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发展历程

宋词、元曲，是继唐诗之后诗歌史上与之并峙的又两座高峰。宋代的文坛是词的天下，但是，宋诗仍然足与唐诗分庭抗礼。从数量来讲，无论诗人还是诗篇都在《全唐诗》的两倍以上。仅陆游一人存诗已超过万首。其中不乏名家名作。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读宋诗“如同在大街上走，常常看见熟人”(《什么是宋诗精华》)。
    与唐诗相比，宋诗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色。首先是，“题材广而命意新”。(《宋诗钞》序引)宋诗人在诗歌表现的领域进一步开拓，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唐诗人将诗歌从宫廷移到市井，从台阁转到江山与塞漠，那么，宋诗人则进一步地将诗歌由市井扩展到日常琐见杂闻，从江山塞漠伸展到花鸟虫鱼以至微观领域之中，并且多侧面地深化了同一题材的认识意义与审美情趣，创造出一片独具面目的艺术峰峦。其次，过分集权与重文抑武的国策给宋代带来了“积弱”的局面，对外屈膝求和，对内残酷剥削，宋诗人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用诗歌抨击时弊、关心时事的传统，写下了一系列痛诉爱国激情、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与唐诗相比，这些作品不仅题材有所拓展，而且在揭示现实矛盾方面有所深化，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再次，在重文抑武的政策下，宋诗人取得了比任何时代诗人都优越的社会地位，他们或身居高位，或处于政治活动中心，他们用精美简练的诗语表述政见，诗歌成为他们表达思想观点，发表政治见解，甚至是党同伐异的有力武器。“以议论为诗”成为宋诗的一大特色。诗人们调动比喻、夸张、象征、移情、拟人等手段，有血有肉地表现自己爱憎分明的政治观点，尤其那些爱国诗人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写下了许多警顽启懦的名篇佳句，传诵千古，收到了一般咏物言情诗作无法比拟的社会效果。最后，在诗的艺术形式上，宋诗人在继承杜甫的基础上扩大了拗救的使用范围，并且大量采用仄声字作韵脚，有意识地避熟就生，脱俗求新，追求那种峭刻瘦硬的风格。有别于以情韵取胜的唐诗，而以意趣见长。如果说唐诗似香浓味醇的美酒，则宋诗即如初苦后甘的橄榄或色淡味厚的佳茗，前者多含蓄蕴藉，后者则回味隽永。
    宋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曲折的过程，可以分作四个阶段：
    初宋：自宋太祖建国到仁宗天圣八年(960－1030)，忙于北讨南征，未暇顾及文学。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成就不大。随南唐后主李煜降宋的徐铉却卓然不群，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出了怀念故国、感慨人生的忧郁情怀。柳开、王禹偁以杜甫、白居易继承者自居，写了一些关切国运民生的作品。杨亿取传说中天帝藏书之所“西方昆仑群玉之府”中的“西昆”二字为题，将史馆馆臣们在编《册府之龟》时的酬唱之作辑为《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西昆体诗人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宗法李商隐，其作品音律谐美，词采精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魏野、林逋等隐逸诗人乐于写一些题材细小的咏物诗篇。其间王禹偁的诗作成就最大，其作品为宋诗的发展辟出了一条健康的道路，“开宋诗一代之面目”(叶燮《原诗·外下篇》)。
    盛宋：从仁宗天圣九年至靖康之难(1031－1126)的九十五年间，是宋诗最为繁盛的阶段，可谓人才辈出，异彩纷呈。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都是诗文革新的主将，他们用诗歌揭示社会矛盾，抒发报国志向，在表现手法上则吸收并发展了韩愈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倾向。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继之而起，用大量成功的诗作丰富并巩固了诗文革新的成就，被称为“革新派”。