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乐府诗特点

从隋文帝杨坚建元开皇，中经炀帝、恭帝、越王，至唐高祖李渊建立大唐帝国(581一618)，是为隋代。隋代乐府多为文人拟作，见于《乐府诗集》者60余首，分别归入“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及“杂歌谣辞”中，代表作家有卢思道、薛道衡、虞世基、辛德源和王胄等二十余人。其中以卢思道的《从军行》和《美女篇》、薛道衡的《昔昔盐》、辛德源的《白马篇》等较为有名。或似南朝，或同北风，尚未形成独特风格。需要一提的是，那个历史上颇为有名的荒淫无道皇帝隋炀帝也附庸风雅，《乐府诗集》中就收有他的《春江花月夜》二首、《锦石流黄》一首、《喜春游歌》二首、《步虚词》二首、《纪辽车》二首及《江都宫乐歌》一首等。上行下效，在他即位的十余年，隋代文学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倒也掀起了一阵子“香艳乐歌运动”(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在乐府文学史上，也还不失其为不可缺少的一页。
    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一场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主旨的诗歌革新运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李绅写了《新题乐府》诗二十首送元稹，元稹也随即写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诗十二首。后来的白居易又写了《新乐府》五十首，正式标举“新乐府”旗帜。他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稹也提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调”(《乐府古题序》)。这对魏晋以来的一些多借用古题、内容与题目不协调，或虽用新题，内容又并非皆为时事之作来说，无疑是一次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的突破，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世的乐府诗及历代诗坛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新乐府运动和乐府诗在唐代的勃兴决不是孤立或偶然的，相反，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学基础。社会矛盾的复杂激烈，要求作家正视现实和反映现实；汉魏以来的乐府诗，初盛唐时期自上而下的乐府诗作家群的创作实践，使之出现和蓬勃发展也就成为必然。元、白之前，唐太宗、高宗、中宗、玄宗等人都提倡音乐和喜爱诗歌，太宗李世民还写了《饮马长城窟行》乐府诗。仅据《全唐诗》卷17－29标明“乐府”部分统计，有乐府诗流传的作家就有230余人，作品近1200余首。它们分别属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七类。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陈子昂、张若虚、张说、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张祜、孟郊、李益、张籍、王建、刘禹锡、李贺、卢全、陆龟蒙、李群玉、韩愈、柳宗元等人，都有乐府佳作。这些乐府诗都未入乐，是以《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序》云：“新乐府者，皆唐人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郭茂倩所说的新乐府，包括了唐代所有的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它们完全摆脱了音乐而具有了独立的文学价值。元、白之前，李白和杜甫对乐府诗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经元、白在理论上的倡导和创作实践的影响，唐代的乐府诗对后世的一切新题乐府诗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现在流存的作品看，以文人创作为主体的唐代乐府诗的内容比前代乐府诗更丰富了，写战争徭役的有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陈子昂、王昌龄的《出塞》，卢照邻、李白的《战城南》，张籍、王建的《陇头水》，王维的《陇头吟》，杜甫的前、后《出塞》和《兵车行》，骆宾王的《从军中行路难》，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上列诸人之作，或写壮士立志御边，或写战争残酷，或写征人妻子怀远等，从多方面反映了战争徭役生活。写男女爱情婚姻生活的有张祜的《莫愁乐》，施肩吾的《襄阳曲》，杨巨源的《大堤曲》，李白、王昌龄等人的《采莲曲》，张籍、刘元淑等人的《妾薄命》，张继的《长相思》，聂夷中的《夜夜曲》，孟云卿的《生别离》，刘叉的《怨诗》等。上列诸人之作，或写男欢女爱，儿女情长；或写所爱别离，相思不已；或写女子被遗弃，悲怨无穷等，从多方面反映了世俗男女种种情态。写宫妃生活的有李白、吴少微的《怨歌行》，徐贤妃、岑参的《长门怨》，徐彦伯的《班婕妤》，刘禹锡的《阿娇怨》，陆龟蒙、刘方平的《婕好怨》，长孙佐辅的《宫怨》，崔国辅、胡曾的《妾薄命》，杜甫的《丽人行》，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等。上列诸人之作，多写君恩不定，宫妃、宫女备受精神折磨，揭露了嫔妃制度的罪恶。写世道坎坷、伤时怀古的有孟郊、崔颢的《长安道》，元稹的《董逃行》，李白的《上留田》、《野田黄雀行》、《蜀道难》、《梁甫吟》，杜甫的《苦寒行》、《贫交行》，刘希夷的《白头吟》，白居易的《反白头吟》等。上列诸人之作，或叹世道丧乱，或惧人事险恶，或哀好景不常，或劝洁身自爱等。世俗的尔争我夺、陷阱四伏、祸福难测等人情世态都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写游侠生活的有李白、王维、王昌龄、张籍、李嶷、杜牧等人的《少年行》，李廓的《长安少年行》，李益的《汉宫少年行》，崔颢的《渭城少年行》，高适的《邯郸少年行》，元稹的《侠客少年行》等。上列诸人之作，或写其慷慨悲歌，意气豪迈；或写其呼朋引类，一掷千金；或写其志得意满，及时行乐。……这是一群官员子弟和宫廷禁卫人员的生活写照。还有一些作品写农民穷苦生活，如白居易的《观刈麦》、《采地黄者》，元稹的《田家词》，张籍的《野老歌》等。此外，很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写商人生活的作品。封建统治阶级一向重农抑商，商人进入诗歌多为思妇怀人之作。而唐代的乐府诗却一反传统，写了商人们远行不定、跋山涉水、经历种种风险和弃农从商、唯利是图等多方面的生活及思想。如李白、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刘禹锡、刘驾的《贾客词》等。这些作品写了市民力量的逐渐抬头。与前代乐府诗相对较，唐代乐府诗的题材范围是扩大了，这是新乐府运动及其创作实践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