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的发展历程

   随着政权的易帜，元末一大批有成就的诗人步入了明代。其中出名的是被称作“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以及以《白燕》诗闻名的袁凯。四杰中最有成就的是高启，他被誉为“有明一代诗人之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长，无不兼长”。四杰之外，还有被称之为“闽中十子”的林鸿、高棅等人，标举盛唐，仿效各体，开了“三杨”及前、后七子的诗风。但是，明初至永乐间，被迫害致死的诗人有方孝孺、解缙、瞿佑乃至宋濂、刘基、汪广洋、杨基、张羽、徐贲等一大批，一时间诗人噤若寒蝉、诗坛窒息。于是，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应运而生，诗的舞台由民间转向宫廷，三杨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以阁臣之尊，用诗歌阿谀谄媚，粉饰太平，格律包装美观而思想苍白。不久即被世人厌弃。到成化之后，诗界酝酿着拨乱图变。茶陵(今属湖南省)李东阳起而倡导师古、宗唐，恢复比兴寄托之旨，提出“诗贵意”，“可歌可咏”的主张，并创作出大批内容实在、格调健朗的作品。他的门生、挚友数十人为之羽翼，成为上变台阁，下启前、后七子的桥梁。同时，诗坛不树旗帜、不立门户的诗人也纷然出世。例如，于谦、郭登关注民生、爱国感时的诗作；张弼讽刺现实的诗歌；沈周鲜活爽利的题画诗等等，打破了“台阁体”的“一风倒”局面，与“三杨”作品形成了鲜明对照。
    从弘治、正德到嘉靖、隆庆，明中叶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明诗复古风靡，是最能体现明诗成就、显示明诗主要风貌的时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虽都以复古自命，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但是论诗与创作，却各辟蹊径。李梦阳的诗雄迈浩荡，以气骨胜；何景明诗谐雅清丽，以丰神胜；徐祯卿英裁矜贵，以格韵胜；其他各子也均有擅长。他们在同一理论下各有侧重，拟古而多有真性情，不失为一代诗宗，成为后七子的前导。在他们的努力下，明诗走入了极盛期。
    到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结为诗社，是为“后七子”。他们虽与前七子隔绝数十年，但声应气求，如出一辙。文人学士多奔走其门下，一时诗人辈出，有后四子、后四十子之目，高踞诗坛达四五十年之久。七子中李攀龙工律绝，俊洁响亮，足以弹压一世；王世贞博学多才，精切雅致，各体皆工；谢榛专长五律，神简气逸，沉着顿挫；其余诸子，亦皆各擅其长。在前、后七子踔厉诗坛时期，不为其诗风所动的还有杨慎、高叔嗣等。杨诗艳情丽曲，流布天下，晚年步李、杜、苏、黄，渐趋苍老；高诗则契唐本宋，冲淡蕴籍。其他如吴中诗人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人，本以书画名世，诗亦各具风格，自成一家。
    由于七子末流趋于剿袭模拟，万篇一音，陈因生厌，因此“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狙起创“性灵说”。三袁之中宏道系中坚，他主张作诗要任性而发，直接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才是好诗、真诗。在三袁倡导下诗坛变得富有情感韵趣，新人耳目。但由于有一批作家盲目追随公安派的伪俗俚巧，使诗歌走向鄙俚，风华扫地，于是又有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起而攻之。他们主张文学创作应提倡孤怀、孤诣，反对摹古，作诗讲究苦吟，雕镂镌刻，诗风幽深孤峭，在愤世嫉俗中表现耿介高标的格调。同时，与“公安派”思想上同受李贽影响，创作上同受徐谓启迪的汤显祖，也不肯附庸袁氏风雅，而自立于文学之林，独辟门户。其他如岭南诗人区大相等，作诗讲究格律锤炼，清亮高古；闽中诗人徐熥等圭臬唐人，无割裂恒饤之习；程嘉燧等人，才力雄豪，各体均工：皆足以方轨前哲，比美昔贤。
    崇祯至南明的最后结束，是明诗的末季。面对亡国破家人民被屠的苦难，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陈子龙、夏允彝等成立的几社，两相呼应。陈子龙编《明诗选》，重新抬高前、后七子，以之与公安、竟陵派抗衡。其所作诗歌信笔直书，剖心输肝，表现忧国伤时的哀痛和愤慨激昂的情感，产生动人心魄的力量。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陈子龙、张煌言、夏完淳、瞿式耜、吴应箕、邝露、黄淳耀等。尤其陈子龙、夏完淳的诗作风格沉雄顿挫，音调慷慨悲凉，文情并茂，贯穿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英雄失路的悲哀，与宋末文天祥的作品在诗史上前后辉映，成为整个明诗的殿军。

综观明代的诗歌，就真情实感来说，成就最大的当推明初与明末。社会的动荡，给诗人带来不幸，但丰富了诗人的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同时残酷的现实，使诗人们抛弃了装点门面、为作诗而作诗的假性情，诗作直抒胸臆。而台阁体、前后七子、公安、竟陵、复社、几社等派，亦各有所长，共同铺就了明诗发展的轨迹。明诗规模如何，《全明诗》正在编纂，尚待见分晓。而钱谦益《列朝诗集》收明诗二千余家，几与全唐诗作者数目相当；朱彝尊《明诗综》收诗人三千四百多家，诗作一万六千余首；陈田《明诗纪事》收近四千家。足见明朝是“聚一代之才”，成“一代之诗”，其诗体制的完备，数量的丰富是不容置疑的，总体的数量与质量均达到可夸耀的水平。
    明诗由于受工商业发展的影响，市民意识有所抬头，明诗人中出现了重视个体自由的倾向，既肯定个人有现世享乐的权利，又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为自我丧失即心灵受束缩而悲叹。这些意识贯穿在诗歌创作中，从人的真实内心或原始本性出发，李贽倡“童心”说；汤显祖以“情”反理；袁宏道提出“性灵”说，主张诗“任性而发”；谢榛提出“性情之真”，“人不敢道，我则道之”；徐渭反对“鸟学人言”；何景明则提出“领会神情”、“不仿形迹”等等。这些学说与理论，上继唐贤，下启清人，对清代诗歌艺术的开掘起了重要作用，是古代诗歌宝库中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我们应当拨开迷雾，给它以公正、科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