尤其是苏轼，他的诗歌多方面地展现了现实生活，富有批判精神，其风格自然奔放、挥洒自如，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浑涵、韩愈的矫健、白居易的流丽，以至刘禹锡、韦应物等人的特点，在他的诗中都兼而有之。其作品犹如博纳百川、涵汇万状的大海，无边无际，或汹涌澎湃，骇人耳目；或碧波涟漪，摇曳生姿。从审美意义上讲，苏轼的诗歌是唐诗的杰出继承者，代表着宋诗的最高成就，是北宋诗歌之魂。黄庭坚系苏门弟子，却能另树一帜，他以杜诗为宗，创造出生新瘦硬、精警峭拔的“山谷诗风”。其后，学之者众，衍为江西诗派，是宋诗的主流。陈师道，张耒也是苏门中人，成就与影响仅次于苏、黄。在欧、王、苏、黄的周围，都各自有数十位甚至近百位较有名气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异彩纷繁，在盛宋诗坛形成繁花竞放的局面。苏轼和黄庭坚是奠定宋诗风格特色的代表诗人，苏、黄一出，宋诗与唐诗的界限判然始分。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宋诗至此号为极盛。徽宗登基之后，受蔡京等所谓“变法派的后继者”的怂恿实行诗禁，使诗坛一时处于低潮，晁说之、江端本等一批诗人却不畏高压，写下了一些讽刺丑类、鞭挞暴行、抨击黑暗的诗章，为北宋诗坛增加了最后一片亮色。
    中兴：从靖康之难到爱国诗人陆游逝世是宋诗的中兴时期(1127－1210)。“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遗山诗》)。靖康之难，金人的铁蹄踏遍了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却大大激发了诗人们的爱国情怀，晁说之率先用诗笔记载了颠沛流离之苦；陈与义继之以雄浑悲壮的情调写出了一曲曲沉痛感人的哀歌，由北宋南渡的爱国诗人中他享名最盛；刘子翚、黄公度、吴芾等诗人，也以诗作抒发故国陆沉之悲、偏安一隅之恨。孝宗北伐中原失败，没有实现国运中兴，诗坛却得到兴盛。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等“四大中兴诗人”，以悲壮激越的歌声，细致多变的笔调，多方位多侧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精神风貌。陆游是古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爱国诗人，他的诗贯穿着誓雪国耻、抗敌御侮、实现统一的主题，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热血男儿为祖国的独立与自主而奋斗。范成大的诗同样显示出炽烈的爱国热情，而他反映农民生活与苦难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被称为集古代田园诗之大成的杰作，透示着土膏露气之美。杨万里那善于捕捉自然风物特征和动态的“诚斋体”，写得活泼、灵动、新颖、幽默，富有情趣，颇受人称道。围绕在他们四周的陈造、刘过、姜夔等一大批诗人，分别在揭露社会矛盾、抒发爱国情感、描绘山川风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
    晚宋：从陆游逝世到南宋灭亡(1211－1279)。这一时期先后有三种诗潮：一是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在叶适的扬彰下，以“永嘉四灵”面目出现，标举晚唐诗风。二是声势浩大的江湖诗派。其中刘克庄、赵汝鐩、戴复古、刘过、姜夔、敖陶孙等都是代表人物，他们关切时事，其诗作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另一批江湖诗派的诗人，如叶绍翁、施枢、张榘等看透了南宋的灭亡已无可挽回，甘心远离尘世，精心用短小的绝句描绘赏心悦目的自然景物。三是爱国诗潮。以文天祥为首的爱国志士用血泪将国家存亡、民族兴衰、人生荣辱和历史的责任感交织成诗篇，反映悲壮刚烈、辛酸屈辱的复杂的历史真实，震撼人们的心灵，他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可作代表；而汪元量那史诗般的《醉歌》、《湖州歌》，则哀婉凄楚地展现出拥有三百二十年历史的宋王朝灭亡的惨象。谢翱、谢枋得、萧立之的诗作也为宋朝的灭亡谱写了哀歌。这类诗歌为宋代诗坛带来最后一抹晚霞般的光辉。正如钱谦益所说：“宋之亡也，其诗称盛。”(《致胡果诗序》)
    回顾宋诗的发展历程，如果用“盛唐气象”概括唐诗的话(林庚先生语)，宋诗则可以用“隆宋气象”加以概括。隆宋诗人大多心仪盛唐，隆宋气象则是盛唐气象在易代之后的传承。前者以广阔、悲壮、慷慨、雄浑、高华、丰腴为特色，后者则以精细、伟岸、深邃、澄澈、淡逸、瘦劲为特征。二者同样凝聚着华夏文化自强不息的刚健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