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特点

从汉代正式设立官署开始采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到后来的旧题或新题乐府，尽管他们有产生的时代条件、民歌与文人创作、短制与长篇、入乐与不入乐、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但由于它们与社会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尔一些思想与艺术都值得肯定之作，多具有鲜明的现实性、社会性、叙事性、抒情性等特点。
    从题材上看，乐府诗的内容多涉及爱情婚姻、战争徭役、孤儿游子、农工商贾、离别相思、伤时感怀、咏史怀古、耕织劳作、天灾人祸、世风习俗、以及反帝爱国等。这些不同时代的作品，反映了各自时代人们的生活遭遇和社会风貌，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与追求。
    从创作方法上看，乐府诗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至曹操父子而又提出“借古题写时事”，至唐代新乐府运动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一直发展到近代“诗界革命”的中坚人物黄遵宪提出的“诗之外有事”(《人境庐诗草序》)而延续不衰，显示了这一创作方法的强大艺术生命力。当然，在现实主义这一主潮中，并非排斥浪漫主义之作出现，《焦仲卿妻》、《华山畿》、(“君既为侬死”首)、一部分南朝民歌、曹植、李白等人的部分乐府诗，都充满了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从表现技巧上看，乐府诗记事写人结合、叙事抒情统一，是艺术上的一大特点。如民歌中的《公无渡河》、《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焦仲卿妻》、《木兰诗》、《李波小妹歌》；文人创作的则有李白《东海有勇妇》，杜甫的《丽人行》，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徐绩的《谁何哭》，王令的《饿者行》，元好问的《驱猪行》，刘因的《武当野老歌》，王恽的《义侠行》，袁桷的《越船行》，萨都刺的《鬻女谣》，杨维桢的《杀虎行》，王逢的《银瓶娘子引》，高启的《里巫行》，吴伟业的《圆圆曲》，钱澄之的《捕匠行》，王士祯的《南将军庙行》，张维屏的《侠客行》，陆嵩的《鬻儿行》，赵函的《十哀歌》，朱琦的《关将军挽歌》，黄遵宪的《冯将军歌》、《降将军歌》、《聂将军歌》等。这些作品，故事情节完整，人物形象鲜明，是成功的叙事诗。
    善用比喻和将描写非人对象拟人化，是乐府诗艺术上的又一特点。如民歌《乌生》、《悲歌》、《枯鱼过河泣》、《猛虎行》，文人创作的则有曹操的《龟虽寿》，李白的《野田黄雀行》，白居易的《青石》，苏轼的《画鱼歌》，刘因的《白雁行》，王恽的《赵邈龊虎图行》，萨都剌的《百禽歌》、《黯淡滩歌》，杨维桢的《老客妇谣》，吴师道的《燕子行》，张显的《白翎雀歌》等。这些作品比喻恰切，拟人生动。
    此外，还有一些乐府诗或极度夸张，如民歌《上邪》，王恽的《大雹行》等；或讽刺幽默，如民歌《陌上桑》，元稹的《胡旋女》，郝经的《白沟行》，刘廷玑的《劝农行》，黄遵宪的《降将军歌》等。文人创作的旧题或新题乐府诗，还常常引经据典，如曹操的《短歌行》，李白的《公无渡河》，元好问的《南冠行》，王恽的《义侠行》、《捕鱼歌》、《平原行》、《紫藤花行》等。这些典故以简炼的文字表达了深邃的思想。
    乐府诗的语言风格丰富多彩。或质朴雄浑，如汉代部分民歌，北朝民歌，以及曹操、高适、李白、张籍、王建、元好问、王恽、杨维桢、高启、吴伟业、黄遵宪等人之作；或纤秀柔婉，如南朝民歌，以及谢朓、吴迈远、刘希夷、温庭筠等人之作；或清丽自然，如一部分汉民歌，以及辛延年、陶渊明、谢灵运、薛道衡、张若虚、王维、李季兰、元稹、白居易、苏轼、陆游、刘因、赵孟頫、萨都剌、吴师道、耶律铸、马祖常、迺贤、何景明、王士桢、梁启超等人之作。语言风格的多样化，有助于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
    从体裁上看，乐府诗的地位和影响也值得重视；萧统《昭明文选》等书在对文学体裁进行分类时就把“诗”、“骚”、“赋”和“乐府”并列，肯定了它独立存在的价值；《焦仲卿妻》和《木兰诗》是我国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为后来的长篇叙事诗开拓了先路；曹操父子的《短歌行》、《龟虽寿》、《箜篌引》、《美女篇》、《燕歌行》等拟作乐府诗，对我国四言诗的继承振兴，对五七言诗的形成的影响，其功绩都不可磨灭。
    总之，乐府诗作为一种与古体诗、近体诗并列的诗歌体裁，由于它始终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生活文明的今天，它仍将闪耀出民主思想的光辉和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