消息进行敲诈的米尔沃顿的住所，希望悄悄取回涉及当事人隐私的信件，却目睹一位因隐私暴露的受害者枪杀米尔沃顿，两人决定对此保持沉默。在这个故事里，隐私泄露的代价有可能是家庭破裂。所以在学者的研究里，这实际上是维多利亚社会注重家庭、视家庭为道德基础的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折射，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贵族依然占据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支配地位。

　　东野圭吾也是看重探讨社会问题的推理作家，在涉及作品里的一些时间界定时，他往往直接使用社会事件。比如《白夜行》中，警察笹垣发现妻子竟然一大早去排队买手纸，其他人也开始囤积肥皂之类的商品，这实际交代了故事的背景，1970年代，日本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和泡沫经济危机。唐泽雪穗与高宫成结婚的时候，东野圭吾安排了一个情节来点明时间问题，他让坐在雪穗邻桌的两个关西口音男子大声谈论棒球，“话题当然是阪神老虎队。这支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球队今年却让所有专家跌破眼镜，优胜竟已唾手可得。”现实中，阪神老虎队曾在1964年、1985年、2003年获得过冠军，结合故事里的时间脉络可知，雪穗这次结婚的时间是1985年。而《白夜行》本身也是一部探讨社会伦理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推理小说。



　　东野圭吾的这一社会派风格在日本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松本清张，主张要重视探讨造成犯罪的社会原因，反映种种社会矛盾。但是在更早之前，日本推理小说并不走这样的路子，在另一种风格——本格推理概念诞生的20世纪20年代，它的主张者江户川乱步便认为，推理小说应该回归原汁原味的推理，案件的侦破过程和对诡计的设计才是重点。但是侦探小说作家是社会人，他们的作品也必然有社会的影子。

　　解谜是阅读推理小说的一大乐趣，解谜之后却或多或少总能感受到一点与社会有关的沉重。毕竟，推理小说的情节设计里必然要有犯罪，要有社会之恶，在任何一个追求真善美的社会里，它们的出现都绝非无缘无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