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乐府诗特点

宋金元时期，词曲盛行，作家们倚声填词，合乐而歌，人们因而常把词集或散曲集称为“乐府”。如《东坡乐府》、《诚斋乐府》、《东篱乐府》、《小山乐府》等。还有一些散曲选集也被称为乐府者，如《太平乐府》、《乐府群珠》、《乐府群玉》等。这些被称作乐府的词曲，主要是它们可以“入乐而歌”的缘故，与传统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为事而作”的乐府诗还是有区别的。
    这一时期，由于词曲成为文人们抒情咏物的主要文学形式，因而对采用旧题或另立新题而写的乐府就注意不够，但一些词曲大家还是写了一些乐府佳作。如宋金的欧阳修、柳永、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苏辙、杨万里、范成大、陈与义、陆游、刘克庄、陈师道、晁补之、谢枋得、陈造、文天祥、元好问等。元代一些散曲大家亦写乐府诗，如刘因、赵孟頫、贯云石、虞集、萨都刺、杨维桢、倪赞等。诗人戴表元、郝经、许衡、黄溍、王恽、袁桷、马祖常、范梈、迺贤、丁鹤年、吴师道等也写了不少乐府佳作。一些作家有多种体裁的集子也以“乐府”取名，如王恽的《秋涧乐府》和杨维桢的《铁崖乐府》等。由上可见，这一时期的词曲虽然成为文人们抒情咏物的主要文学形式，但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的乐府诗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宋代乐府多写农村生活，反映民生疾苦。如柳永的《煮海歌》，文同的《苦寒行》，刘攽的《城南行》，王令的《饿者行》，苏轼的《画鱼歌》，范成大的《冬舂行》，尤袤的《淮民谣》，陈造的《田家叹》，王炎的《冬雪行》，刘克庄的《筑城行》等。上列诸人之作，或写盐工之苦(《煮海歌》)，或写劳役之悲(《筑城行》)，或写天灾为虐(《城南行》、“饿者行》、《田家叹》)，或写税赋之重(《画鱼歌》、《冬雪行》)等。还有一些借古喻今、借他事喻此事之作，如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陈师道的《放歌行》，唐庚的《鸣鹊行》等。上列诸人之作，或以昭君之不幸喻自己之“失意”；或以美人青春被耽误喻人才被埋没；或以鸣噪之喜鹊喻势利小人。此外，写思妇怀远的则有徐照的《征妇思》，高翥的《戍妇叹》；写子死母悲家庭悲剧的则有《谁何笑》等。这些作品多充满了诗人的忧患意识。
    金人以诗名者有赵秉文、王若虚、李俊民和元好问等，其中以元好问最为有名。元氏的乐府诗题材范围宽广，或写农家生活(《驱猪行》)，或写征戍之苦(《望归吟》)，或写少年游侠(《长安少年行》)，或伤时叹世(《天门引》、《黄金行》、《南冠行》、《解剑行》)，或写男儿立志报国(《征人壮士谣》、《并州少年行》)等。在诗歌史上，元氏诗歌被誉为“诗史”。其成就是突出的。
    元代乐府诗，长篇大什较多，数量也不少。刘因、郝经、耶律铸、虞集、王恽、迺贤、萨都剌、袁桷和杨维桢等人，都写了不少乐府佳作。杨维桢的《铁崖先生古乐府》就保存了杨氏四百余首乐府作品。在乐府文学史上，他可以称得上是高产的文人作家。余如郝经、王恽等人之作，其数量亦颇可观。有元一代的元人乐府，写民生疾苦的有戴表元的《采藤行》，刘因的《苦雨行》，王恽的《大雹行》、《捕鱼歌》、《汜水行》、《紫藤花歌》，黄溍的《可怜行》，袁桷的《越船行》，马祖常的《缫丝行》、《拾麦女歌》，范梈的《闽州歌》，萨都刺的《鬻女谣》，杨维桢的《贫妇谣》、《皇娲补天谣》，倪赞的《苦雨行》等。那些饱受生活疾苦折磨之人有农民、渔民、船工、缫丝工和刺绣工，其中以农民为最多，受苦也最大。天灾、租税，徭役等都是造成苦难的原因，诗人们对这些受苦者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还有一些作品写伤时叹世，怀古咏史，如刘因的《白雁行》、《武当野老歌》、《燕歌行》、《塞翁行》，王恽的《汜水行》、《义侠行》，郝经的《江湾行》、《青州山歌》、《入燕行》、《居庸行》、《化城行》，虞集的《白翎雀歌》，王逢的《银瓶娘子引》，迺贤的《三峰山歌》等。上列诸人之作，或伤时忧难，感叹历史兴亡；或借古喻今，规劝统治者；或缅怀义烈女子，或悼念阵亡将士……这些作品，更多地倾注了诗人的个人感情。此外，写世道不公的有戴表元的《招子昂饮歌》，郝经的《贤台行》；写乡国之思的有郝经的《江声行》：写小儿女之情的有丁鹤年的《采莲曲》，迺贤的《塞上五曲》之三；写思妇怀远的有赵孟頫的《有所思》，萨都刺的《征妇怨》，吴师道的《燕子行》；写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有萨都剌的《百禽歌》等。总之，元代乐府诗反映元代社会现实生活是相当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